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文化及思想倾泻而入，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清末封建王朝派出的国外留学热潮促进了大规模的反传统的身体流动和思想变化，留学生对国力衰微导致的落后有着切肤之感、肺腑之痛，传统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文学观念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与传播，迅速建立全新意义上的能够融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现代文学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一致的步调与追求。文学作为承载人类生命体验的重要方式，必然对人的生存形式和生存体验做出反应。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走向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四文学之初，鲁迅提出拯救国民的灵魂重于医治身体之痛，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建构，郁达夫等开始对人身体欲望及性压抑的书写，使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具有了一定程度上西方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自主的“人”的意义。古老庞大的国家，愚弱而落后的国民，外在世界强大的威压，文学中呈现的人的内心是压抑的、病态的、落后的、愚昧的、不健全的。当“人”的书写被提到现代文学重要的里程上来，鲁迅毫不留情地鞭挞着人的灵魂，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最终指向一种人对社会、对自身绝望的反抗，这是现代启蒙文学对人的关注。这种从启蒙文学到革命文学的“人”的书写，表现出的是一种悲和壮，对人的关注并非单独的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以民族、国家的强大为前提的整体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个人的解放以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为前提。因此，五四作家侧重于从启蒙的角度，建立民族国家的话语意识，意在打破铁屋子、唤醒国民，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一种宏大的叙事。
4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注重了日常普通人的身体情欲需求的书写，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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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从这样一种对时代和人生的看法出发，提出并实践了文学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写法，她不注重有“力的成分”而没有“美的成分”，有刺激而没有启示的“壮烈”，她喜欢的是有壮烈有悲哀的强烈的对照形式，她喜欢既不“壮烈”又不“凄哀”却又有力和悲剧在的“参差的对照”的苍凉。之所以更喜欢苍凉，不仅是出于美感，而且是出于时代感。在现代性尚未完成的40年代的中国，我认为参差的对照手法是比较适宜的。张爱玲关照日常人生的苍凉处境，关注人的心理和人性，尤其是女性日常人生的生存状态。
（第一节）感性、直觉、本能与理性的冲突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从传统旧家庭走出来的人物，张爱玲对于女性的塑造，没有刻意契合时代主流的题旨，而是注重书写人生的一种真实而荒凉的存在。人物即使经历战火的洗礼也没有变成革命式的人物，诸如白流苏、葛薇龙，甚至《色，戒》中的肩负着刺杀国民党特务之任务的王佳芝等。由此，张爱玲的小说不同于主流文学的书写，她喜欢选取一个角度表现素常人生的凡俗的一面。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生活在现代，受到西方思想的浸染。不同于五四作家笔下有着崇高时代追求的人物，五四主流文学的人物为了某种信仰或者思想而奋斗，乃至献身，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在传统所认为的“虚伪或自私”之中存在着更多更大的生活的“真实”，她们的生活更接近现实，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小说表现生命存在的苍凉与真实，这与她自幼的经历和创作观有很大关系。张爱玲自幼经历了家庭衰败、破裂，目睹了一个没落世家的衰败。母亲的出洋，父亲的再娶，后母的狠毒在张爱玲的烙印，形成张爱玲敏感和孤僻的性格。张爱玲静观她周围的人物及人生经历，也是苦涩的。张爱玲母亲的一生是不幸福的，留学后在海外飘零；她父亲蓄养的小妾老八，被父亲赶出门；遗少式的父亲，只能以鸦片麻醉自己；张爱玲自己成年后与胡兰成苍凉的爱情，出国后嫁给莱雅并侍奉中风后的莱雅，晚年的独居生活等等都冲击着张爱玲的内心世界，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她冷眼看世界，她将对生活的感受融入自己的小说。当然，张爱玲的作品并不是说张爱玲的自传，她只是借助小说深刻地解剖和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不仅表达自己，也表达别人，更多的是对日常人生尤其是女性的生活处境的体察，表现一种真实而冷静的心态。她的小说建立在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之上，对此，在《写什么》一文中，张爱玲指出：
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张爱玲自己也指出，她不会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关于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说“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张爱玲的小说关注了普通人生的心理和生活，她给人的不是启蒙与劝诫，而是一种人生的启示，不论是对现世还是现实，都同样具有人生的启示意义。
张爱玲的小说没有宏大的场面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即便可以挖掘的素材，张爱玲也绕开了。在小说《色，戒》中，在香港读书的王佳芝看了校园革命戏剧的演出而激动不已，自己演出爱国历史剧的成功又使她兴奋不已，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的感觉使她很快投入了以邝裕民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设计的引诱、刺杀国民党特务易默成的活动。而且《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苹如，郑苹如为了革命、为了刺杀特务丁默村英勇就义，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顺理成章的，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刺杀特务的主流题材本可以挖掘崇高革命性意旨，凸显革命年代里青年的壮志和豪情，主题完全可以是壮烈的，故事完全可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她的作品也可以挤入主流文学写作行列。但是张爱玲却放弃了，她避开了主流文学的主题开掘方式，以她特有的方式，在她自己的写作园中改写了这个故事，演绎出一个男女情爱故事，进而探究人性的本真与人生的苍凉处境。
王佳芝为了刺杀易默成假戏真做，失身于一个她并不爱的同学，以献出自己的贞洁“学习”男女性交，然而生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简单的崇高伟大和献身成仁。王佳芝为革命献出女人最真的贞洁并未得到同学们的友善、理解和关爱，反而大家都躲着她，连邝玉民对她也没有任何的情爱与体贴，这本身就反衬了女性生存的尴尬的处境。也促成了王佳芝心理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失身后的王佳芝完全被同学们推向了易默成，大家都不正眼看她，她成了引诱易默成的性工具，成了男性达到革命目标的一种手段，这本身暗示了女性存在的一种悲哀。为了革命，王佳芝献出了贞洁却遭到大家的冷漠和躲避；而在和易默成接触交往中，王佳芝体会到的是男女间的温存与对彼此性欲的满足，王佳芝感觉“每次和老易在一起都想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这里的“积郁”既来自廉价失身后的尴尬，被同学不齿的苦闷，也有女性自身感性需求的失落，女性性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促成了王佳芝的转变及悲凉结局。和易默成交往的过程中，王佳芝很明白自己的责任，也清楚对方的身份，然而失身后面对大家异样的目光，王佳芝不由地将同学的态度与她和老易的交往做一个对比，直觉告诉她：她只是引诱易默成的工具，没有人会关心她的处境，即使刺杀成功，她也得功成身退。而在老易那里，得到男女间的最真的温存与性欲的满足。于是王佳芝脆弱的人性颠覆革命的理性，她背叛同伴和使命，救助易默成显得顺理成章，成为人性真实的可能，这就是直觉与人性的脆弱导致本真的荒凉。脆弱的人性最终颠覆革命的理性。王佳芝在接近易默成后，没有完成一个革命年代里青年学生昂扬的悲壮的革命行为，相反却走向了普通的并不平凡的复杂的人生之爱，成了情欲的俘虏。这里，人的感性战胜了理智。
王佳芝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归之为性欲的满足。作为一名参加革命行动的青年学生，王佳芝自始至终很明确对方的身份，易默成是一个特工头目，一开始王佳芝的责任是明确的，她在寻找时机刺杀易默成，因为首先她与易默成之间是一种明枪暗箭的较量，她的责任和使命是引诱易默成而并非爱恋易默成，然而，在接触的过程中，人的理性追求和感性所需发生了冲突。人的生理之需、心理之求与失身后同学们冷漠的态度及自我人格确认之间的矛盾，复杂的现实致使王佳芝在行刺、接近易默成过程中爱上了这个国民党特务。小说借英文“权势是一种春药”和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到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来含蓄的暗示王佳芝的生理需求，并且最终因为”爱“放走了特务易默成，导致了自己和同志们残酷的被捕被杀。对于王佳芝和易默成，小说中写道：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读到这里，生命因琐碎而平庸，生活因琐碎而真实，然而在平庸、琐碎、真实中充满了深刻的反讽。在引诱易默成以及和易默成交往的过程中，王佳芝眼中的易默成不再是一名特务，而是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从易默成这里，王佳芝获得了女性所需求的生理之爱，也满足了她因自幼缺少父爱的心理需求。或许这里也隐含了张爱玲自己的影子——和胡兰成的相爱以及对父爱的渴望。王佳芝和易默成在相约一起定取钻戒的时候，两人都沉浸在挑选钻戒的情景之中，双方都感觉对方在爱自己，这种感觉上悄然升起的“真情真爱”，使易默成放松了警惕，王佳芝引诱、刺杀易默成成功在即，然而是人性的本真、男女之爱及王佳芝“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的倾心，导致了王佳芝一句“快走”而放走了特务易默成的结果，也使她背叛了自己的使命、背叛了同事，最终被杀。当然，易默成以为王佳芝是爱他的，是他的红粉知己，因而放松了警惕，提供了刺杀的契机。作为精明的特务头目，易默成的警觉非常人所有，然而易默成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男人，他回到家面对的是只知麻将和谈论钻戒的、虽未老态龙钟但也是珠黄而陨的半老太太，实在是没有激情的。特工的紧张工作使得他在年轻美丽的王佳芝这里找到了一种活力、放松和悠闲，然而特务毕竟是特务，他最终还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包括王佳芝在内的几名革命青年。再看王佳芝，她在执行使命的过程中，萌生了内心强烈的感情需求和变化，在引诱特务时她怀疑自己是不是爱上了老易？此时在她的心目中，人的感性欲望超越了理性革命目标，她贪恋于引诱过程中和易默成营造的爱的小巢，她希望能够在“爱”战胜“理智”的一刹那的错误中寻找并确立自我生活的定位，发现并实现新的自我人格，人间的俗爱超越了高尚的政治人生的目标，生活的安稳超过了人生的壮烈。由此，王佳芝在寻找、确立自我人格的过程中也在逐步失去女性的生存价值，她只想依附于男人易默成，于是在她的眼中易默成已经不再是一名特务，一名被谋杀的对象，而是自己终生相依相偎的男人，这似乎才是她生命和情感的本真。当然，有了这一信念，看到倾心所爱的人面临危险，每个人自然都会倾其所有去救助自己的爱人，甚至是献出生命。那么，王佳芝放走易默成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这里，人并非都是英雄，人也并非都追求人生飞扬的一面，大多时候大多数人注重人的自然需求，这是人的本性，或者说人性本真的一面。
然而，王佳芝新的自我人格和价值的确认不过是建立在一时女性生命本能的基础上，这一自我确认和价值实现是错误地建立在“这个人（老易）也是爱我的”基础之上，于是这种瞬间的本真导致的是人生荒凉而真实的存在。谈到这里，正如影片《色，戒》的宣传片所说的，杀一个该杀的人，很难；救一个不该救的人，更难；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难上加难。情欲，布下了命运的局……“有人说张爱玲是在为汉奸唱赞歌，为打笔墨官司张爱玲曾专门撰文说：小说里写反叛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人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是自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有逼上梁山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张爱玲的这番话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张爱玲一向对政治是漠然的，其小说偏重于对人性的挖掘和展示。张爱玲的小说如此刻画人物是注重了人物内心的真实体验和情感，是抓住了“平凡的真实”来建构她的小说，从而与读者产生共鸣，实现她对文学、人生凄美的认识。正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所写的：
我以为，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由此解读张爱玲的《色，戒》或许更易明白些。张爱玲将一个主流文学题材的内容变成一个情爱故事，描写王佳芝的被杀体现的不是因革命而产生悲壮，相反体现的恰是因真情爱而导致的人生悲凉。王佳芝远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惜牺牲两年的谋杀计划、牺牲同伴挽救易默成的生命，最终的结果却是易默成有惊无险后毫不眨眼就枪决了她，并且没有丝毫的内疚，反而更加相信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种荒唐的逻辑不仅暴露了易默成人性的泯灭，而且更反衬了女性荒凉而真实的生存境况，启示着我们，人生是行走在一片荒凉的原野上，人生并不都是崇高、伟大、美好，还有无尽的现实的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