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出现和发展的，传统中孕育和滋生着现代。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现代是对传统的一种扬弃，传统与现代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同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的适应。”
从时间的维度上说，现代性具有时先性、当下性、当前性，这种时间维度的特性不停地被改变、扬弃和完善，因而，现代性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成为过去或传统，因而谈论文学的现代性，我们也绕不开“传统”二字。尤其是谈论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较大的张爱玲女士的小说。
谈论张爱玲小说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本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张爱玲小说背后的荒凉存在：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小说中的传统意象——月亮对人物心理刻画的作用，其他细节描写。
（第一节）服饰符码与内心情感
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重要概念，她认为：一个艺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兆。如果它再现的是人，那么它或许就是某种面部表现的复制，示意着这些人应有的情感。也可以说他表现着情感赖以发生的社会生活，即表明了人们的习俗、衣着、行为，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秩序，暴力与和平。此外，它无疑可以表现作者的无意识愿望和梦魇。“服饰是一种物质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人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体现，张爱玲营造一个华丽的或美艳的服饰世界，是因为服饰描写远远超过了服饰本身的物质意义，而具备了一种精神文化意义，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言表人物所不能言者，表达了人物内心深层的精神世界，表达人物对人生的理解，也是张爱玲内在心理缺失的一个折射。作者选择一个物象，是用艺术的外在形式去表达作者内在的潜意识。张爱玲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王铭铭在《甜蜜的悲哀·译者序》中指出：“在这种意义上，生产变成了某一文化逻辑的物化过程，产品的生产成为美国文化的体现，不在于产品的物质意义，而在于产品的物质代表的符码。”由此，我们再来思考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的意义，张爱玲对服饰的描写反映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同时也暗示了人的心理、处境和命运。服饰也成为我们解读张爱玲小说的一个重要符码。
服饰是一种物质文化，更是一种精神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服饰是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时代政治、经济、科技、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心理的鲜明反映。服饰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服饰本身而拥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一文中也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初到香港的葛薇龙穿着的是一件特别的制服，翠蓝竹布衫，窄窄的裤脚管，一副清朝的衣服，为了更美些，葛薇龙又在竹布衫外套上一件绒线背心，这使得她与梁太太——她的姑妈家的豪华毫不相称，由此显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滑稽、精巧与荒诞，葛薇龙自己也自惭形秽，自己心理先败下阵来，这是人物在现代环境中的一种尴尬处境，当她看到姑妈家衣橱里的各式衣服，她感觉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这里的服饰描写暗示了葛薇龙的心理及其思想的变化。葛薇龙想通过读书获得独立，一开始受父亲影响的葛薇龙对姑妈的所为可能不屑一顾，她来到香港是为了求学，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面对新的物质生活的诱惑和冲击，在骄奢淫逸的空气中，在浮华奢靡的香港上层社会，葛薇龙的自卑和自我虚荣在不断地扩张，当她认识到求学也是为了谋生时，外界的因素会无孔不入地影响她的精神世界。果然，求学中遇到困难的葛薇龙敌不过姑妈满衣橱衣服的影响，这些像“蓝色的多瑙河”的衣服阴凉地咂着她，流遍全身，使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偷偷地一件件地试穿，甚至不去睡觉。这满衣橱的衣服已经成为一种能言善辩的说客，它不但说服了葛薇龙隐瞒、背叛父亲向姑妈靠近，也教会了葛薇龙为自己辩解，直至最后她离不开这样的生活，自愿接受姑妈梁太太为她安排的一切以及堕落到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甘愿为梁太太弄人、为乔琪弄钱的悲凉命运。这里，葛薇龙的一切变化，作者张爱玲并没有说明，而是让服饰告诉读者葛薇龙一步步滑下去的过程，她无法自控地走上沉沦之路。
我们审视葛薇龙初次见到乔琪的场面的描写：
她迎着他走去，老远的就含笑伸出手来，说道：你是乔琪么？也没有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乔琪和她握了手之后，依然把手插在裤袋里，站在那里微笑着，上上下下的打量她。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的那双绿眼睛一看，他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是女性在男性逼视下失去自我的一种荒凉的处境。原本很大方很自信、满以为自己的衣服可以为自己争得一些力量的葛薇龙，在阅人无数的乔琪的男性眼光的逼视下自惭形秽、溃不成军。这也是在看与被看、男性与女性的微妙关系中显露出的女性的自卑，深刻体现了不平等的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被压抑的微妙心理。当女性装扮自己是为了取悦于男性时，女性自身存在的价值变得微乎其微和不可思议，女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穿上美丽的衣服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恰恰是张爱玲透过服饰来揭露和诠释女性荒凉心境的一种视角。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不仅是女性在男性面前的荒凉处境的反映，也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相互倾轧的一个工具。《红鸾喜》中，玉清在结婚前买衣服时遇到两个傧相——自己的小姑子，她们之间的对话时这样的：
二乔伸手道：我看你买的衣料。玉清递给她道：这是掺丝的麻布。“二乔在纸包上挖了个小孔，把脸凑在上面，仿佛从孔里一吸便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吸光，又像蚊子在鸡蛋上叮一口，立即散了黄；口中说道：唔，花头不错。”四美道：去年时兴过一阵。“二乔道：不过要褪色的，我有过一件，洗得不成样子了。”玉清红了脸，夺过纸包，道：“货色两样的。一样的花头，便宜的也有。我这人就是这样，那种不禁穿的，宁可不买！”……当二乔笑着问：行过礼之后你穿那件玫瑰红旗袍，有鞋子配么？
玉清表示还没有买到相配的鞋子，二乔和四美就告诉玉清说母亲（玉清的婆婆）在帮忙做一双鞋子，而二乔和四美回到家却告诉自己的母亲说，玉清已经买到鞋了，不用做了。这时连母亲娄太太也听出了女儿很随便的两句话里有一种愉快的报复含义。这是女性间的一种嫉妒与倾轧，她们相互比拼服饰，通过服饰相互打压，这就是中国女性的悲哀，也是中国女性荒凉处境的显露。
女性间相互打压，源自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从属地位。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处境使女性处于一种压抑、焦灼、凄清的境地。在男权社会中，在男性面前，女性变得微乎其微，成了男性生活的点缀，为了取悦于男性，为了美丽的衣服，女性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衣服成了女性生活的粉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女性还要应对来自同类群体女性间相互的倾轧，这是女性在踏入家庭之前以及成家之后经常面对的一种变相的竞争。这里在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和压抑地位的女性之间本应该是相互的帮助和抚慰，而实际上她们之间却是一种暗自的较量和打压，她们都试图通过华美的衣服装扮自己，取悦于男人，从而争得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来自服饰和容貌的较量在《倾城之恋》中也很明显。徐太太打算将宝络说给范柳原时，白家举家着实把宝络打扮了一番：
白老太太将全家的金珠细软，尽情搜括出来，能够放在宝络身上的都放在宝络身上。三房里的女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干娘给的一件缲丝衣料，也被老太太逼着三奶奶拿了出来，替宝络制了旗袍。老太太自己历年攒下的私房，以皮货居多，暑天里又不能穿着皮子，只得典质了一件貂皮大袄，用那笔款子去把几件首饰改镶了时新款式。珍珠耳坠子、翠玉手镯、绿宝戒指，自不必说，务必把宝络打扮得花团锦簇。
在相亲的时候避重就轻，不要四奶奶的两个女儿，偏选了寡居在家的白流苏作陪衬，没想到却被流苏抢走了范柳原，流苏避重就轻，穿了一件月白蝉翼纱旗袍，通过自己的跳舞抢走了本该属于宝络的范柳原，她想：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无论如何，她给了她们一点颜色看看。她们以为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着。回来之后也在想，宝络一定在恨她，可是她顾不上那么多了。这里女性的服饰和容貌成为彼此较量的一个工具对象。有了服饰这一小道具，女性之间的竞争更激烈了，明争暗斗，相互使坏，这种竞争和相互倾轧不仅古已有之，而且日后仍将存在。这就是张爱玲通过服饰描写要表达的另一意旨，女性生活之中不仅处于男权社会压抑之下，还要防备和应付来自同性间的倾轧。
张爱玲笔下的服饰描写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女性荒凉处境的再现，同时也是女性欲望需求和压抑心理的表现。这种对华美服饰的描写也与张爱玲自身的经历和心理有关。她从不讳言女子的爱美心理，这种爱美爱虚荣的心理是张爱玲自身经历的一个反映。很小的时候，她很羡慕自己的母亲站在镜子前面穿漂亮的衣服，别胸针，她自己简直等不及，然而长大后的张爱玲发现人生并非那么美好。人生的一种凄凉的处境使她有着一种压抑的阴暗心理，她自己生活在父亲和后母的威压和统治下，穿继母穿剩的衣服，她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件暗红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满了冻疮，冬天过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童年穿别致衣服的幻想离她很远了，直至自己挣得稿费后为自己大量地置办衣服，甚至是奇装异服，张爱玲对服饰的痴迷在于“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了一种特殊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s-crazy”。（《对照记》）由此看来，张爱玲笔下的服饰描写潜藏着女性压抑的心理和荒凉的处境。对于女性来说，衣服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表现生命中美的本真欲望的需求，但也会因本真欲望的满足而销蚀人的价值，使人面对一种难以把握的命运和处境，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子。
除了华美的衣服，衣服上的配饰也是张爱玲小说中不可忽视的道具，戒指、镯子、项圈这些大的圆形饰品，在张爱玲的笔下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控制着人的生命，促使人走向悲剧和死亡的一种象征符号。曹七巧戴上了黄金的枷锁，这个枷锁使得七巧的心理不断地扭曲，她变成一个妻子不像妻子、嫂子不像嫂子、母亲不是母亲的人，她视所有人为敌，她疯狂地迫害自己的儿女，使自己和儿女一步步走向没有光之所在。张爱玲对七巧的描写：七巧挽起袖口，把手帕子掖在翡翠镯子里，她见到姜季泽时“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七巧送给嫂子的东西是“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棉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珐蓝金蝉打簧表”，最后七巧在离开人世前，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这些黄金的首饰是压抑情欲后的七巧一生的追求，这些首饰、玉镯子套住了七巧，七巧为此付出了青春、生命甚至包括儿女的幸福，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胜利，七巧无法走出人性的怪圈，最终濒临人性的荒凉境地，她用这黄金的枷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