“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S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是否好、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
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来自瞀。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更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被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久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暴虐，向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重涎三尺，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将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亦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并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另立门户，独树一帜。”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至于那些傲狠妄为如安禄山、贪鄙无忌如和砷、反复多诈如李林甫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曾国藩的为官不败，可以说和他的用人之明、谦谨清廉、坦荡至诚等准则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的人，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度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迭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占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一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动才流。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感着余香萦绕。
然而，自1851年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淸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至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妨箫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立即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他对此事的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桌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快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停了一会，他又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士女欢欣，商贾云集，荒榛断莽之区又复白妨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讯都渐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社会史家无不评论，曾国藩此举，实在是深知为政之体的表现。
感悟心得
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欲居官有成，得先免成此四敗。
时到方行
【原典】
沅弟左右：
排递一缄，知守局平安如常，至以为慰。大官圩等处之粮多为我军所焚，则金陵援賊之粮必难久支，城賊之粮多寡，则不敢必耳，计忠、侍引退之期必不甚远。吾前有信矚弟以追为退，改由东坝进兵，先剿溧阳，以至宜兴。先占太湖之西岸，水师亦由东坝进兵，俾李朝斌先在太湖西岸立住脚跟，则战船处处可到，而环湖之十四府州县处处震动，贼则防不胜防，我则后路极稳。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险易之别，但无赫赫之名耳。
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为賊匪所必争。莫若从贼所不经意之处下手，既得之后，賊乃知其为要隘，起而争之，则我占先着矣。余今欲弃金陵而改攻东坝，賊所经意之要隘也；若占长兴、宜兴、太湖西岸，则賊所不经意之要鷗也。愿弟早定大计，趁势图之，莫为浮言所惑，谓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动，贪赫赫之名，而昧于死活之势。至瞩至嘱。如弟之志必欲围攻金陵，亦不妨掀动一番，且去破东坝，剿溧阳，取宜兴，占住太湖西岸，然后折回再围金陵，亦不过数月间事，未为晚也。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
十月初三日
【点击】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他自己身居高位的体验，认为主要应在平时领会居高位之道。
【综述】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0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髙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一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子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说，我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
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寄人篱下”以及为官的人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当你的上司让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时候，进退逆从最难抉择，曾国藩的给面子与忍隐抗上给了人们一个启示。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廷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淸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賊，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賊”，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賊”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賊，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髙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为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淸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賦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賊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容缓”。显然，在淸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根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