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回到台湾的几年，一直处于舆论中心，一会儿批胡，一会儿保胡，一会儿棒胡，一会儿又捧胡。就在一片汪洋之中的风口浪尖，一个年轻的身影异军突起鹤立鸡群：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民国六年的九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他最需要的酵母，他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北大添进了新血液，北大开始蓬勃了！”
这个像当年胡适一样的年轻人名叫李敖，他界定胡适的真精神是：“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这篇文章标题叫《播种者胡适》——这个胡适曾寄钱给他买裤子的年轻人，这个自称比胡适还了解胡适的年轻人，正因为胡适在他心田里播下民主与自由的种子，他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成为台湾的另一个胡适。
胡适和李敖成为忘年交，晚年的胡适与年轻时的胡适一样，喜爱交朋结友，他的朋友有作家教授，也有贩夫走卒——曾经就有一个卖饼小贩叫袁瓞，售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哪一个更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接到这封信，知道他是一位小贩，做得虽然是小得不起眼的芝麻饼买卖，眼光却越过装芝麻饼的铅皮桶，放眼全世界，他十分感动，何况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他就更加开心，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尔在一九四五年离开唐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我很自豪，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卖芝麻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足够使我乐观，让我高兴——如有我可以帮你的小忙，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从此，卖芝麻饼的小贩便成了胡适博士的朋友，有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十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烤芝麻的清香。他把芝麻饼捧到胡适面前，胡适笑眯眯地拿起一个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一老一少聊得畅快，随后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封信，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胡适经济尽管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院为了省钱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诚心给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以帮助，他这人一向乐善好施。
胡适一直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最后一次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江冬秀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胡适一看是芝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到底是书生，他太天真了，他以为那么大的一个台北市，所有的芝麻饼都是袁瓞一个人做的。
就在这次出院后不久，“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召开，那时候台湾节气已过雨水，到处春光明媚。胡适极其罕见地身着飘逸长衫、满面春风来会见新当选的院士，并致热情洋溢的祝酒词。晚上六时三十分，宾客陆续退场，胡适保持着一贯的君子风度，站在客厅门前与友人一一握手告别。就在这时候，他的心脏病突然暴发，面色苍白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倒在这个被李敖称之为“睾丸”的孤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