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走向革命，走向民间大众相比，胡适一天天走向权力上层、走进政治高层，这在他来说是由来已久的习惯，与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密切相关，这正是美国给予他的教诲之一。当年他进入美国，正值美国大选年，他眨眼之间马上成了美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他从各党派眼花缭乱的党魁演讲中，认定老罗斯福的治国理想最得人心。老罗斯福是从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第三党进步党党首，他的一系列言论深入人心，胡适对他欣赏加崇拜，凡他的演讲只要有时间，必定去参加。无法参加的，就收听广播。有一次参加罗斯福的集会让胡适终生难忘，那次罗斯福的演讲是支持进步党候选人欧斯克·史特朗竞选纽约州州长。罗斯福的演讲一如往常一样激情四溢，就在胡适和众多选民听得如醉如痴时，忽然不远处一声枪响，老罗身体歪了一下——人群马上骚动起来，原来罗斯福中了刺客一枪。胡适脸色一片苍白，这时候只见罗斯福手捂伤口面不改色地抬起头来：“还有几句，让我说完。”下面一时掌声雷动，胡适感动不已，油然而生出对罗斯福的崇高敬意。
胡适后来说：“这次大选是我所参加过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四年后的一九一六年，美国再一次迎来大选年，胡适则全力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为他当选总统而兴奋得彻夜不眠。胡适晚年回忆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制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左右着他的人生方向，他身上有书呆子的一面，也不乏政治家的谋略，这是他对政治之所以如此热情的原因所在。政治虽然令人讨厌，但是这毕竟远比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理想。可是，当他这一面稍稍彰显出来时，追随他的莘莘学子不同意了，他们更接受更喜欢逐步从官场走向民间大众的鲁迅，而不能接受从学界走上官场的胡适。《京报》总编邵飘萍给他转来了两封青年学子的来信：“等到现在，不但我们所期望于先生者，一无所有，便是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总之，我们读过先生近来的言论，知道‘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我们只好盼望先生努力向着黑暗的处所去‘干！干！干！’”
他在回答邵飘萍时说：“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先生在此处把我和‘当局’拉在一块，颇使我诧异。假使先生发表此类稿件，难道‘当局’会替我报复吗？‘当局’与我，截然两事，毫无关系。”
胡适一生中挨过的骂实在太多：走狗、汉奸、反动、竖儒、反革命、叛国者、丧行文人、无耻文人、胡说博士。最长的是：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包括鲁迅的“卖身投靠”，他都满不在乎、不以为意，甚至别人骂得不好他反而替他急，认为没骂到点子上。形形色色的骂从来不曾动摇他坚定的信心，某一时期他也曾发过毒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是他要改变中国，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他很快食言，开始热衷于政治，还办了一份《努力周报》大谈特谈政治。因为他看到了政治在中国的意义，让中国告别封建专制走向欧美式的现代文明，学术研究的潜移默化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缓慢的，从灵魂深处着手，那种蜗牛式的渐进漫长得令人绝望。从政治层面的快速推进才可以加快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学界文人的空谈永远都是空洞的不着实际的。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在专制的中国，胡适的行为有点乌托邦式的虚幻，也有些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的真挚之心与赤子情怀。
但是在鲁迅的眼里，胡适是被官僚化了，御用化了——他靠拢衙门，注重于精英人物，建立起一套权威性的知识系统，在另一种意义上必定会形成对底层大众的新的欺压。他们彻底决裂的时刻到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新青年》时代并肩作战的友谊已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