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以其威望将云集南京的大部分军队或遣返或解散，自解兵符，诚如史家李剑农所言，“后来的新旧军阀，再不能有此举动”。居正也说，读了黄兴自请辞职及告军界书，可以看出他的“苦心孤诣，高风亮节”，“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不诚高人一等哉！”1912年7月1日，黄兴在写给郑占南（美洲的同盟会员）信中只是淡淡地说：“前之辞总长，今之辞留守，实为调和南北、破除猜疑起见，并非畏难而卸责也。”
1912年9月7日，袁世凯授黄兴为陆军上将。9月12日，他致函袁世凯辞谢。9月15日，再次致函袁世凯辞谢。当年“双十”节，袁世凯又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说：“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也就是这个月25日，黄兴归乡途中，在长江上写下了“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这样的诗句（1916年双十节前夕，黎元洪又一次给黄兴授勋，他也坚决拒绝了）。
1916年7月，袁世凯已死，政局发生变化，黄兴故乡的湖南省议会和各界会商，要公推他为湖南都督，由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领衔，一面通电请黎元洪、段祺瑞任命，一面请黄兴回乡。他坚决拒绝，并推荐蔡锷为都督。当年10月31日，42岁的黄兴溘然病逝，从此国民党内再也没有出现可与孙中山并称的人物。
爱国志士——陈天华
陈天华（1875—1905），湖南省新化县人，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为了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决定跳海，杀身成仁，年仅30岁，陈天华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从小就嫉恶如仇，心忧天下，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出一个血性男儿强烈的报国情怀。
辞席
陈天华生得仪表堂堂，天资聪颖，从小深得陈氏家族器重。当时，新化有个叫陈立模的大财主，认定陈天华日后必是国家栋梁，有意要结交笼络他。一天，陈立模家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他特意把陈天华和他老师陈云帆请来，还请了同族的几位老人，想通过吃饭来拉拢陈天华的感情。
席前，陈立模对众人说，他愿意出资送陈天华到长沙明德中学读书。说罢即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黄纸，上面写着自己愿出资保送陈天华上学一事，其条件是，如果陈天华一旦仕途腾达，也要让陈立模一家人大富大贵。
这黄纸，仿佛一张卖身契，让陈天华感到人格受到侮辱。他腾地站了起来，没好气地说：“晚辈求学读书，是为国家，如果只为世伯一家的富贵打算，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说完，拉起云帆老师，头也不回地走了。
拒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陈天华考入省城岳麓书院。他的聪慧和才学，很得当时湖南巡抚赵尔巽的赏识。赵尔巽的女儿对陈天华的人品和文品十分敬慕。
一天，赵尔巽的女儿向父亲吐露了自己爱慕陈天华的隐情，希望父亲代她向陈天华求亲。女儿的心思正合父亲的心意。次日，赵尔巽设宴请陈天华来家里做客。
宴席上，赵尔巽代女儿提出了求婚的请求，陈天华为难了，他想起自己一向抱定“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鸿鹄之志，自己眼下还这般年轻，怎好过早地谈婚论嫁。陈天华不好当面回绝，便礼貌地回绝道：“蒙大人与小姐错爱，天华不胜感激，只是现在世道艰危，本人又正在求学时期，暂时还不能娶亲。”赵尔巽以为陈天华在讲客气，退一步说：“那不急，可缓上一个时期，等你安定了再举行婚礼。”如此紧逼，陈天华只好说：“只要贵千金有耐心等，我便同意了！”赵尔巽的夫人看陈天华松了口，便问他：“那要等多久？”陈天华心中很是不悦，就说：“就等到天华元年吧！”
陈天华口出“狂言”，把赵尔巽夫妇吓着了，两人连忙收起了笑容，不敢再提女儿的婚事了。
血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陈天华以优异成绩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赴日后不久，陈天华听到“沙俄企图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消息。清王朝腐败无能，面对外国列强不敢说一句硬话，惟有唤起亿万同胞的爱国热情，方能救中国。他毅然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寄回湖南的各学堂。这位血性男儿在血书中这样写道：
“同学诸君鉴：接函具悉。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后以俄事渐缓，改为军国民教育会，至日本体育会学习体操，以备有事之秋，稍尽义务，自谓于意无恶。不谓内地当道，不谅其心，反加以多事为名。不思学生军设立之初，报告监督，通电政府，名正言顺，别无他意。以此为罪，将谓俄不可拒乎？俄国于远东之义勇舰队，日本于对俄之社会，则奖励之，中国则严禁之，何其相反之甚也。至于体育会，日本几遍地皆是，留学生一入其会，则遂大惊小怪，屡索而不得其解。我政府之识见如此，我国民之程度如此，此诚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湖南巡抚赵尔巽看了陈天华的血书后也深为感动，他不仅亲临各学堂宣读，还饬令各报馆将陈天华的血书刊登在官报上，湖南全省拒俄运动顿时士气高涨。
革命女侠——秋瑾
清末革命起义的烽火不断，黄兴策动的长沙起义刚被清朝官吏扑灭，浙江、安徽等省的革命党人又酝酿更大的武装起义。起义的负责人是秋瑾和徐锡麟。
秋瑾是浙江绍兴人，出生在福建厦门，幼年时代见到欺压中国工人的外国殖民者，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对压迫者的憎恨情绪，立志要学会文武技艺，长大后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后来，她随父母回到绍兴居住，听说外婆家有个表兄武艺高强，就去跟他学武艺，使枪弄棍、飞刀舞剑、骑马驰骋，她无所不能，并且养成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写诗说：“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1896年，她在湖南被父亲嫁给湘潭的富家子弟王廷钧。王廷钧为人不讲信义，没有感情，只知吃喝嫖赌。过几年，王廷钧花钱买了个小京官做，秋瑾随他到北京居住。在北京，她结识了思想进步、会写诗文的吴芝瑛，读了不少进步书籍。秋瑾既不满意丈夫的浪荡行为，又愤恨国家时局的残破，民族危机的深重，使她决心献身救国事业。她自号鉴湖女侠，经常男装打扮。
1904年夏天，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控制，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她更积极地参加留日中国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并认识了一个叫冯自由的革命人士。冯自由在日本横滨组织三合会，以“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为宗旨。秋瑾立即参加这个组织。后来，在冯自由的介绍下，秋瑾又参加了光复会、同盟会，扩大结交的范围，与刘道一、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黄兴等人成为革命同志。她在日本写的诗慷慨激昂，洋溢着革命的热情，表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她的一腔热血，果然洒向了中华大地。1906年初，秋瑾回到祖国，一面在绍兴、湖州等地的女学堂教书，一面秘密联络同志，发展同盟会会员，准备武装起义。在杭州，她会见即将去安徽的徐锡麟，与他约定，安徽、浙江两省同时发动起义，相互声援。
秋瑾是浙江方面发动起义的总负责人。恰逢秋瑾的母亲去世，她回到绍兴，到大通学堂主持校务，就以这所学堂作为起义的据点，派人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并且亲自往来于杭州、上海等地，策动军队和学校中的革命力量，准备起义。在学堂里，她秘密搜集武器，训练盟员。她将所联络到的浙江各地的革命力量编制成“光复军”，共八个军，并起草好起义用的檄文、告示。她一面派人到安庆，再与徐锡麟联络，具体约定在7月6日两地同时起义；一面商定浙江方面先在金华、处州（今浙江丽水）起义，引诱清军离开杭州，然后绍兴起义，义军渡江袭击杭州。如果攻不下杭州，再回到绍兴，经过金华、处州进入江西、安徽，与徐锡麟联系。
但是，浙江方面因为各地步调不统一，起义没有如期发动，而安庆起义也因叛徒告密，仓促发动，遭到失败。绍兴知府听说大通学堂是武装起义的大本营，秋瑾是主谋，大吃一惊。他一面派人到杭州巡抚衙门禀报，求救兵，一面准备搜捕革命党人。秋瑾很快知道起义的事已经泄密，官府就要来抓人。不少人劝她赶快离开学堂，暂时避一避凶险。秋瑾冷静地说：“革命须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果我被送上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会提早五年。”她愿意用她的鲜血，浇灌革命的花朵。秋瑾沉着地指挥同志烧毁有关起义的文件、名册，转移了枪支弹药，遣散大部分同志，仅与六名坚决不走的革命师生留守在大通学堂，等待清军。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经过短暂的抵抗，秋瑾和她的同志被捕。
在绍兴府的大堂上，知府贵福指着清军搜到的起义文告，问：“这些叛逆的文告是谁写的？你的同伙人是谁？”秋瑾冷冷地回答：“文告是我写的，至于革命党嘛，你不必多问，我不会回答。”“你与徐锡麟相识吧？”贵福又问。秋瑾鄙夷地反问：“相识，又怎么样？”“那你还与其他什么人有来往？”贵福以为可以引秋瑾说出一些人的名字。秋瑾瞅了贵福一眼，冷笑说：“有啊，就你贵福，贵大人。你来过大通学堂，和我照过相。你还送给大通学堂一副楹联‘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哩。”贵福一脸尴尬，只得草草退堂。
贵福让山阴知县李钟岳来审问秋瑾。但他也没能从秋瑾口中得到什么供词。他让秋瑾自己写几个字，好向上司交差。秋瑾看着这阴沉沉的世界，悲愤填膺，想起远方的革命同志，思念无限，她提笔在白纸上迅疾写下七个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就将笔掷在一边。此后，无论官府如何问话，她不再开口。
清朝官府没有任何办法，只好下令将她杀害。7月15日的清晨，秋瑾被押往绍兴城轩亭口斩首。
监刑官问秋瑾有什么遗言，秋瑾昂扬地说：“你们可以杀我的头，粉碎我的身体，但你们杀不尽天下的革命党人。我中国四万万同胞，一定要实现自由平等，光复祖国大好河山。”
秋瑾遇害后不过五年，清王朝就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垮台。她的预言，成了现实。
末代皇帝溥仪有几位妻子
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一生总共有五位妻子。她们是皇后婉容，淑妃文绣，贵妃谭玉龄，福贵人李玉琴和解放后的妻子李淑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末代皇帝的新生，这些皇后皇妃有着不同的命运：有的悲惨地死去了，有的在新社会中得到了新生。
可悲的皇后——婉容
婉容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皇后叫郭布罗·婉容。婉容家世显赫，被册封皇后时年方17。她不但人很漂亮，而且是百里挑一的才女。皇上起初很喜欢她，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来自养心殿的电话，皇上与她絮絮长谈。
最初几年，溥仪与婉容的关系还好，后来，婉容和溥仪的淑妃文绣的矛盾日益加深，两人常由猜疑而生事，溥仪不得不常常给她们“断官司”。婉容比较霸道，自恃是皇后，总存心排挤文绣。溥仪为了减少麻烦，有许多夜晚，既不去储秀宫，也不去重华宫，只在自己的养心殿中。婉容在空虚和寂寞的环境中生活着，她虽然每天要用去100~200两银子的生活费，换回的也不过是无聊，由于无法消除的郁闷，逐渐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最终因烟瘾断送了生命。
文绣和“妃革命”
文绣是我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
文绣进宫那年尚不满14岁，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可她一踏进那高大的围墙，便失去了一切自由。皇后婉容欺侮文绣，而皇帝总是偏袒皇后。自从溥仪携家眷寓居天津后，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文绣在外貌上确实不如婉容美丽：椭圆形的脸稍胖，眉毛浓重，眼睛缺乏神采，口角较大。但论思想却远远超过婉容，她追求自由，也很有勇气。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生活她选择了出走，并准备向法院递交离婚申请。消息一经传出，就在社会上掀起巨大风波。溥仪虽然采取多种办法调解，但遭文绣断然拒绝。不久，文绣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了诉状。
经过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终于签字和解，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溥仪给文绣55万元的生活费，文绣永不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文绣用这笔经律师、中间人和家人克扣后所余甚少的赡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身任教，终身未嫁，直到1950年因病去世。她是我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当过教师的皇妃。
贵妃谭玉龄之死
1937年，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谭玉龄那年只有17岁，正在北京的中学学堂念书。按祖制规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级。玉龄被“册封”为“祥贵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
溥仪很喜欢谭玉龄，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后，还将玉龄的照片贴身携带。谭玉龄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子，不摆皇妃架子，礼貌待客，对下人十分和气。溥仪有时受了日本人的气后，回到寝宫心情烦闷而又暴躁，往往无缘无故地对谭玉龄大发脾气，有一次甚至把“祥贵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对此谭玉龄不仅能够忍耐，而且还宽慰丈夫，使他心平气和下来。
溥仪没有想到，过了7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4岁的谭玉龄却遭到日本人的毒手，香消玉陨。
福贵人李玉琴
谭玉龄死后，监视溥仪的日本人吉冈提议末代皇帝迎娶日本女人，并给他找来不少日本女人的相片，供其选择。溥仪推托说：“谭玉龄尸骨未寒，暂时不想结婚。”后来，他在60多张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中，选中了李玉琴。因为李玉琴才15岁，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的天真、单纯和幼稚，这正是溥仪所需要的。
李玉琴结婚后被溥仪严格管制，溥仪高兴时就让她唱歌给他听，或是做体操给他看，不高兴时就申斥她，用笤帚打她。
日本投降以后，随着“满洲帝国”的垮台，李玉琴生活在溃逃、流离和动荡的日子里。解放以后又回到了东北，参加了工作，并于1957年和正在抚顺接受改造的溥仪离了婚。后来和当时在长春广播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结了婚，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
爱人、妻子李淑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