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将王佳芝置放于男人的价值及需求的世界里进行审视，一切情感需求基础上的情爱都是虚空的，易默成是一个自私的男人，为了寻找到活力、放松与情爱，他送给王佳芝六拉克的钻戒，在易默成的心中，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或许多年之后的易默成回想起来的不是做特工的成功，而是红粉真爱的王佳芝。但当这一切与其特工工作、生命安全相权衡时，他会决然选择后者，红粉知己只是生活的点缀而已，尤其当他明白了王佳芝是在诱杀他的一刹那间动心后爱上他的，于是便毫不客气地结束了红粉知己的生命，这是男性生活的秩序，也是女性可悲的荒凉存在的根本原因。王佳芝自以为爱能超越一切的，于是不惜牺牲革命、同志及自己生命的代价，挽救“所爱的人”的生命，当然王佳芝的中途改变决定去救易默成，是有复杂原因的。张爱玲自己在谈《色，戒》时说：
王佳芝的动摇，还有个原因。第一次企图行刺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是为了乔装已婚妇女，失身于同伙的一个同学。对于她失去童贞的事，这些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至少予她的印象是这样——连她比较最有好感的邝裕民都未能免俗，让她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甚至于疑心她是上了当，有苦说不出，有点心理变态。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里一时动心，铸成大错。
于是，一刹那间产生的爱是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思想，造成了精心布置两年的计划在瞬间夭折，没想到自己却失败了，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同志，背叛了自己，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这就是女性生命存在真实的悲凉与虚无。女性人生就是行走在一个冷漠的荒原上，在寻找幸福安慰的旅途上，充满了陷阱，隐藏着危险。虽然最终的结局可能是幽怨的、苍凉的，但这种真正的人性足以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了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读到这里，生命因直觉而平庸、琐碎、矛盾、痛楚，也因之更为真实，张爱玲写女性不是为了宣传，仅是为了启示读者感悟人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
郑涌在《生命真实的另类表达——张爱玲笔下的性和爱》一文中指出：在张爱玲眼里，文学不是一种教化的手段，她不想通过自己的小说教育人们如何迎合社会的伦理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在她看来，文学最重要的是去书写、表达人的本性、真情实感。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论是描写天使还是描写魔鬼，都要能揭示他们真实的本性和灵魂的深处。在张爱玲小说中，王佳芝需要真爱，尤其是在失去童贞被人不齿时更有一种对真爱的渴求，易默成也需要红粉知己，在挑选钻戒的时候，张爱玲刻画王佳芝的心理活动：
他这安逸的小鹰巢值得留恋。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这是乱世中没有恋爱经历的女性对情爱的真实体验，我们不能将之单纯地归结为“性”需求，王佳芝曾经并非为了“性”，而是为了“革命工作”付出了童贞，为此，她曾耿耿于怀，有苦说不出，“最后却在为革命工作中”爱“上了有妇之夫的汉奸，而且是事前与爱国青年预计好的要刺杀的汉奸，这与常理或当时的政治观念完全背反，也是当时受诟病的一点。张爱玲以她特立独行的创作观改写了主流叙事的主题，突出了王佳芝这种为了”真爱“的率真、纯粹、彻底和不可阻挡甚至于为此甘愿牺牲自己和同伴生命的冲动，这虽是艺术化了的人生，由此也体现了人性的弱点。”为在乱世中寻找‘真爱’，王佳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爱玲在小说中，使这样一种为追求‘真爱’而献出生命的人，具有了某种庄严和神圣性。这也是对生命真谛的一种表达，尽管有些另类。在《色，戒》中，张爱玲把这样一种人的出于本能与本性的‘冲动’、真爱‘，就这么’在你冷不防的时候‘，从天而降’、令人‘措手不及’地突现在读者面前，把本真的性命活生生、直截了当地放到读者眼前。
庄子在《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所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内在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张爱玲的小说正是触及了人性的本真，当“本真”之情成为人的最大负荷时，人的真性命却由于“本真”而活生生地被杀戮，这种悲凉会震撼人的内心，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悲凉。
张爱玲的小说不是从表现时代大主题的角度出发，追寻崇高的革命情怀和意义，而是避大就小、避高就低，注重在日常琐碎的生活细节中探求现实层面背后个体对生命的感受和普遍存在的价值的思考，注重在日常生存的状态下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哲学探究，体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与悲凉意义。
（第二节）情欲、金钱与人性的荒凉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西方现代文明迅猛发展时期，并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人的本性及人类的命运产生了深入的思考，文学的现代性对现代社会文明展开了批判和反省。张爱玲的小说产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都市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得到十足的发展，一方面它受着并不深刻的封建流俗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门打开后它又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在中西碰撞、由封建传统走向现代的生活中，人的多重欲望和性格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得以复杂地展示。对传统伦理道德维系下的家庭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的张爱玲把小说的主人公置于现代文明的理性关照之下，她描写主人公的坎坷经历，悲凉的人生，并不是为了骗取读者的眼泪，而是试图解剖人性的奥秘，揭示人生苍凉的哲学意蕴，情欲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布下了命运苍凉之局。上文提到的《色，戒》中的王佳芝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再看张爱玲早期的其他创作亦如此。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一个麻油店的女儿摇身变成了姜公馆的二奶奶，就是因为姜家的二少爷是个残废，这里故事就隐含了一种地位、金钱与命运之间的阴差阳错的矛盾。金钱在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张爱玲从来不忌讳谈钱的问题，于青的《张爱玲传》谈到张爱玲在周岁抓周时抓住的就是小金锭，成名后的张爱玲对钱的务实态度贯穿了她的一生。在小说《封锁》中张爱玲借助一个山东乞丐之口唱出：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的观点，乞丐的所唱也感染了电车司机，司机也跟着唱起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这个观点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成为现实人生的真实存在，然而最可怜的最可怕的是生命中没有钱也没有理解的生存的恐慌。当年富力强充满活力的曹七巧被贪财的哥哥嫁到姜家后，她失去了人本真的情欲，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时她转而追求金钱，做了金钱的奴隶，最终让金钱锁住了人性。
七巧做了姨太太进而被扶正为二奶奶。由姨太太升为少奶奶，地位的变化让七巧放弃了正常人的强烈的情欲的权利，她不仅得不到正常的情爱生活，而且压抑自己正常的情欲，尤其是扶正为少奶奶后更膨胀了她的黄金欲望，于是情欲的失去与压抑转而变为对金钱的占有和攫取，七巧企图打造一副黄金的链锁稳固自己在姜家的地位，然而在金钱稳固了曹七巧地位的同时也锁住了她的人性。她几十年来苦苦地挣扎，受制于姜家，最终换来了她在姜家三足鼎立的位置，然而她却因此压抑了自己正常的情欲，进而泯灭了自己的人性。面对自己苦苦爱过的姜季泽，她为了维护自己的金钱，原本还“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的曹七巧，接着立刻暴怒了，小说中写到：
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
在七巧的心里，情欲的压抑导致了对金钱疯狂的占有，得到了金钱就得到了权力，有了权力就可主宰自己的生命，然而，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凶器，它的棱角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伤害自己。以金钱为代表的权力给了七巧做婆婆和家长的威严，也操控了她的人性，在金钱操控下的她失去了理智，泯灭了人善良的本性。因为谁都别想从她的手中拿走任何的钱，包括她苦苦爱过、直至晚年还怀念的姜季泽。唯独一个人可以信得过，那就是她的儿子，因为这钱终究是他的。然而，爱子如命的她同时也潜意识地、病态地剥夺了儿子正常生理欲望的权利。她奚落、挖苦、讽刺儿媳，变相地占有儿子，晚上不让儿子回房，陪着她抽大烟，躺在床榻上用小脚挑逗着儿子，俨然一副情人的样子，同时逼着儿子讲他们的私密，得到儿子与儿媳间的夫妻私密，又返回来以此羞辱儿媳和亲家得到自己变态的满足；同时为了避免女儿出嫁损失她的财产，她的一句话就拆散了女儿即将得到的幸福：哪儿丢得掉呢！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女儿就这样也被推倒了人生荒凉的边缘，童世舫离开了长安，长安的人生就此凋落了。别人毁掉了七巧的一生，七巧坐稳了家长和婆婆的位置后，变本加厉地、疯狂地毁掉了自己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一生的幸福，诚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所叙述的：凡是一个女人需要爱人家，需要被人家爱的那种独占的欲望，只能以自己的孩子为对象的时候，母性往往会发展过度，成为病态。”曹七巧即是如此。“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最后所有的人在愤恨和哀怨中死去。曹七巧的身上浸透了资本的铜臭，情欲的压制与丧失、对金钱的占有欲使她失去了做妻子的本分，做儿媳的孝顺，做嫂子的贤良，做母亲应有的本性，她变成了一架收敛并存储金钱的机器，任何想动用她的金钱的人，包括她亲生的女儿和儿子，也会受到她的折磨、惩罚和制裁。
《金锁记》讲述的悲剧故事在旧时代比比皆是，人们似乎也习以为常，但张爱玲却看见了其中的被人忽略的“人性”的弱点。张爱玲用一种参差对照的手法，从揭露金钱和情欲的矛盾角度去看这一群时代的广大负荷者，从人性的角度挖掘人生的要义，从情欲的角度去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走向，在荒凉中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而非简单地唤起人们的同情或悲悯。“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写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旧家庭是宣扬伦理孝悌、兄友弟恭的地方，也是生命自私和冷酷的最佳表演地。尤其是七巧所做的一切更值得读者去同情、反思，因为七巧的身上原本也有可爱的东西，嫁给姜家残废的二少爷是不自主的，或者说是被男权（兄长）社会逼迫的，在钩心斗角、相互争宠猜忌的深宅大院中想要立足也很不容易，尤其是一位女性。正是这种环境，使得七巧一级一级地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导致了七巧的心理病态和疯狂的报复，一级一级逼着人物走向死亡。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在反思人性的同时不得不反思更深刻的原因。因此，傅雷指出，《金锁记》是一曲哀怨的人性悲歌，是一曲深刻的人性揭露曲，这刽子手便是黄金，是黄金的情欲。《金锁记》的发表也因此震惊了文坛，其对日常人生欲望的关注与描写填补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个创作空白。
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被别人打败而是被自己打败，同样，人生的最大悲剧不是外部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失败，而是人内在的因素导致的内在的外来苦难。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的悲剧即是来自内在的情欲，这种内在的力量与人生的搏斗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残酷毁灭。毛姆在《刀锋》中借小说中“我”之口道出了他对情欲的看法——情欲是毁灭性的，如果它不毁掉人，它就死掉，同样适合对张爱玲笔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分析。当然，张爱玲笔下的七巧不同于毛姆笔下的伊莎贝尔，七巧对情欲的要求是正常人的正当需求，只不过七巧对情欲的压制是更强烈的，她的不幸是内外因交织的结果。万燕指出：她（七巧）的不幸起源于她的娘家没有钱，所以她变本加厉地占有金钱，而她的不幸的直接表现就是正常的情欲的满足被剥夺了。“情欲和钱欲将七巧推向荒凉。傅雷说：人生一切都是斗争。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如果说七巧的悲凉处境一开始是由于她被家庭和哥哥嫁到姜家，那么后来的悲凉就是她自己不断地挣扎，进而在情欲与钱欲的困境中自觉地将外在的压制转变为一种内在的枷锁，这个外在的连同自制的内在枷锁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永远地置于死亡的绞刑架上。张爱玲的小说通过揭露女性的日常生存状态，显示情欲一步步将女性逼到一个无处进退的狭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