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妹子”精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对阎锡山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则绝对不说，阎高兴时，便讲些笑料事，为阎开心，阎愁闷时，又讲些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阎解闷。她对阎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极为周到，衣服、被褥该洗该换，该多穿少穿，穿什么戴什么都安排得合乎阎意，阎锡山抗战时期在克难坡时精力很好，他常常边吃边想，思维活跃。有时不免食多伤身，引发病疼。为此，医护人员十分发愁。后来，专门派人监食，既不让多吃，又不让少吃。开始派一般侍从，常遭阎的谩骂。后由夫人监食仍不行，所以又换成阎慧卿负责监食。五妹子接受过去的教训，采用限食的办法。每到吃饭时，她就坐在炕桌前，自己不吃，只是检点阎锡山吃，吃不了，就劝他多吃，吃多了，又劝他少吃一些。有时看他不想吃，就拿筷子尝尝，并讲些笑话，有时见他吃多了，劝不住，便将饭夺过来，命令副官把饭菜端走。为了调节饮食，除经常亲自过问主副食外，还经常让厨房做些家乡饭豆面抿尖，高粱面擦擦子，莜面窝窝等等。由她监食以后，阎锡山饭量比较均匀了，也很少胃疼了。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侍从医生更减轻了思想负担。于是，监食就由阎慧卿长期担任。每餐必监，监必认真，直到阎锡山太原解放前夕飞往南京。她除照看阎锡山吃饭外，每到阎锡山睡觉后，还为阎锡山掖被、捶背，直到阎锡山睡着，她才熄灯，与侍卫长退出卧室。所以，阎觉得“五妹子”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比谁都合适。抗战胜利后，姨太太徐兰森因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后，她仍然担负着照看阎锡山生活起居的重任。
“五妹子”阎慧卿，从抗战开始，曾先后担任过“战时儿室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山西女子助产学技”校长，“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和同志会妇工会主任等职。对于这些工作，她一般不参与活动，必须参加时，均由秘书先拟出讲稿，她在会上宣读，实际上只是一些挂名职务。而且，她很少与人往来，绝非政治上参与主宰山西政局的活跃人物。不过，由于她在阎家的特殊地位，为他人讲些情面之类的事也是有的，如假阎之口，安排她的私人关系去“同记公司”工作。又如解放前夕，梁化之要杀害共产党员赵宗复（赵戴文之子）时，她连忙劝说：“老汉（指阎锡山）在（太原）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指赵戴文）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便搁置下来。
1949年3月29日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借口代总统李宗仁电请他到南京商议和平谈判之事，离开太原。临行前，部下分析，阎这次离开太原，一定不会再回来，必然要带“五妹子”出走。想不到临走时，阎却对“五妹子”说：“我去不了几天，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十来天就回来，你就不要去了。”“五妹子”信以为真，便留在太原。其实，阎锡山却是留下她来稳定军心的。1949年4月24日凌晨，共产党入城，梁化之与“五妹子”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面具有防空设备的居室里服毒自杀，卫士柏广元遵梁化之之命将二人尸体浇汽油焚保，化作灰烬。
张作霖的“最不可及之处”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
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答应了他。王就致力于改革全省的警政，设立高等警官学校，处处都是学习日本的警察方法。那个时候军人中有一些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像冯麟阁、汤玉麟等，都不服气，经常推荐人给王永江，王一概不用，他们意见很大，常常和王捣乱。无奈之下，王永江只好据实告诉了张作霖。有一次在“老虎厅”开会议事，张作霖提出此事，说王永江用心要办好警政，大家不许乱荐人。汤玉麟绰号“大虎”，随张作霖征战多年，险要之时几次救过张作霖，那两只有名的老虎标本就是他送给张作霖的。汤玉麟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屡犯军纪，其部下多次被王永江惩处过。所以他在席上发言攻击王。不料张作霖大怒，当众大骂他。汤玉麟也大怒退席，密谋举兵作乱，但张作霖稳住了汤部主要干将张作相和张景惠，兵变没有发生。不过情况已闹得很严重，全城戒严，甚至架起了机关枪。
王永江辞职避往大连，张作霖赶紧把他请了回来，让他全权做警政的改革。汤玉麟则脱离奉天，重操旧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一年多不归。张作霖几次叫他回去，他总是不肯回去。有一天，张作霖过生日，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张作霖看了忽然泪下。众人问故，他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话传到了汤耳朵里，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时隔多年后，1934年2月11日，胡适听说这个故事，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张作霖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杨度从鼓吹帝制到走向革命
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个蜚声政坛的人物叫杨度，曾为袁世凯复辟称帝筹谋划策，因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痛斥。可是他晚年却投身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杨度本是当时文坛耆宿王运的学生。其间，曾为清皇室载泽等五大臣操刀撰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之类的出洋考察奏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顾王运的劝阻，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归国后，经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向光绪帝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遂以四品京堂委充宪政编修馆提调。
民初，杨度任袁世凯总统府政事堂少卿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
1914年初，他在《君宪救国论》一文中提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对此文大加赞赏，誉为“至理名言”，亲书“旷代逸才”，由政事堂制成匾额，赐赠杨度，勖勉有加。杨度诚惶诚恐，上表恭达谢忱。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起组织“筹安会”，要求各省派代表到京研讨国体，“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适于中国”。同时杨度在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私宅挑出《筹安会》的牌匾。此后五日，即8月19日，杨度请恩师王运“一言欣助”，适时劝进，意在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制造舆论，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了。
王运审时度势，深感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景不妙。这位研讨“帝王之学”的国学大师急流勇退，慨叹“吾道不行”，挂印裹金，拂袖归山，退避湘潭，消磨悠闲岁月去了。而杨度正热衷于当新朝宰相，终究不如恩师老谋深算，仍然竭力鼓吹君主立宪。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经过“三推三让”，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发布接受帝制申令，有如古彩戏法，一下就把中华民国大总统变成了中华帝国大皇帝。于是，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接受朝贺，封官加爵，立后册妃，准备登极即位了。
袁世凯僭位称帝之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通电抗议，出师讨逆。八十三天帝王梦，遽尔化为泡影；杨度以布衣取卿相的美梦，也成一枕黄粱。这且不论，最令人伤心的是洪宪大皇帝袁世凯居然责怪杨度把他害了。据传：袁世凯一病沉疴，竟尔不起，弥留之际，咬牙切齿，怪声高叫：“杨度误我！”对此，杨度更有难言之苦，深感悻悻，遂写一幅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惩办帝制衲首，缉拿君宪元凶，杨度名列第一。
杨度为君主立宪奔走，三次失败，六面碰壁，在通缉声中，避难于津门外国租界，遁世学佛，做起寓公来了。不料，惊魂甫定，又有恩师噩耗传来。王潭、杨度生平从乃师习帝王之学，追王霸之业，如今皆成梦幻泡影，颠沛流离，愧悔无似，遂书挽联悼念恩师，其联曰：
旷古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1918年3月，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对洪宪衲首和辫帅张勋复辟案犯均一律实行特赦，杨度再次出山，寻求医民救国之策。杨度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见他才气纵横，想吸收他入兴中会；但杨度自视甚高，坚持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临别时，他向孙中山许下诺言：“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1922年，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下野回沪，寓于香山路私邸。忽一日，杨度践十七年前之约，前来谢罪，愿意“从公奔走”。中山先生发出电报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从此，杨度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其后，他在北京又结识了李大钊、《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等人，从《新潮》、《新青年》等刊物中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活动。1927年4月，杨度得知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月6日准备派兵搜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连夜将此消息转达给避居俄国兵营中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同志未能及时转移出去，不幸被捕，杨度和章士钊又多方奔走营救。被捕同志牺牲后，杨度变卖了在京房产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所蓄也为之一空。
1929年杨度迁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经人介绍，申请入党。同年秋天，经周恩来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中共党员董健吾也是“互济会”成员，又是杨度的学生，二人过从甚密。他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1931年，为祝贺董健吾新婚，杨度抱病写了一副贺联：“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他以苍松拔地擎天，红梅斗雪争艳的精神勉励自己，而“结后缘”之句就一语道破了他当时追求革命的心境。
1931年冬，杨度病危，临终前曾自作挽联，以明心迹：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军阀吴佩孚的复杂人生
北洋军阀吴佩孚（1874—1939），在历史教科书中已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然而其人生历程却十分复杂，还带着一些传奇色彩。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但次年即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还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他逃到北京生活无着，靠占卦算命来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50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表现了这个“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还吹捧他更壮观的未来。
但是这只“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其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1931年7月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他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对世事的千丝万缕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然而，他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持生计，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