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指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阎锡山拥袁称帝保存实力
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由归绥地区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他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他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曹锟首次贿选的丑剧
曹锟不得意的第一次贿选闹剧发生在1918年，那次是选副总统。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当年10月10日，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届满，应由国会改选新的总统和副总统。这正好让段祺瑞得以乘机出手，“合法”地搞掉冯国璋。为了分化、离间对方，段祺瑞把利诱、拉拢的目标，锁定在次于冯国璋的直系二号人物曹锟身上。
还在6月间，北京政府就下令，特派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如此大辖区之“地方官”，实为民国开元以来所少见。段祺瑞又指命心腹徐树铮三番五次给曹锟灌“迷魂汤”：只要拥附皖系，卖力帮衬，将来“新国会”改选，一定捧其做副总统。
曹锟从此愈来愈痴迷地做起了他的副总统梦。在他的如意算盘里，既然先前黎元洪、冯国璋皆是由副总统而“晋升”总统的，那么，如今只要自己捞着了副总统的头衔，也一准能够稳笃笃坐总统交椅了。偏偏事情没有曹某人一厢情愿的那样顺溜。9月4日，当段祺瑞一手拼凑的“新国会”（又称“安福国会”，因多数议员均为皖系“安福俱乐部”政客，故名）在北京组织参、众两院430多名议员投票选出了新总统徐世昌之后，第二天继续开会选举副总统，到会者竟不足昨日的1／5，根本无法投票。“新国会”只好临时决议，延期“选副”。这对曹锟不啻于兜顶一瓢凉水！段祺瑞呢，因为“选总”已然实现了他推出北洋老官僚徐世昌，以逼迫冯国璋下野的预谋，此时乐得袖手一旁，装聋作哑。
“新国会”的议员们所以缺席罢选副总统，只是不满“安福系”独霸国会而故意“不与合作”。同时，这些政客们又大半是抱着发一笔“选举财”的念头来北京的，不少人直言不讳：“我们选总统尽了义务，选副总统不能再白尽义务了！”公开亮明伸手要钱的架势。
9月下旬，吴佩孚等直系大员通电质疑北京政府伪造民意，包办选举，使段氏不能不转变初衷，以实际的捧曹当选来平缓眼前危机。于是，段祺瑞亲自给“新国会”写了推荐信，并且派出亲信，游说奉系支持选曹锟为副总统；还暗示曹锟，为了选举顺利，得破点费花点票子收买关系。曹锟的那颗做惯了交易的脑袋瓜子，也的确够精明的——徐世昌当选总统没出多少“票价”，凭什么我曹锟就该“放血”？可不“放血”又怕捞不到选票。曹锟用足心计，末了，硬是缠住北京政府，以“发付军费”的名义先给他150万元，由他再挪作“选副”的“运动费”，每张选票标价5000大洋——凡投曹锟一票，当场兑现支票一张。而曹某人自家的私房腰包，到底也没掏一个子儿！
10月9日，“新国会”参、众两院的“选副”大会终于开场。可到会议员依然稀稀拉拉，蔫精走神。众议院议长、“安福系”骨干王揖唐，建议将会场大门关上，只许进，不准出，以便凑足法定的投票人数。此言未落，连一些先已到会的议员也觉着气氛不对，匆匆离席。后来，听说有50多名旧“交通系”议员在万牲园（动物园）游玩，王揖唐立刻自己驾车，赶去那边拉人，怎奈拽住张三李四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载回8个。当天的“选副”只能流产，改期10月16日再选。岂知14日那天，又有近百名非皖系议员提前动身，移宿天津“吃花酒”去了。急得王揖唐连夜纠集孔武之徒，分乘12辆汽车，风风火火赶往津门“绑议员的票”。这班人搜遍当地青楼，居然一口气“捉”牢40多名议员，也不等“肉票”穿好衣裤，通通塞进车内。其时，已是16日凌晨3时许。那些被“捉”的议员在车上狂吼乱叫，惊动了街头巡警，喝令扣证检查；待车抵北京，晨雾里又逃脱了好几名议员。这天的上下午，尽管王揖唐犹不死心，派人在城里挨家逐户“坚请”议员到会投票，京师警察总署也特地给国会加岗增哨，严禁议员中途开溜，但结果还是人数不足。
其实，一些非皖系议员继续罢选，固然仍旧出于政治原因，可其他包括许多“安福系”成员在内的缺席者，却几乎全是冲着曹锟的“太瞧不起人”。那几天，恰好有人在《顺天时报》上看到，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妓院新纳了一刘姓女子为“侧室（姨太太）”。此讯不胫而走，激怒了众议员，纷纷咒骂曹锟“吝啬”，“目中无人”，一张选票5000元，“议员的身价还不及他小妾”，谁还会买曹锟的账？至此，段祺瑞认为皖系对于曹锟的“选副”，“已经作了最大努力”，够意思了，“既然数番无济于事，就不必再行此种徒劳无功之选举了”。
在这场丑剧中，曹锟和那个秉承段意、赤膊上阵的王揖唐，前者乃“贿选”主角，后者充锣鼓跑腿。丑剧演砸了，双双洋相出尽，脸面丢光。曹锟一屁股躲进保定行营装病去了，王议长脚底踩滑，隐居汤山“避世休养”了（抗战时，此人为华北大汉奸，胜利后被捕伏法）。
曹锟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保定府的一个布贩子。曹锟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人，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厚脸皮上了。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这下坏事了，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大户，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住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抓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了。
小站新军，是当时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招兵是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忌讳的，可是他的傻劲却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要干啥干啥，从来不讲价钱。厚脸皮也在这个新场所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的羞辱，他都坦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曹锟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5000大洋。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说起来，曹锟确实没什么本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智商不高。之所以被重用，人说是由于袁世凯喜欢听话的庸才，其实不是，作为一世枭雄，袁世凯麾下的大将，曹锟其实是个例外。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曹锟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打的时候，主要是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这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阎锡山与五姑娘
在民间传说和近年来反映山西历史的小说、影视作品中，只要涉及到阎锡山，无不大写特写“五妹子”或“五姑娘”阎慧卿，把她说成了参与军政大事，幕后操纵山西政局，阎锡山言听计从的铁腕人物。其实，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五妹子”毫无共同之处，不过是人们凭想象虚构而已。
阎慧卿，乳名五鲜，即为阎锡山料理生活的“五妹子”或“五姑娘”。（阎锡山叫她“五鲜子”）。生于1910年，比阎锡山小27岁。系阎锡山叔父阎书典第三个妻子曲氏所生。在阎书典五个女儿中排行第五。阎锡山担任都督后，在其家乡河边村办起育英女子学校时，她才在12岁时念了三、五年小学，后在太原入教会加辣女子学校学习，所以，她基本上是个家庭妇女。其第一个丈夫是河边村曲佩环（字仲玉，乳名隆光），日本留学生，曾任榆次晋华纺织厂经理，病逝后，“五妹子”又嫁给崞县（今定襄县）北社村的梁延式。梁系清华毕业后留学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