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入棺。慈禧死后20年，即1928年7月4日至10日。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陵，毁棺抛尸，掠走了全部随葬珍宝。慈禧遗体被抛出棺外，嘴里的宝珠被抠走，上衣也被扒光了，下体仅剩一条内裤。盗案发生后，溥仪派载泽、耆龄、宝熙等人到东陵进行了重新安葬。载泽等人钻进地宫，见慈禧遗体趴在棺盖上，头朝北，脚朝南，左手反搭在后背上。在地宫里已暴尸40多天，遗体上出现了许多斑点，长了许多白毛。载泽等人见内棺尚完好，可以继续使用，于是命旗妇用一块黄绸子将慈禧遗体盖上，将一件黄缎褥铺在遗体一侧，然后慢慢翻转尸身，正好将遗体仰卧到黄缎褥上。只见慈禧面色灰白，两眼深陷无珠，颧骨高隆，嘴唇有伤痕。众人帮扶着，用如意板将慈禧遗体抬入棺内，如意板未撤出。遗体上盖上一件黄缎被，把从地宫里拾到的慈禧生前剪下的指甲和掉的牙用黄绸子包好，放在被上。载泽又将当年得到的慈禧遗物——一件黄缎袍、一件坎肩盖在被上，盖上棺盖，用漆封上棺口，重殓完毕。
第三次入棺。1979年2月17日，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对慈禧地宫进行了清理。因为要赶在五一节开放慈禧地宫和慈安陵地面建筑，保管所领导决定将慈禧内棺留到旅游淡季再清理。
1983年12月初，旅游已进入淡季。保管所领导决定清理慈禧内棺。12月6日，清理小组打开棺盖后，看到一件黄缎大被把棺内盖得严严实实，被上盖着两件衣服。很显然，这是1928年载泽等人重殓时的原状，55年来一直没人动过。保管所领导当即决定立即盖上棺盖，封闭地宫，迅速向上级汇报。1984年1月4日，国家文物局派来了几名专家，与清东陵文物保管所组成了一个清理慈禧内棺10人小组，分工负责清理慈禧遗体和棺内遗物。第二天，清理小组依次揭取了被上的两件衣服，发现了包着慈禧指甲和牙齿的小黄包。当将黄缎被卷走后，慈禧的遗骸呈现在眼前，脸部及上身用黄绸包裹着，下身穿着绣满了“寿”字的裤子，一只脚上穿着袜子。遗体仰身直卧着，头微微左偏，右手放在腹部，左臂自然地垂于身体左侧，两眼深陷成洞，腰间扎着一条丝带。遗体是完整一体，全长153厘米。清理小组用她身底下的如意板将遗体从棺中抬出，放在地宫的地面上。在棺内喷洒了防腐消毒药液后，又将慈禧的遗体抬入棺内。这是她死后第三次被抬入这口棺中。然后将被、小黄包及两件衣服完全按原次序、原位置放回。一切都恢复了原状后，又往棺内喷洒了一遍药液，盖上棺盖，封好棺盖口，木工们将残破的外椁修好后，套在了棺外。如今，慈禧的遗体仍完整地躺在棺内，保留着1928年第二次重殓时的状态。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登上历史舞台，一面组织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一面回击保皇派对革命的攻击。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学名文，号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就以孙中山的名字通用于世界。孙中山12岁时，远赴檀香山，在资本家哥哥的资助下，进入当地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他转到香港学医。读书期间，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中法战争在谅山取得大捷后，反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使他受到极大刺激，萌生了反清思想。从此，他课余时间，在香港、澳门一带，努力宣传革命。
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主张，联合二十多个华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抨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团结革命，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并且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他们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到震动，形势危急。孙中山赶回香港，策划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1895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等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总部成员与檀香山兴中会有较大不同，会章和入会誓词都有一些修改。更加着重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将原来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意思更为准确。接着，孙中山广泛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人物和清军中的士兵，密谋起义。
经过半年的准备，孙中山决定于这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在起义前夕，机密被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被清军逮捕，陆皓东等志士英勇牺牲，起义失败。
两广总督悬赏缉拿孙中山。同志们催促孙中山立即撤离广州，他却说：“大家都不怕死，我怎么能临阵先逃呢？”他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会员，销毁文件，把各种善后事务处理妥当。十多天后，他才撤到香港，流亡海外，显示了革命领袖的风度。
这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国，连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重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寻找机会逮捕他。孙中山被迫隐姓埋名，流亡在各国之间。
1896年，孙中山来到伦敦，住在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家。但他的行踪很快被清廷密探侦察到了。他们与清朝驻英国使馆官员密谋，引诱孙中山误入清朝使馆，秘密将他绑架。清朝驻英公使龚照屿租定轮船，准备把他装在一只大箱子里偷运回国内处死。
孙中山在囚禁中坚持斗争，他写了许多求救信，都没有传递出去。直至第七天，才得到使馆英国清洁工人柯尔的帮助，将求救信送到康德黎手里。
经过康德黎的多方奔走，孙中山被捕的消息在伦敦各报相继刊出，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强制清朝公使馆释放了已被关押十二天的孙中山。获释后，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第二年春天在英国出版，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的名字，传遍了欧美各国。
此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革命的意志更加顽强，他有力地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的保皇谬论，也克服了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和不同意见，将民主革命一步一步引向前进。
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在东京会晤了另外几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讨论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作为革命纲领。8月20日，举行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指日可待。
孙中山胞兄孙眉
孙中山胞兄孙眉（1854—1915），字德彰，号寿屏，翠亨村人。1871年出国赴檀香山做工，后来在茂宜岛垦荒，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而成为当地首富，人称之为“茂宜岛王”。其弟孙中山志在读书，不愿为商，孙眉欣然送其入学读书。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准备创办兴中会，孙眉赞曰“志大言大”，首先赞成并捐款赞助。同年11月，兴中会成立，孙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他积极宣传革命，游说组织亲朋好友华侨二三十人参加兴中会，并捐资支持革命。1895年，广州起义急需经费，孙眉则以平贱价钱出售牲畜，以捐充军饷。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债券，孙眉将千多头牲畜变卖认购债券。孙中山倡导革命大业，得到孙眉物质、精神的支持和鼓励，对他的革命生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因经费筹措不足，开展极其艰难，策划的西南边疆起义在即，孙中山心急如焚。正在此时，其胞兄同盟会员孙眉，因倾家支持革命，破产从檀香山归国，住在香港九龙。当时，孙眉已由富豪变为赤贫，毫无怨言，反清斗志，坚定不移。为推动革命进程，他毅然接受孙中山委派，秘密潜入湛江（前身广州湾），投身反清斗争行列。1908年至1911年四年间，孙眉奔走湛江香港两地，进行反清活动，其中1911年移居广州湾任同盟会南方支部副部长，响应武昌起义，组织民军收复雷州半岛各地。孙眉在湛期间，建立广州湾同盟会机关，培养会员骨干，建立基层分会。通过党人筹集了大量经费，及时支援防城、钦廉、上思等地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他迅速组织南路各地起义，光复高雷地区，为民国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
孙眉潜入湛江后，化名“黄镇东”，人称“黄大哥”，与老友杨德初一起以经商为掩护，进行反清活动。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倾向共和思想的赤坎商人杨益三，住在其大通街荣兴号商铺，后亲自发展杨为同盟会员，并成为广州湾同盟会机关领导人之一，负责筹款支持西南边疆起义。孙眉在三泰利号设通讯处，以赤坎为落脚点，重点活动在吴川、化州、高州一带。代表孙中山审批发展同盟会组织，签发委任状，高雷各县先后都成立了同盟分会，并配备了领导成员。孙眉曾四次深入吴川梅菉、泗岸等地，吸收同盟会员，传播革命火种，使吴川成为同盟会在南路一个重要据点，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在广州武装起义时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吴川籍志士庞雄芳名。辛亥革命爆发，孙眉立即发动同盟会员组织军民起义光复雷州半岛。同年11月底，吴川、廉江等高州六属、徐闻、海康、遂溪雷州三属全部起义成功，建立共和政权，孙眉于1911年底悄然离湛回到广州。
1913年秋，孙眉移居澳门。1915年2月病逝澳门。193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拨国币一万元，将其骸骨从澳门迁葬于翠亨村犁头尖山麓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后左侧山地，由其侄孙科立碑，以表彰其对革命的功绩。1934年建设纪念中学时，四座校舍其中之一座被命名为“寿屏堂”以作对他的纪念。
甘当配角的革命领袖——黄兴
在辛亥之际的历史转型中，黄兴是孙中山的最佳配角，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配角意识的历史人物，从未想要取代孙中山。虽然他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威望与实力。但他的能力、人品、见识容或有局限，却有口皆碑。胡汉民评价他“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而“慢慢细细”是长沙的口语，其中有从容不迫之姿。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章士钊自称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黄兴，在“无争”之外，“一切任劳怨而不辞”，所以断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龁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少年时代在万人空巷时见过黄兴的王世杰，晚年在日记中说起黄兴，仍对其“忠勇谦和”倾慕不已。
黄兴自述最初投身排满革命，是受了洪秀全故事的影响。但到了1906年，他的思想就有突破。当刘道一等回国策动会党、军队起义前夕，他嘱咐他们多注意思想上的指导。
黄兴对太平天国争权导致失败的教训印象尤深，所以他始终不愿取代孙中山的主角位置，即使出现严重分歧也不想另树一帜。
1912年5月，他与李贻燕等谈话时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他认为革命“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也就是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
1912年1月14日，张謇写信给黄兴，希望能“销去党名”，这样做“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3月10日，手握重兵的黄兴在写给江北第二军参谋长袁祖成的信中回答了不能取消同盟会名称的理由，并表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各国政党大抵如此”。并袒露心迹：“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黄兴也同时辞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3月30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他立即去电坚辞。31日，袁改任他为南京留守，他也不愿接受，经唐绍仪等再三劝说，才勉强接受，但表示一旦整理军队就绪，就马上解甲归田。
当时不少人认为，黄兴身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以声势而言，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实权论，也掌握了数十万军队，可以和北洋军阀抗衡。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的居正回忆说：“故在同盟会骨子里，总统虽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势力，假以时日，整理就绪，则袁氏虽狡，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别有异图。”《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1912年5月10日，莫理循写给温秉忠的信中赞誉黄兴：“我越理解黄兴将军，也就越钦佩他的高度才能和决心。”
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撤消南京留守。同盟会内部对此颇有不以为然者，谭人凤就赶赴南京，并当面劝告：“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5月27日，蔡锷读到黄兴要求辞职引退的通电后，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认为“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黄兴一概不为所动。
5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准黄兴辞职。6月14日，黄兴在交代完毕之后，发表解职通电、告将士书及解职布告，悄然离开南京。他的辞职，固然有财政困难等客观原因，但袁世凯的表面挽留，实故意陷黄兴于不得不求去之地。当然，只要黄兴有一丝拥兵自重之心，他也是完全可以把持这个权位的。
章士钊在当月18日的《民立报》发表社评《论黄留守》，给予极高的评价：黄兴本一书生，以战术绝人誉之，此诚阿附之言；然其能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则神人之所共信。黄兴本一武夫（此与书生之谊并行不悖），于政情法理，研求或不深；至迩时所发政见，诚不必尽餍人意，即记者持论，亦恒有立于反对之地位者；至其心地之光明磊落，其不失为一明道之君子，记者梦寐之间，未或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