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适家人抛尸荒郊、刨挖祖坟相比，鲁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迅速走上神坛，成为供奉在堂的一代圣人。古往今来，很少有作家像鲁迅这样在一个国度享有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是很少，而是根本没有——鲁迅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和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却披露了这样一件史实：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是年的七月七日晚，毛泽东忽然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赵丹、黄宗英以及翻译家罗稷南等应邀参加，周海婴也在场。会上，罗稷南与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鲁迅的对话。毛泽东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一一如实作答，然后将话题一转：“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微微动了动身子，然后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他识大体，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这一番话让周海婴听得惊心动魄，他甚至用鲁迅的一首诗来形容自己内心的震惊：“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因为毛泽东的话太真实了，他并不因为鲁迅而虚应一番，他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这想法与当时国内形势密不可分，如果鲁迅活到一九五七年，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毛泽东嘴上这样说，内心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鲁迅早已去世二十年，他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毛泽东所确立的，对鲁迅如大江大河般滔滔不绝的颂扬之辞，其源头也正是毛泽东。他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指出：“综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他在武汉接见军区负责人曾思玉时，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把鲁迅拔高到“第一等圣人”，甚至比孔夫子还要高，这是史无前例，也是无与伦比。
有人说毛泽东对鲁迅的“高抬”违背了鲁迅的本意，有人说这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在纸上的理想被毛泽东演变成红色中国。其实鲁迅身后的事已与鲁迅无关，不同的人借鲁迅的名义达到不同的目的。鲁迅不在人世，他没有办法阻止。当时他被抬高到九天之上的青天，如同光芒万丈的太阳，鲁迅故居成了与湘潭韶山一样的红色景点，被万众景仰，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来此参观，并对陪同他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鲁迅有句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的号召让鲁迅的宿敌周扬、郭沫若们谈虎色变，然后也随之摇身一变。郭沫若忘记了当年曾以杜荃笔名，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痛骂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现在，他用诗人之笔欣然赋诗：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主抓电影《鲁迅传》，多次过问创作情况：“在辛亥革命以前他是启蒙主义者，他认为根本的问题要启蒙，要农民起来，‘怒其不争’，是怒其不觉悟。他看到了农民被几千年封建礼教统治，‘蒙’么，不觉悟么，要启蒙，强调知识，知识启蒙，‘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伟大在此。”
郭沫若或周扬紧跟的不是鲁迅，而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即便违心地为中国“第一等圣人”唱哑了嗓子，在中国式的生存法则面前，也不得不屈服——屈服在这里，便是屈辱地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