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周忆严从窝棚出来时，天还没有大亮。白茫茫的雾气充满天地之间。
她先是顺着大路往西走，把所能看到的树林、高庄稼地尽力记在脑子里，计划着出现情况时的撤退路线。连日阴雨，没有人下地，雾厚天晦，听不到鸡鸣狗吠，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村口前了。
这些年行军的经验告诉忆严，贫农户多半住在村边村后，沿道临街那是富裕户的地盘。她就沿着村边往村后绕过去。才拐过东北角，从一条南北巷子里传来钩担水桶声。不一会儿，一个青年妇女挑着水桶出了巷口。敌占区的妇女多半怕见兵，而且整天关在屋门里，也提供不出什么情况。忆严就没打招呼，继续往前走。
挑水的妇女显然感到身后有人行动，不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待到看清周忆严，失口叫了声：“俺的娘！”就把扁担水桶放到了地上。忆严一见，忙说：“别怕，你挑你的水去！”可那妇女直接走到忆严面前说：“大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看我是谁？”
忆严仔细一看，原来是二嫚。
“二嫚！可真巧。”忆严拉住二嫚的手说，“你怎么在这儿？”
“俺公公就是这个村的呀，你们队伍全来了？”
“就是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二嫚左右看了看，小声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跟我到家去。”
二嫚挑起水桶，领着忆严进了巷子，拐进路西一座角门里。二嫚径直走进堂屋，忆严站在院中打量这个小院。三间北屋，两间东屋，西屋只剩了房基，上边堆着些柴草木料，整个院子收拾得整洁有序。北房西山头有个窄夹道，是通后院的。忆严正要去看个仔细，一阵咳嗽声，二嫚的公公披着件单褂子出来了，一看见忆严就亲热地说：“孩子，快上屋里坐去。”
忆严进了屋，老大爷就往炕上让，忆严说不会盘腿，勉强就炕沿坐下来。老大爷说，二嫚告诉他被救的经过，真想钉个长生牌位把她们供起来。可一想，她们都是自己儿子的同志呀，哪能使这个老办法，只等队伍过来的时候表表心意吧。偏巧不巧，当天半夜大队伍就过来了，他们在这街上打火做饭，这院里也来了一班人。老人就急忙把只最大的母鸡宰了，悄不言地塞进菜锅里。那个班长发现了，说啥要拿出来。二嫚哭啊闹的不许他们往外拿。那个班长才叫有主意，说是“不拿，不拿，煮着吧！”却跑到连部报告去了。不一会儿连长、指导员都来了。听说这是烈属，他们扛了十来个干粮袋，哗的一下，都倒到囤里说：“难为你了，大爷，我们是来替烈士尽尽孝心的。”说着拿锹的拿锹，使笤帚的使笤帚，把这屋里屋外好收拾了一阵。老人以为他们能住两天呢，笑呵呵地只看着他们忙活。谁知道刚忙活完，集合号响了，这些人一人端了一缸子小米饭就出发。别说鸡，剩下的半锅饭都留下了。老人说忆严来得正好，快完成这****的心愿吧，这回找到正头香主了。
说话间，外屋风箱响，锅勺动，二嫚已在做饭。忆严赶紧拦住说：“你别忙，我可没工夫吃饭！”老人一听，有些恼了：“怎么你拿我们当外人呀！”忆严连忙解释，把她们三个的情况说了个清楚。
“找牲口、送人这事包在我身上。”老人说，“二嫚，你别忙活了！趁着大雾，你快去把那两孩子找回家来，家里的事交给我。”
忆严要自己去，老人疾言厉色地留她。二嫚说：“我是个正牌老百姓，碰上谁也不怕，对这里的道路又熟，比你去有把握。可你要是信不过我，那就另说着了。”
忆严没法，写了叫她二人前来的字条，交给二嫚。二嫚挎上个篮子，拿了把镰刀就走了。这里老人自己动手弄饭，忆严就坐在草墩上拉风箱。
老人告诉她，从前天夜里大军过去之后，这一带的保安队、自卫团全活动得很紧张。上边有命令，叫这些东西拼出全力堵截向西开的新四军。命令下来时，新四军已开过去了，堵截成了废话，只对老百姓使威风。从这往西，七八里地就是津浦路了。津浦路沿线驻着交通警察纵队。南边一个车站叫官桥，北边一个车站叫城河。这两个地方都驻的有国民党正规军。前晚上新四军过铁路的时候，把两个车站和沿线的敌人，全封锁在他们的窝里，兔崽子们竟然连一枪也没敢放。待到天明之后，大军已出去二十来里到了河边，他们才机枪小炮地打了阵，算是交差。不过这两天对过路的老百姓却盘查得很严，说是要抓掉队的新四军。新四军过去在这一带走过几次，铁道游击队也造成过很大的影响，老百姓对新四军是拥护的，都盼着他们能长驻下来。可是由于政权始终在国民党手里，农村也没经过民主改革，老百姓当面还是不敢和新四军太亲热。
说话之间，饭已做好。小米粥，贴饼子，箅子上就熥着那只老母鸡。老人撂下饭桌，要忆严桌边坐。忆严说：“你老先吃吧，我现在吃不下。”
老人把眼睁得溜圆说：“你这是咋了，忙活半天是为我自己呀？”
忆严说：“您快吃吧，我得等二嫚她们来了一块吃！”
老人还劝忆严，忆严说：“我带着她们两个人执行任务，她们两个还在饿着呢，这筷子我怎么好往嘴边送？大爷，你老快吃吧。”
“嗯！”老人点点头，“好队伍，好队伍呀！这才叫亲如手足。好，我跟你一块等。”
老人只好把鸡又端回锅里，把个草墩往墙根拉拉，陪着忆严又闲谈起来。他说，二嫚那个养父，也叫人吗？孩子叫了你一顿爹，怎么能干出这样丧人伦的事来？孩子当初是卖到我家的，我不点头，他根本没权力往回领。可我心疼这孩子，心想年轻轻的，叫她再找个主过日子吧。我一个钱没往回要，就把婚书给他了。临走还把二嫚的箱子、行李，全让他带了去。
忆严说：“这回二嫚回来了，你们爷俩互相照应着过吧。”
老人担心地说：“婚书都让他们骗走了，他们能不找到这儿来捣乱吗？”
正说着，前边道上乱了起来，先是狗咬，后是鸡飞，砰砰两声枪响，军号和哨子齐鸣。老人猛地站起来说：“不好，是匪军进村了。他们一来就是这个动静，我去瞧瞧。”
忆严赶紧收拾好东西，抬脚就往门外走。老人问她：“你上哪儿？”忆严说：“我得出村，不能在这儿连累了你老。”老人说：“他们都到了前边道上，你走不出去了。你把东西带全了，随我来。”
老人领着周忆严绕到西夹道，扒开了垛着的几个秫秸，露出个平摆着的半截风门子。他掀开风门，露出洞口，对忆严说：“快下去！这是我以前为他们铁道队藏东西挖的，我不喊你，你可千万别出来。”
忆严踩着洞口两侧的脚窝下到底，前边已传来砰砰的砸门声。老人把秫秸原样压上，答应着：“来了，来了！”转到前院去。
洞底往横里去还有个洞，只能弯着腰爬进去人。黑暗，潮湿，一股浓烈的腐土味儿。用手摸摸，水淋淋的，忆严又退了出来，只把提琴放到横洞里。
忆严靠洞壁站着，一面倾听前边的动静，一面把两个手榴弹的铁盖都拧下来，解开了绊绳，手枪也拉上了顶门火。
隔着三间堂屋，前院发生的事情听不大清楚，只偶尔听到一两句斥骂声。随后脚步移到屋里，说话声就传到了地窖。匪军问老人几个人在家？老人说一个人。匪军啪啪打了老人两个耳光说：“一个人！饭桌上怎么摆两双筷子？”老人说；“就是等那个人没等到，才摆到现在呀！那个人要来了，不早吃完了！”
“你等谁？”
“等亲家，闺女生孩子了，亲家今天来接我。”
匪军不再问话，开始里里外外地搜查。脚步声由远而近来到地窖顶上了，而且听到用刺刀戳秫秸的声音。周忆严全身神经都紧张起来，把上了顶门火的手枪瞄准了洞口。这时候前院忽然“咯咯，咯咯咯”鸡叫起来了，一个匪军说：“不好，老东西把鸡放跑了！”另一个说：“我早说上后边来找不着什么下酒物，你没见咱往后走时，那个老鬼咧着嘴笑呢！”两人急忙忙又跑回了前院。忆严这才又把举着枪的手放下。堂屋里又传来了打骂声。
“老共产党！你怎么把鸡都放跑了？”
“咦，你这话才叫怪！谁家鸡白天不放出来寻食。”
“你给我抓回来！”
“跑的哪儿都有，我上哪儿抓！”
“不管那个！老总们今天要在你这打尖，非吃鸡不可。别的还不要，没有鸡你试试，看把你的房子点了不？”
“为了口吃的，值当的吗？你老总不就是要只鸡嘛，给你只鸡就是了呗！”
听到锅盖移动声，两个匪军又叫了起来。
“老东西，这回你得说实话了吧，鸡是给谁燉的？吃鸡的人呢？”
“刚才不是说了吗，闺女坐月子，谁家还不给燉个鸡？老总想吃，吃就是了，可别再拿横话吓咱了，老百姓经不住吓呀！”
这时一阵脚步声，有更多的匪军进了堂屋。接着就听见划拳声、笑骂声，鬼哭狼嚎，乌烟瘴气。
心情一放松下来，周忆严感到困乏不堪。她把腿伸进横洞，背靠着洞壁想合上眼休息一会儿，脑袋往壁上一靠就睡熟了。后来，头顶上挪林秸的声音把她惊醒。她又持枪瞄准洞口，洞口却伸下一个黑色的陶罐来。老人小声说：“他们走了，还没出村，你再委屈一会儿吧。我先给你送点吃的。”
燉鸡作了转移敌人视线的诱饵，老人又给忆严煮了碗小米饭加南瓜。
直到下半晌，前街才吹起集合号。匪军们这才稀稀拉拉地出了村。
忆严回到屋里，二嫚已经回来了。把两套军装和一颗手榴弹放在忆严眼前，其中一件上衣已烧掉了大半。
忆严问：“人呢？”
二嫚说：“没见着。出村不远就看见国民党的军队正往这儿开，我就拐上了小道。多走了里把地，到了那个窝棚，一个人也没见着，就扔着这些东西。地上还写了几个字，我不认得，可照样描下来了，你看看说的啥？”
二嫚翻开那件烧剩一半的军衣，她用柴炭一笔一划照着地上的字描了样子在那里。
“向西，快走。”忆严念道，“他们发现情况，向西转移了。留下这几个字，是给我看的。”
二嫚说：“怎么把东西也扔下了，不怕别人捡去？”
“一定情况很急，不然决不会连武器都来不及带的。行了，我知道她们往西走了就好了，俞洁有病走不快，我很快就能追上她俩！”
忆严马上要走，二嫚和老人都留住她不放。他们说现在大白天，敌人队伍才出村没一会儿，后边有没有后续部队也不知道，单枪匹马决不能上路。不如耐着性子再休息一会儿，把精神养足，天擦黑再追她俩，也慢不到哪儿去。
忆严只好留下来，到二嫚屋里去休息。
二嫚住在东屋。光溜溜的席，光溜溜的地，什么摆设都没有，可收拾得干净明快。忆严一则心里不宁静，二则在地窖里睡了一觉，这时再也睡不着，和二嫚两人就谈起闲话来。她把自己的出身经历讲了一遍，二嫚越听越难过，拉着忆严的手说：“我以为就是我命苦了，原来世上还有比我苦的。”忆严说：“旧社会，咱们女人的命运有几个不苦的！”二嫚说：“你们这革命的就是好，当兵、打仗，男人咋的你咋的，谁的气也受不着。”忆严说：“这得感谢共产党，没共产党领导，咱们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共产党闹革命，不光解放受苦受罪的工人、庄稼人，也解放咱们女人。”
“我明白，俺那人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哩。”二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忆严问二嫚：“以后你打算怎么过呢？”
二嫚叹口气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俺公公不会撵我，过一天算一天吧！”
忆严问：“那个脚伕不会再来找麻烦吗？人贩子能就这么完了吗？”
二嫚说：“谁来我跟谁撕落，我不怕！上回是我吃没提防的亏，以后我提防得紧些，他们到不了我跟前。”
忆严说：“他们是谁？他们是整个的旧社会呢！你一个二嫚，十个二嫚也斗不过人家。要真正翻身作主，得象你那男人一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二嫚笑着说：“我能有你那文武双全的本事呀？”
忆严说：“我这还不是在革命部队锻炼出来的！没参加革命前，我可没你那两下子。那天我看见你连喊带骂、猛追人贩子的劲头，心里就想，这个女人可真敢斗争，你要参军哪，锻炼两年要比我有出息得多。”
二嫚低头沉默了许久，眼圈红着说：“我不能走，这一家就剩下老公公一个人了。不看活的看死的，不能图我自己痛快，把老人扔下。我忍着吧，多咱伺候他入土为安了，我找你们去。”
忆严问二嫚：“你还想再找个人不呢？”
“自己能糊上口，要那行子干什么？”二嫚忽然一笑说，“你们这当女兵的，整天跟男兵一块在枪林弹雨里滚，大概谁也没闲心想这些事吧？”
忆严笑笑说：“很少想，很少！可也不是一点儿没有！”
二嫚把嘴凑近忆严耳朵问：“咋的？你有了对心的了？”
忆严觉得一时说走了嘴，脸红起来，低声说：“还年轻呢，哪能就有……”
“连想想的空儿也没有？我不信。”
“想的空儿是有啊……”
“想什么呢？总得想个人儿吧？”
“嘻嘻！”
“什么人儿？”
“什么人？”忆严红着脸说，“还不也是个当兵的！”说完伏在二嫚肩上笑起来。
天黑以后，忆严上路，二嫚把她送出四五里地。一阵风急，看看又要变天，忆严催二嫚回去。二嫚恋恋不舍地说：“队伍再开过来时，来看我吧。”
二嫚慢慢地往回走，心中升起一股空荡的哀愁。好多年她没和人这么无拘无束地说笑过了。从童年到青年，她唯一说笑玩要的伴儿就是兄弟兼丈夫的那个人。那个人没了，她也永远失去了生活中的明亮欢快。既没有说笑的对象，也没有说笑的心情了。这地方还没解放，寡妇家是不许见笑脸，也不许出笑声的。她把全部的青春活力都消耗在劳动中，从疲劳里享受一点对生活的满足。这个女兵来了一天，不知怎地，一下子就把她拉进正常人的生活气氛中来了，而且让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阳光，充满活力，人与人之间以最坦率、赤诚、无私、互为骨肉的关系结成群体。忆严在眼前时，这一切都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忆严一去，又都随着她走了，那一切又变得遥远而虚幻了。
她回到村里，夜已深了，经过自己家后窗，发现亮着灯光。这么晚点着灯，从来没有过，也许公公不放心，在等她吧。紧走几步拐进巷口，突然从她院里传来了嗷嗷的驴叫。她不由得一惊，站住了脚。她一生骑了两次驴，两次都给她带来了可怕的厄运。一种不祥的预感，逼使她转回身又走出巷口，贴身站到自家后窗下倾听里边的动静。
“东屋、北屋你都瞧了，那儿也藏不住人。”是公公气哼哼的声音，“你们还赖在我这儿干什么？”
“有人看见进你家了！”是那个脚伕的声音，“你手里没有婚书了，再藏她就是拐带人口。不交出二嫚，咱们上县衙门说话去！”
“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公公说，“我候着你，现在你给我滚蛋！”
“都别赌气，都别赌气。”人贩子拉着长声说，“人有人在，事有事在，叫我看还是早点把人交出来好，好来好散，何必惊动官府呢？”
二嫚象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浑身连气带恨地哆嗦个不停。她不敢再停留，急忙往北，躲到一个荒废的猪圈里去。
整整又过了半个时辰，才听到他家门响。随后两个人小声议论着走出巷子，往村外去了。
二嫚仍不敢去叫自家的门，她绕到西墙外，手扒墙头翻进院里。脚一落地，堂屋里公公就怒冲冲地问了声：“谁？”
二嫚悄悄说：“别喊，是我！”
老人几步抢了出来，抓住二嫚的手说：“孩子，刚才……”
“我知道了。”
“那你还不快走！”
“我放心不下您老。”
“糊涂东西，这个世道咱们谁能顾住谁？快走，追那个女兵去。”
“我走了，他们不找你麻烦？”
“你不走麻烦更大。天黑了，我送你一程子，别动门栓了，还翻墙出去。”
老人先翻过墙头，从外边接过二嫚，出了巷口，一直往西。这时天又落下豆粒大的雨点米了。
九
俞洁进到苧麻田之后，很绕了几个圈子才找到水坑，她拉住棵小桑树，胆战心惊地涮了脚，再往回走，就转了向。大雾天，又没太阳，又看不见标志。正在着急，她听见小高和什么人喊叫，等她找到和瓜地挨边的田埂，往外一看，吓得她倒吸了日凉气——两个匪军正押着小高往大道上走呢！她以为窝棚里的一切全被敌人发现了，赶紧转身向着瓜地相反的方向，尽快地逃。她忘了胃疼，忘了脚烂，不辨方向，不选道路，一个劲地跑下去。她跑得心跳呕吐，两条腿抖得要跌倒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条羊肠小道。雾散了，几天没见的太阳，照在挂着水珠的庄稼上，一片金晃晃的绿色。四周有鸟叫，有虫鸣，可就是没有人声。俞洁一想到这次真正是剩下自己一个人时，泪水又流到了腮上。可这次没有闲工夫哭，下一步的去向，还要自己决定呢！
昨天夜里，在她发作胃病，忆严和小高架着她前进的时候，她曾经起了个念头，想要悄悄离开这两个人。她觉得自己这个身体，恐怕是熬不到追上部队了。自己行动不了，也拖得她们两个人速度减慢，失去追上部队的机会。为什么不放她们轻装前进呢？
到了瓜棚，她睡醒一觉，听到忆严要去替她找牲口，她又检起了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且由于敌情的紧迫，她想得更认真了。三个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女兵，再没有麻利壮健的腿脚，能应付突然遭遇的敌军吗？如果没有自己，忆严和小高大概能闯过去；有了自己，怕成功的希望很小了。
自己离开她们之后怎么办呢？她粗略一想，在农村环境里，和忆严、小高她们那股如鱼得水的自如劲儿比起来，自己是个淡水鱼掉进大海里，一无所能；但到了城市地方，自己就有足够的经验应付了。她身上还有从上海来时带着的几块银元、一个戒指，这点东西足够她从这附近坐火车到商丘的。她参军前曾随着剧团在那里演出过，认识当地几个教员和学生，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她可以找他们先住下来，养养病，弄清情况。从商丘往北，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部队要去的鲁西地带。比这么徒步追赶有把握得多。万一商丘落不下脚怎么办？还可以去开封，开封一个剧团里有熟人，可以搭班演戏。别的路都绝了，最后还可以打电报给当资本家的父亲，把属于她的存款寄来。有了那笔钱，在当地养病也好，暂回上海也好，都不成问题，养好病再设法回来。只要能让忆严和小高脱身而走，自己就免除了良心上的一项负担。
想是想的头头是道，可她终究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几天来相依为命的战斗生活，使她不能骤然拔脚。而且有一个理论问题她还弄不清，这么作的背后，是不是正隐藏着懦弱、动摇的私心。
突如其来的阴错阳差，一下子把她推到独立行动的境遇上来了。那些头头是道的想法，一到真要行动时就露出了破绽：就她这身怪里怪气的打扮，满口的上海普通话，能不为敌人所注目吗？孤身一人，狼狈不堪地奔到商丘，有谁能热情接待她呢？几天来战事频繁，火车不通又怎么办……能够和忆严、小高一起行动是多简单、多幸福！要么追上部队，享受胜利的欢快；要么光荣牺牲，落个光明磊落结局！有什么可烦恼呢？
现在再回到那个路上去是不可能了。她一个人追赶部队；即使不碰上敌人，也会拖死在半路上。只有走迁回道路。
她顺着那条小路，往西南方向慢慢走下去。
将近晌午，路上行人多起来。虽然人们不时向她投过奇异的目光，却谁也没打听她什么。她心稍放宽了点。远处望见村子了，从村口出来的人朝各个方向散去，有的手里提着油炸馃子，有的腋下夹着成匹的粗布，也有牵牛的，挑担的，看得出是才散了集。
俞洁用手拢拢头发，拉了拉衣襟，尽量作出从容的姿态，走进了村子。
这一带的集市，都是平明开市，半晌午收摊。俞洁进到村里，集已经散了。牲口市还有几个经纪人袖口对着袖口用手指讨价还价，粮食市有人蹲在地下一颗颗拣落地的麦粒，剩下的全是些零散闲人。只有当街一个大车店，门口挂个破笊篱当幌子，里边人声喧嚷，锅勺相撞，还透着些热闹劲。俞洁迈步走进店堂，想找个地方坐下，却被突然静下去的气氛和直盯着她的几双眼睛拘束住了。好在一个小跑堂的上来解了围：“嫂子，要吃饭啊？”
俞洁沉住气说：“后边有干净地方不？”
“请请请。”
小跑堂把俞洁引进后院，让到一间草房。屋里没有桌椅，只有铺着光席的土炕，土炕上放了张炕桌。
俞洁说：“把你们掌柜的请来。”
小跑堂出去了。不一会窗外传来了放低了的斥责声：“你没长眼哪？连双鞋都没有穿，是个住得起店的吗？”说着推门进来个五十上下、穿着长袍的帐房先生。这人手里托个长杆烟袋，两眼露着厌烦，板着脸说：“这几天战事紧，咱们店不留客。您起步吧！”
俞洁忍住气说：“我不住店，要吃饭。”
“吃饭请前边，”帐房往外一指，“我们这儿可是先付钱，小本生意，拖欠不起。”
俞洁早已从靠身衬衣处掏出一块银元，握在手里了。这时把银元往炕桌上一扔，嘡的响了声，银元翻了个过儿。帐房先生的两个眼角随着这银元一转，耷拉下来，嘴角却提了上去。
“你先收下，吃完再算。”
“取笑了，取笑了，那用得了这么多！”
“我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一屋用饭！”
“那自然，把饭开到这儿来。”帐房先生回身朝外边吆喝了声，“快打洗脸水来！”然后用两个指头捏起银元，用嘴吹了一口，放到耳边听听，点点头，弯着腰退了出去。
俞洁打了个寒战，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已经遗忘了的旧世界来了，又置身到那一套叫人恶心的虎狼夺食似的相互关系之间了。就象一个久离了鱼肆的人，突然又回到那里，对那股腥臭味格外敏感，格外难以忍受，简直奇怪自己怎么竟会在这空气下生活过近二十多年！更奇怪的是，她在决定这次行动时，想了熟人、路线、方便条件和可能遇上的敌情，就偏偏忘了这个世界里令人窒息的冷酷和丑恶。
小跑堂端来了洗脸水，帐房先生亲自捧来了茶壶茶碗。吩咐跑堂的去准备饭后，帐房先生打了一躬，站在一边陪起话来。
“刚才您别见怪，这两天地面上不平静，各色人等都有，我们不得不小心。也怪我们不长眼，叫您这身打扮影住了！嘿嘿，听您口音，不是此地人吧？”
“婆家在此地，娘家在上海。”
“唔，明白了，明白了，您是打东南乡来。”
“你怎么知道？”
“东南乡魏老财主在上海有买卖，少东家是在上海结亲的，咱知道，就是没有见过尊驾！”帐房先生向前探出身子，亲切地说，“听说有一股****昨天到了东南乡，那势头要往西来。昨天小孟庄孟老掌柜才从这儿过去，骑头骗马，跑得急，连鞋也掉了一只。您看****的队伍，不敢到这街上吧？”
“军队的事，咱女人家上哪说去！”
“这年头，有两钱就睡不安稳哪。你这是奔哪儿？”
“上车站，回娘家呗，”俞洁到这时已经扮好角色了，就自自然然地演下去，“既是自己人，老财东，麻烦你给我讨换双鞋来吧。家里不见外边见，谁没有求谁的时候？”
“那好说。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你要用牲口，我给你再找个赶脚的得了。”
俞洁想了想说：“树大招风，我走几步吧，这儿离车站有多远？”
“西南是官桥，十二里地，一路洼地，听说那儿把得严，官面上手也黑点；北边城河十五，路好走，守卫的是保安队，多少有点油水就知足。”
跑堂的端来了包子、面条，帐房先生帮着摆好碗筷，退了出来。这时前边屋吃饭的人已经散光了，只在一个墙角还坐着几个好打听事的常客。帐房先生一进屋，就笑容满面地走到他们跟前：
“妇道人家，到底好套弄！”帐房先生得意地撇着嘴说，“三言两语就叫我摸着底细了。是东乡财主的少奶奶，叫新四军吓出来的，往上海娘家跑！”
天上传来不祥的轰鸣。由东而西过了好几组飞机。南边西边都传来轰炸和扫射的声音。南边很近，西边的要远的多。
十
俞洁吃过饭，恢复了些力气。帐房先生送来一双家做布鞋，要了她一块袁大头。然后笑容可掬地劝她不妨歇个晌觉。说这里距车站不过十几里路，睡醒觉路也干透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
俞洁躺在炕上迷糊了一会儿，由于担心小高的遭遇，怎么也睡不安稳。现在要还有她在身边够多踏实，以前为她那些孩子气的行为而闹意见是多荒唐啊！历史上出过个花木兰，人们演啊唱啊折腾了多少辈子；可我们这个小小的花木兰，连她自己带周围的人，谁也没觉出是个英雄！而她可真是个英雄呢，你听她跟匪军吵得多凶！被人押走时神态多从容！自己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她能安全脱险吗？
俞洁犹疑不决。来到这镇上两个钟头，把她对旧世界的憎恶又都唤醒了。她想打消绕道城市、曲折前进的计划。
俞洁的父亲，是上海广东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母亲是原配夫人，生过两个孩子，都是没有继承财产权利的姑娘。偏偏两个姨太太都生了儿子。母亲既受不了眼前的冷落，又恐惧丈夫去世后不堪设想的晚年，得了精神病。大姐十几岁上被迫嫁了出去，给一个更大的资本家作儿媳，早早生下两个女儿后，完全重复了母亲的道路，成了那一家多余的人。
俞洁幼年，是在奶娘和使女们的下房里度过的。到了上中学的年纪，父亲把她送进寄宿学校。三年级的时候，电影厂拍一部少年片，选她作了临时演员。她不仅第一次在艺术活动方面得到了鼓励，而且第一次靠自己劳动拿到一笔酬金。啊，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靠自己奋斗取得生活位置的人，是多值得自豪啊！她求导演说情，进了某个艺术团体的学馆。那里管饭，还给一小点零用钱，她觉得很满足。写了封信给父亲，声明不再接受他的生活费和学费。他父亲回信说尊重她的意见，并说已为她存了一笔款子，终生属于她。但要她改一下名字，暗示一个财界巨子的千金作优伶，总不是什么可称道的事。
她在那个艺术团体，由学员到演员，由一般演员到挂三牌，经历了三年。随着艺术上的进展，她的乐观、自信和对生活的希望反而大大衰退了。艺术界，这个被看作纯洁、超脱世俗的圈子，竟也是那么污浊、丑恶，同行之间象乌眼鸡似的。你演砸一个戏，人们指手划脚贬你，蔑视你，幸灾乐祸；演红一个戏，人们嫉妒、诽谤，说你跟这个导演有了暧昧关系，给那个名流送了贿赂。你明明在台上听到后台有人议论：“瞧那口台词！瞧那几步台步！这也叫演戏？”等你下台后询问：“张先生，我的台词还念不好，您多帮我！”“李小姐，我就是穿着古装迈不开步子，您指点我！”却人人都满口恭维地说：“好极了，太好了。侬勿要开玩笑好勿啦？我能指点什么？”
剧团里排了个新戏，叫“桃李梅”，她演“梅”，是个小主角。这个戏在上海轰动了。到处卖“桃李梅”三个女性的照片，人人哼戏里的插曲。有一天闭幕后，她的异母哥哥意外地来到了后台，除去向妹妹问好，还表示要请全团吃夜饭以表祝贺。这个哥哥已是个初露头角的小老板了，平日并不和她往来，她对此举也不热心。可是班主和导演倒十分愿意接受邀请，想借此和这个有大财东作后盾的小开拉关系。
从此以后，她哥哥成了这个艺术团体的赞助人，碰上银根吃紧，常常借垫资金。俞洁忽地一下在海报上的牌位又往前挪了一步。不知怎么小报上有关她的吹捧文章，也多了起来。
“天生佳种，艺材超群！”
“艺高不怕年少，新星亮过老星！”
“俞洁就是演得好！没闲话讲！”
俞洁的照片登满了报头报尾，连夏天卖的团扇上都画着她的大人头。
俞洁开头满得意，越往后越觉得事情蹊跷，就在这红得发紫的梦一样的日子里，一间名叫“桃李梅”的咖啡馆，在上海的繁华街头开张了，霓虹灯广告上就是三个女演员头像。她哥哥聘三位女主角作名义股东，请她们在开市那天亲临剪彩。在闪光灯明灭之中剪过彩，又是一场宴会。宴会上除去几位明星，又请了上海各界的名流。从此“桃李梅咖啡店”在上海就风头十足，生意兴隆。几位名义股东每人得到半打丝袜和一本五折优待的用餐券。
过了半年，突然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启事，俞洁的父亲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俞洁听别人讲，不大相信，找到报纸一看，白纸黑字，果然不假。她还没弄明白发生什么事，许多债主、记者、律师们找到剧团来了，声称“桃李梅咖啡店”用了空头支票，她哥哥已畏罪潜逃。父亲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不肯承担“桃李梅”的债务。于是“桃李梅”被宣判破产拍卖，债主来找“股东”。这几个名义股东当然不该出钱，也拿不出钱来。但是请律师、上法庭，一时就成了小报的头版新闻。明星、股东又是“名门千金”的俞洁又成了主角，平白无故她成了万人耻笑的对象。
官司打完，她病了一场，留下了胃疼的病根，一点点积蓄也花光了。她想换一下环境，搭上一个以淘金为目的的流动剧团，离开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