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弟子、《胡适评传》的作者、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说：“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蚀。个人的生命是时代的生命，个人的消逝是时代的死亡——至少部分是这样。”这句话用在胡适与鲁迅身上，是多么贴切。
虽然同为新文化大师，胡适与鲁迅人生之路是那么的不同，一个在美国得到西式民主的火种，一生就在这条崎岖小道上艰难行走，弯弯曲曲的路途最终通向大洋中那个孤岛。一个从日本得到革命的红旗，最后指向延安宝塔山下，最终经毛泽东之手缔造了一个红色中国。两条不同的家国之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却早在民国时代，早在胡适与鲁迅的唇枪舌剑中已经有了雏形与轮廓。大陆曾经长时间“封杀”胡适，就如同台湾曾经长时间“封杀”鲁迅一样。但是时代的风云变幻，把一些普世的规则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政治可以“绑架”大家的思想，禁锢大家的头脑，可是当浮泛的潮头退却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真理与智慧的所在，看到哪条路是此路不通，哪条路是通衢大道。这是人权与极权的不同，也是胡适与鲁迅的不同。可能太多的“不同”遮蔽了胡适与鲁迅的“同”：无论在北平或在上海，胡适与鲁迅都是外地青年作家或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以胡适和鲁迅为中心的两个文学阵营一直不曾消失过，这是他们人格魅力的所在。他们同样都饱读诗书，也同样都热心助人，是民国文坛的两位大师，也是中国文坛的两位巨匠。
还是李敖说得好：“在时代的潮水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蚀。”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人，从文化角度来说，人更不可孤立。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受着文化的制约，个人永远寄身在时代之内，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他就是时代的一部分。胡适是这样，鲁迅也是如此，凡·高是如此，贝多芬也是这样，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家艺术大师无一能幸免——大师只是那个时代某个领域最突出的代表，一片森林中，不会只有它这一棵高高耸立的参天大树，芬芳满园的花圃里，不会只有它这一朵娇艳鲜花。林木葱茏，才会显得生机一片，群芳争艳，才会让人赏心悦目，杰出人才的孕育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在诗歌鼎盛时代，李白的出现像彩虹横天，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出现一点也不偶然，在李白的周围，有无数诗歌星座在闪闪发光：杜甫、王维、岑参、杜牧、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龄、陈子昂、刘禹锡——是他们组合成浪漫而瑰丽的盛唐气象，就像凡·高身旁有莫奈、塞尚、高更一样；就像贝多芬身旁有海顿、马勒、莫扎特、舒伯特、布鲁克纳、约翰·斯特劳斯一样；就像莎士比亚身旁有福特、马洛、本·琼生、韦伯斯瑞一样，巨人从来不会单个地孤立地出现，大师只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森林中最高大的一棵，是花园里最鲜艳的一朵，而不会只是其中唯一的一棵、一朵。大师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他的出现预示着一个群体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崛起。如同胡适与鲁迅的崛起意味着民国文化人的群体式崛起，环绕在胡适与鲁迅身边的，是一个庞大的大师群体，都是已经载入史册的名字：邵洵美、蒋梦麟、辜鸿铭、陈寅恪、徐志摩、陈独秀、蔡元培、章士钊、沈从文、汪静之、梁漱溟、王国维、傅斯年、章太炎、钱穆、梁启超——实在太多了，我无法一一罗列。
李敖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他说得没错，但是在我看来，人物就是露出时代海面的“孤岛”，所有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就是浮出海面的“珊瑚群岛”。而胡适或鲁迅就如同珠穆朗玛峰或乔格里峰一样，组成一片奇峰耸立、绵延不绝的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民国大师如同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正是这条条山脉座座奇峰，组成了让人仰望也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