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国际传播研究(2)

社会政治学研究理论则主要包括五大理论，分别是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霸权理论和批判理论。此外相关理论还包括：约翰·高尔顿的结构帝国主义理论、塞斯·哈姆林克的文化同时性理论、林克的文化依附和统治理论、托马斯·麦克费尔的电子殖民主义理论、阿曼德·马特利尔特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等。

无论各家之言遵循怎样不同的理论与方法论逻辑，总体而言，国际传播的理论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资源，融会贯通，取各家理论之所长，并不存在统一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并将不断完善。不过，始终需要警惕的是，不同理论的前提假设与理论认同可能存在抵牾，因此就某些现象或议题进行理论阐述时，需要恰当选择，切勿硬性拼搭。

三、国际传播研究的常用理论介绍

国际传播研究的内容大部分会涉及跨国、跨语境的案例，而所有的跨语言实践往往会与跨国政治和文化的差异及控制秩序相互作用。因此，与语言学相关的二次编码理论，和与跨国政治、文化统治秩序密切相关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及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息息相关的传播帝国主义理论，是国际传播研究最常被应用的几种理论。

（一）二次编码理论

编码理论是英国文化学派霍尔提出的重要传播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二级传播理论出自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被《传播研究里程碑》列为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之一。编码理论和二级传播理论的融合，成为“二次编码理论”的理论基础。

程曼丽以传播学的理论构架总结了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系统阐述了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受众及传播效果。在论述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与特征时，注意从国际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及其学科属性出发，并结合大量的例证分析。她借鉴西方传播学的“二级传播”理论，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二次编码理论”。

按照符号学的解释，语言符号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系统，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主要是借助语言完成的。而在借助大众媒体进行的传播活动中，语言符号更是须臾不可缺少。如同传播学者指出的那样，信息传播出去之前，先要进行“编码”——将无形的信息转换成具有一定外在形式的语言符号，然后接收者再对语言符号进行“译码”，从中获取信息。这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言的。如果人们要突破时间、空间界限，使信息为不同国家、地域的受众所了解，即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就需要在对信息初次编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编码，即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二次编码的关键在于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如果说语言转换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和浅层次的转换，那么文化对接就是一种深层次的转换。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对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即人们常说的“国际接轨”问题；二是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这涉及传播的针对性问题。绝大部分的二次编码由媒介完成。

（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1948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派——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和奠基人汉斯·摩根索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家间的政治》，在此书中，他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此书从1948年出版到汉斯·摩根索去世，一共再版了五次，1978年又出版了第五版的修订版，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被确立下来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其基本思想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后来西方社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对战后西方文化的反思中形成了对全球化及其西方化的批判理论，即文化帝国主义论断。

1991年，汤林森博士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首次系统地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进行了剖析；1993年，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巨著《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扩展了他早先的主题，发展了文化与殖民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探索隐没于小说、诗篇和闲暇情趣之下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同时注意了东方对西方霸权的抵抗，并且强调了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权力话语的历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1999年汤林森博士又推出了旨在分析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力作《全球化与文化》，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有了更加深刻和系统的阐释。

总体上看，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

文化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扩张的过程；第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来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第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

在文化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由此文化帝国主义也称为“媒介帝国主义”。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跨国传播媒介的高度集中和垄断。目前世界传播媒介的集中垄断程度仍在加剧，而这就意味着在世界上确保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的条件在继续恶化；第二，由这种垄断体制所形成的信息单向流通所产生的文化后果。这使我们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文化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逆差现象。

（三）传播帝国主义理论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中，席勒揭露了政府、军方与媒介业的合谋关系，认为国家和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了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

在同一本著作中，席勒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美国文化输出的特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与文化输出有关的大众媒介，很多是受美国国防部和跨国公司控制的；其次，美国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侵入其他国家的代名词，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事业不发达，没有有竞争力和足够数量的信息流入发达国家；最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电视节目，使一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濒临灭亡。

席勒认为，美国媒介向其他国家输出思想和传媒产品，最大的动力来自大的广告主和大型公司。凡有美国跨国企业、大公司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美国广告的影子，就会有美国意识形态在内的“美国声音”。在加拿大、亚洲、非洲，面临的不仅是消费品市场日益被美国的经济产品所挤占，同时，更重要的是，本土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也逐渐受到侵蚀。其中，媒介发挥的作用既有赤裸裸的直接形态，也有隐蔽性较高的形态。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全球信息的自由流动，但是，也为意识形态的侵入提供了更为便利、隐蔽的途径。因此，除了需要分析可见的、传统媒体以及广告等媒介产品中的传播帝国主义，更需要注意在网络世界、新媒体产品中凸显出的传播帝国主义形态。

四、国际传播理论的再思考

2007年第18届北欧媒介与传播学研究会议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播学系教授泰尔希·兰塔宁（Terhi Rantanen）提出了从国际传播到全球媒介研究范式的变化，很多概念和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民族—国家：虽然学者们对民族—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权力存在异议，我们将不再如我们在国际传播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不假思索地将民族—国家作为我们研究的唯一起点。我们不再仅仅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世界，也不再毫无疑问地将国家作为对比范畴。我们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可以拿来进行相互比较的同质性实体，而国籍身份也并非就是对人类社会进行区分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现在，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和国家未必是统一体。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民族和国家就是独立存在的而非现在的合体。两者都有不断变化的领土和边界。我们可以把民族和国家分开来进行研究。我们认可国家的权力，但是对民族和国家两者间的关系提出疑问。

文化、语言和认同：我们承认居住在同一民族国家的人们的多样性，也理解并没有唯一的民族文化和认同，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和认同，这些文化和认同是不固定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有许多被本民族国家的官方或主流文化所压迫，有些则被地理上或远或近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所侵蚀。当我们认识到国家是被“想象”出来的时候，我们便放弃了抽象地将语言、文化、认同和地域四者连成统一体，并承认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离。我们不再讨论同质化的国家认同。而正如斯特劳哈尔（Straubhaar）教授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担忧多样的或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被不同的或相似的全球媒介所威胁。

政治和文化的公民身份：我们认识到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仅仅是界定一个个体的因素之一。我们开始理解一个个体在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可能与她或他在文化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存在很多差异。我们承认个体与群体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多元认同。

对于以上核心概念和研究范畴的反思，泰尔希·兰塔宁教授提示人们关注媒介全球化趋势下，国际传播的核心范畴之间的新特征，以及这些新特征对国际传播关系和效果可能带来的新影响。

第二节 国际传播研究方法

美国学者琼恩·基顿的《传播研究方法》一书中，强调了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任何研究的起点，都无非是提出问题。

第二，所谓研究，事实上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以确定应当做什么、怎样做。这完全不同于仅仅将研究看做一系列要依次完成的步骤的观点。

第三，传播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性质各异，要为之提供有效的答案，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作为他人研究结果的消费者，都必须对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有所熟悉。

而一项研究是否科学，可以从12个方面对之加以判断：实证性；是否可以被检验；是否可以被证伪；是否可以进行重复研究；研究结论是否公开；是否可以自我修正；研究对象是否可以被观测；误差是否可以被控制；是否具有客观性；是否具有怀疑精神；是否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以及整体性等。在具体讨论使用何种方法之前，需要明确的是任何一个研究在确定展开时，“提出研究问题或假设之后，研究者就应该应用逻辑和常识，对刚刚提出的假设或研究问题，加以全面、完整的思考，以对其进一步精细化。最后，实施研究设计、观察、测量或实验。”

“国际传播研究是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国际空间的展开和延伸。”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方法一样，既包括定性分析，也包括定量分析。前者如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律判别等，主要研究传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传播的社会控制、传播与社会发展及变迁等，是传统的人文科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后者如实地调查、控制实验、内容分析等，则属于20世纪兴起的现代科学方法对传播学研究的输入或移植。

理论与方法是紧密相连的。一般而言，定量研究都是从某一理论出发展开研究，搜集数据，看该理论与所得数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一理论就会被修改或放弃，所以，这种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关系，如同地图和旅者的关系：理论指导研究，地图指引旅者。这类研究依循的是“演绎”的思路，即认为理论预测结果，而研究可对之证实或证伪。因此，在这样的研究中，理论指导研究者提出研究问题、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定性研究者的研究，一般都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并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因此，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理论和研究的联系建立在研究发现上。它依循“归纳”的思维，即从具体的研究中推导出理论。

黑格尔曾说，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一般来说，结论总不免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它们可能随时间推移而过时，或由正确变成错误，或由整体变成局部。但正确的方法却能给人们提出独立探索的合理途径，并且能够反过来检验结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