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群賊既至，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鲍超率霆军自山外来，始以一战驱贼出岭。以十余栽稽诛之狂寇，曾国藩授铖四年，次第荡平，皆以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胆而壮士气也。
咸丰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同治元年，水陆两军并江而下，沿江两岸三千里，名城要隘，皆为我有其弟曾国莶统得胜之师，直抵雨花台以嗽金綾，左宗裳统楚军以达浙境，李鴻章统淮军以达沪上，皆深入虎穴，捷报闻。
夏秋之间，兵机遂大顺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完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不但守垒无勇，几于炊务无夫。杨岳斌、曾国莶、鲍超诸统将，各抱重病。普之劲兵，胥变羼卒。苏浙贼酋方以此时大举以援金陵，围攻雨花台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南岸則宁国旌德同时吃紧》北岸则潁宿蒙毫，捻匪出粟；正阳寿州，苗逆复叛；发贼又由浦江上窜，滁和巢含，亦复岌发可危。数年以来，辛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扩至数百里者，深恐一旦溃裂，尽弃前功。援渐救苏保江三者，又须兼頋。时危事亟，军情反复，异议环生：有谓金陵进兵太早，必致师老饷竭者；有谓宜撤金陵之围，以退各路援賊者。
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死入生。适事机大定之后，语寮友曰：“昔人有言：‘爱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則今日之一病不起，尽其精力为已瘁矣。
曾国藩战胜之绩，指不胜屈。惟此数年坎坷艰辛，当成敗绝绩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
古之名臣，谋国效忠，惟以人事君为急。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一材，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
其历年通达，与平日忠义相切剷者，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刘鸿胜死于战阵，塔齐布、李续宾、萧捷三、江忠义死于勤劳，皆已栽诸史传。
其幕府宾僚，偏裨卒伍，由书生而游历韁圻，由末职而涪膺重镇，无愧戡乱之选，亦铮铮在人耳目，无待臣言。
其苦心孤诣，使兵事历久而不敗，人才愈用而不穷者，则在以湘勇之规矩推行于淮化泗剛劲之风，为国家干城之用。
臣远積史藉，唐之李郭，亦仅收复两京；宋之韩范，亦仅经略西夏一W耳。我朝武功之盛，超轶前代，屡次戡定大难。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踩躏不过四省，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今发捻回教诸匪，蹂躏竞及十七省，用兵已满二十年。若专恃湘楚一军，与之角逐，而无淮军继起于其间，亦岂能南北分兵，次第削平祸乱？是其公忠伟略，推贤让功，和衷共济，尤足多者。
臣昔在军中，每闻谈及安庆收复之事，辄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其后金陵克复，则又推功诸将，而无一语及其弟国莶。谈及僧亲王剿捻之时，习劳耐苦，輒自谓十分不及一二；谈及李鸿幸、左宗裳一时辈流，非言自问不及，則曰谋略不如，往往形之奏牍见之函札，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当江皖康烂之际，实仕官所谓畏途。曾国藩不辞。选拔知兵之员，随时保奏，以期同济艰难。厥后大功底定，南服承平，朝廷延方殷勤，犹复叠奉谕旨，令保封疆将帅。曾国藩則奏称：“韁吏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釉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党树私之端。”其小心远虑若此，宜其立功之后，不自矜伐也。
曾国藩自督师以来，即有不期生还之志，是以经历危险。屹然不可摇捲，精诚之至，部曲化之，手足化之。故湘军阵亡文武官兵，可以按册而稽者，多至万余人，咸半八年，三河之战，其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以单骑冲贼术贼死。同治元年，雨花台之战，其胞弟曾贞千于賊退数日，劳疾而死。可谓一门忠义矣！而与诸弟共在军中，任事則督之争先，论功則率之居后；盖深见乎功名之际，终始之难；常以位高于众，权重于人，怀大名不祥之惧，故遭非常之知遇，弥切尔位之靖共。
其平日办事，不分畦域。江皖苏浙两湖之兵事，联为一气两江军火饷糈，又不惜接济邻省，分应他军。而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则坚不敢居，不惮“再陈情，期于得请而后巳盖时念及报称之难，不敢恃恩龙之厚也。
“其本身清俭”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座，增田一区。蔬食菲衣，自甘澹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俄，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則不惜以禄俸之赢馀，助公用之不给。臣在皖时，固谂知之。
其立身平实，不求立异。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一曰“不诳语”，二曰“不晏起”。朝端之奏报僚属之咨札，亲友之函牍，就臣所见，固未尝有欺饰矣。即外抚远人，内驭降将，交必推诚布公，言皆质实；中外远近，皆有以信其为人之不苟。在军在官，夙夜未尝少懈。虽风潇雨晦，疾病忧郁之时，率以鸡鸣而起，夜分始息，盖数十年如一日也。
晚年不服珍药，未尝有卧疴倚衾之日。前在两江任内，讨究文书，条理精密。无不手订之章程，无不点窜之批牍。惟有舌蹇心悸之病，不能多见僚属。前年回任，感激圣恩高厚，仍令坐镇东南，自谓稍即怠安，负疚滋重。
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谘，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一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曾文正公全集？苏抚奏疏）
观上所言，大抵说曾国藩“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如临难不惧，督师坚贞自矢，以及推贤让功，不矜不伐，用人甚公，自奉甚俭，诚以待人，勤以处事，皆德性良好的表现。
（二）李鸿章评曾国藩
李鸿章曾陈述曾国藩督直政绩，他说：
查该故督臣调任畿辅两年，举贤任能，吏治为之清肃。他如治河絲兵，次第筹办，皆有成效于地方利弊，切实讲求；纲纪渐立，废坠具修。其在任时，清理通省讼狱积案数万件；去任后，筹助天河水灾振银二十万两；尤为人所难能。”（直督奏疏）
李鸿章所言仅限于曾国藩督直时的情形，自不足以作曾国藩一生定论。
李鸿章事从曾国藩时间甚久，曾死后，除上所述者外，并无鸿篇巨制评论，其理由如《复曾劼刚通侯书》说：
鸿幸本不文，从军；柑羁官以来，废学益甚。赞仰吾师德业，弥坚弥高，而文幸一道，尤愧任规错矩故于师门身后，几不敢赞一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鸿章书札中间有一些简短论赞，如《复梅筱严方伯函》说：
师相功德名位，冠绝百僚。（卷同上）
而李鸿章致曾劼刚、栗诚两公子函中说：
连曰叠接南中寅友来书，并由小岩方伯寄到师门遣疏及曰记绝笔，战兢临履之意，终身不懈，神明湛然殆圣贤仙佛中人适念典型弥増怆慕。（卷同上）
（三）薛福成评曾国藩
李鸿章对曾国藩生平，虽未为长篇巨制叙论，但曾借薛福成代为一文，甚足表现曾国藩的生平。其文为《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疏中所述，共分数项，如：
伏查咸丰初年，粵賊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
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
曾国藩以在藉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馀，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奏请仿前明戚继光束伍成法，募勇训练。旋驻衡州，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播之位里，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初次出师，援岳州，援长沙，
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
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州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饷筹防事事掣肘已也。曾国藩忍辱负诟，坚定不摇，因材训士，
奋兵复出，湘潭岳州，连战大捷，尽驱粵賊出湖南境，遂克武汉斩黄，肃清湖北。
咸丰四年秋冬之间，长驱千里，席卷无前，湘勇之旌旗，遂为海内生色。厥后各路之杀賊立功者，成倚为重。以一县之人，
而征伐偏于十八行省；以捍卫乡间之举，而终以底定四方；前古未尝有也。
湖北既清，遂率水陆诸军，循江东下，有持金陵之势；无如事机不顺，进围九江不克，而督臣杨霈之师，溃于上游，贼复窜踞武汉。
曾国藩以孤军困于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将，皆遣回援湖北，
金陵巨寒，勾结楚粵诸賊，乘间飙至，曾国藩兵分饷絀，又无地方之任，事权掣肘一如在湖南时，崎岖数年，仅支危局。然其所规尽设施，非仅为屏障一方之计，丰采隐然动天下矣。
咸半七年，丁父尤回籍三疏恳请终制。文宗显皇帝鉴其孝思肫切，准令暫守礼庐。既复奉命视师廓清江西，进围安庆。旋以苏常沦陷，授铖东征，开以两江重任。
当此之时，戏势如飙风疾雨，蹂躏大江南北，几无完土。苏浙两省，糜烂尤甚。曾国藩于无可筹措之中，多方布置，奏荐左宗裳襄助军务，募勇湖南，征鲍超于皖北，调蒋益浓于广西，定计不撤安庆之围，自率所部万人，驰入祁门。
甫接皖防，而徽宁复陷，诸将悍賊，麋门左右，叠进环攻，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曾国藩示以镆静，激励诸军，昼夜苦战，相持数月之久，群贼望风授馘，丧胆宵遁，自是军成大振，而时局遂有转机矣。适安庆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淅复陷。
吴越之民，接踵告急，曾国藩以贼势浩大，定议分道进兵，其弟曾国莶统得用之师，进薄金陵，攻守并施，廖兵连岁；杨岳斌、彭玉麟专率水师，扫荡江面；鲍超以霆军东西耻击；此外則左宗裳援浙之师为一路；臣鸿章援苏之师为一路；其淮颖一带，则有袁甲三、李续宜、多隆阿诸军，分途并峙。将帅联翩，羽书络绎，曾国藩总持全局，曾商机宜，折中至当。
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迭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朝廷复虚衷延访，凡天下大政及韁吏之能否，无不殷殷垂问。曾国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圣明鉴其忠悃，每有论奏，立见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勘定專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观也。
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囯藩授臣以手订水陆营制一编。披玩数四，觉其所定人数之多寡，薪粮之隆杀，皆参酌时势，简要精严，允为久远不敵之规。又酌拨湘勇数营，俾获观摩练习。臣抵龙之后，扩充训募，实以此军为发轫之始。迨金陵既克，累函嘱臣勿撤淮勇，以备剿捻之用。
同治W五年间，曾国藩剿捻齐豫，虽未见速效，然长墙圈制之策，实已得其要领。臣得变通尽利以竞全功，其创始之劳，实不可没。臣于七年七月，曾经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辞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军事的情形。
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国藩之在江南，治军治吏，本自联为一气。自军旅渐平，百务创举，曾国藩集思广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经久。劝农课桑，修文与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
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前后举劫属吏两疏，尤为众情所翕服。其法于莅任之始，令首中司道，将所属各员，酌加考语，开折汇进，以备校核。一面留心访察，偶有所闻，即登之记簿，麥伍错综，而得其真。俟贤否昭然，具疏举劾，阖省惊以为神，官民至今称颂。曾国藩平生未尝专讲吏事，然其培养元气，转移积习，則专精吏治者所不逮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政事的情形。
两淮盐务，自兵火以后，疲滞极矣；商本跃亏，引岸渐发，
加以营弁把握，票法全坏。曾国藩自驻安庆，即将淮南北盐厘，
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运商运监到岸，弊在争售，則立督销总局以整轮规；场商收监人垣，弊在抢跌，則立瓜州总栈以保牌价以商本宜轻，方利转输，則定缓厘以圩商力；以正课所入，
丝毫为重，則定奏报以务稽查。
计自同治三年春初，九月冬杪，共收课银至二千万两以外，
厘钱至七百万串以外。近来湘淮各军饷项，及解京之項，实以监利为一大宗。而商民乐业，上下获益，則其平曰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监务的情形。
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在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
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里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残之道，责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于张。
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泸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
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肆业，无非求为自張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繆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这是说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情形。
凡上所述，皆就曾国藩生平事业的各方面而言。对于曾国藩始终不变，持之有恒，疏中亦曾谈及：
至其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者，則惟曰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则本原不立，始为学术之差，继为事业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见。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监，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
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則无间昕宵；俭以秦身，則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
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万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頋。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曾国藩秉性谦退，受宠若惊，从戎之始，即奏明丁忧期内，虽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
适服阕之后，战功益著，宠命叠加，其弟曾国荃累以战功晋秩，亦必具疏恳辞，至于再四。其深衷尤欲远避权势，隐防外重内轻之新，故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辞之尤力，非矫饰也。临事則惧大功之难成，终事則惧盛名之难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歉然不足之思。
前几回任两江，朝廷许以坐镇，闻曾国藩仍力疾视事，不肯少休，临没之日，依旧接见属僚，料检公牍。其数十年来，逐田行事，均有日记，二月初四日绝笔，犹殷殷焉以旷宫为疚。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弥驾，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曰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
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摧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驾，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济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摧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