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诛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則诰封三代，儿子則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意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
則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踢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僚，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桂于意中。（家书）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就做事方面而言：曾国藩以“明”字为主，以“平实’’为归。他在与弟书中曾言及做事宜从“平实”处用功：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穗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家书）
至于接物之道曾国藩以“廉”字为要。其家书中有所谓“不肯轻受人惠，”即“廉”字之一端。他说：
我自从己玄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耳也。
渠若烈任上来，不应則失之刻薄，应之則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
无责报于我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家书）
其家书中还曾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曰差幸不负始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书）
尤足可见曾国藩的廉洁。
在曾国藩家书中，还反映了他积极的人生观。曾国藩承袭懦家传统观念，所以家书中充满“救国救民”热忱。曾国藩寄弟信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抱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則忧之，蛮夷猾夏則忧之，小人在位肾才否闭則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則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责贱致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家书）
曾国藩的人生观，为奋斗的人生观。致弟曾国荃一函言之深切，列举生平事实为证，言之尤真挚动人。其言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围自钱，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敗，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張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家书）
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唯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此事曾国藩亦曾说：
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九家书）
又说：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后，板顏走入江西，又参抚来。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西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家书）
受挫受辱能不气馁，不沮丧，只一味忍耐，徐图自强，此种奋斗精神，诚属难能可贵。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才不致发生流弊。此理曾国藩亦曾言及：
“强”字原是美德……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家书）
又说：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曰家书）
所谓“明”者智也，所谓“强”者，勇也。智勇兼备，如不能衷仁由义，而唯以自雄，则虽具奋斗的精神也不足取。故曾国藩致弟书说：
凡国之铎，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生贤子弟；
……至一身之强，則不外乎北宫，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則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敗。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敗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則可，在胜人处求强則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張，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家书）
既然是家书，当然有相当多治家的内容，而这些治家理论独树一帜，在中国家教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的教弟教子的家训也是对广大读者最有吸引力的篇章。
曾国藩在论及家道兴衰时说：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曰将赴天津示二子书）
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弟书）
又有：
家中要得兴旺，全靠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曰致澄弟书）
欲求家事顺遂，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所以曾国藩说：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則立获吉庆。反是則立获决祸，无不验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曰家书）
家中人口，就名分而言，有父子兄弟之别；就性别而言，有男子妇女之分。旧习惯认为：中国社会，自以男性为中心以后，家中事务，多由男子担负，妇女往往习于骄奢淫逸。社会上以妇女无所事事，习于骄奢淫逸，而倾覆其家者，所在多有。所以曾国藩说：
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家书）
又说：
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九日家书）
居家四敗，曰：妇女奢淫者敗，子弟骄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师慢客者敗。（戊辰四月家书）
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曰家书）
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家书）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敗者，
诸弟诚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成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家书）
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敗。（咸半六年丙辰九月念九夜书）
曾国藩论及家道兴衰的征象，恒从细微之事着眼。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耱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
此四事者，可以覘人家兴表气象。（咸半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家书）
又说：
家中养鱼养褚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則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咸半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家书）
能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即足为勤苦俭约的象征。
曾国藩于家道兴衰的原理及征象，认识甚淸，故其治家的方法，有本有末，面面俱到，曾国藩尝寄其弟澄侯函说：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
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則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家书）
于此可见曾国藩治家之法，以远绍祖德，维持家教为主。曾国藩寄澄侯函，又说：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匾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书）
这就是其所谓家教家风。除“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外，更有“三不信”。
曾国藩治家，以恪守祖训为要务。曾国藩的先世，原为半耕半读的家庭，故其遗留的家教有“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等项，曾国藩为使家人不忘祖训，长留世泽考虑，曾将其祖父曾星冈的遗训，编成家规。他寄澄弟函说：
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
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家书）
曾国藩治家虽以恪遵祖训编纂家规为先务；对于子弟的教训，更属是不遗余力。他教训弟子之道，大致不外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消极方面，以力戒傲惰为主，如说：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曰家书）
又说：
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复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靖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初四日家书）
曾国藩教训子弟，除戒傲戒惰外，尚以奢侈为戒。如寄其子曾纪泽函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
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车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則嗤其朴陋，见雇工則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樣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逸，宠禄过也。”
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曰家书）
为针砭骄惰计，曾国藩告诫子弟，以谦勤为主。他与其弟澄侯函说：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家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家书）
为免除奢侈起见，曾国藩告诫子弟，以俭约为主。如说：
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家书）
心得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也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勘以为尊去恶，则谓这自欺。
大功遂定
【原典】
沅弟左右：
二十三日张成旺归，接十八日来缄，旋又接十九日专人一缄，俱悉切。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襟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趣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无为之贼十九日围扑庐江后，未得信息。捻匪于十八日陷宿松后，闻二十一日至青草融。庐江吴长庆、桐城周厚斋均无信来，想正在危急之际。成武臣亦无信来。春霆二十一日尚在泥汊，顷批令速援庐江。祁门亦无信来，不知若何危险。少荃已克复太仓州，若再克昆山，则苏州可图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则大局必日振也。顺问近好。
国藩手草三月二十四日
【点击】
曾国藩身前对自己所取得的功业可谓“自谦自抑”，我们下面看一下后人在他死后是如何褒奖他的。
【综述】
（一）何璟评曾国藩
曾国藩逝世后，首先陈颂曾国藩历年勋绩，并加以论断的人是江苏巡抚何琚，他说：
臣与曾国藩相从日久，相知颇深，灼见其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观，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请敬为圣主陈之：
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藉侍郎，练团杀賊，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怕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跃不肯夸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概系摹勇，又不得照绿营之例，拔补实缺；空有保举之名，而无履任之实。名器不属，激励尤难。方其初敗于岳州，再挫于九江，兵几不振，穷且益墜。迨江西困厄之时，事势非顺动多怍，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并一勇，非苦心训诫，则不能战：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年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圣世中兴之业。虽曰疢疾可以成德术，动忍可以增智能；而艰难创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
一逮成丰十年，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粮則半菽难求，转运則一夫难雇。
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賊，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振，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营江千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