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严沉默了片刻，想起马上要分手了，自己还跟他发脾气，很有点后悔。她把他的手握紧说：“你可要，可要活着打回来。”
“没有你批准，我且死不了呢！”
出乎意料的是，那两个人的工作倒极好做。小高是服从命令惯了的，往哪指就往哪打，不知道什么叫讲价钱。俞洁听说要继续追赶，虽有点沮丧，可也没什么选择余地。只是在帮她们轻装的时候很费了点劲儿，什么零碎都舍不得扔。几经反复，才使她们同意只带着粮袋、两身便衣、提琴和发给她们的三颗手榴弹，其余一切都扔给连队司务长去处理。
分手前孙震又嘱咐她们，三个人要生死与共，团结一心，能不进村就不进村，能不宿营就不宿营，要克服一切困难，追上自己的队伍。
四
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象个大姐。碰到叫人生气的事，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说话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这一点曾经引起俞洁误会，以为她心机纤巧，善于掩饰自己。其实，俞洁是不了解她的经历。
忆严小名叫秀儿，生在天津，只记得有个爸爸，不记得有妈妈。爸爸是个唱昆曲的。从记事忆严就在打了花脸、贴了头面的人中转来转去。她七岁那年，爸爸陪着人唱“钟馗嫁妹”，一个斛斗翻下去再没有起来。从此她就成了全戏班的公共孩子，这个叫她去买盒烟，那个叫她沏碗茶；吃饭时白大爷给块烙饼，田二姨给夹块咸菜；睡觉就在戏箱旮旯铺个草袋子。人们象喂条小狗似地喂养着她。后来，戏班维持不下去了，演员们也要各奔东西。管事的只好领着她，到常去唱堂会的裕二太太家磕头，求太太把这孩子收下来当丫头。裕二太太扭捏了一阵，留下了她。等戏班一离开天津，她转手又把忆严送给牌友刘太太，顶了她的麻将牌帐。
刘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个小公馆，一年也不回天津一两趟。这里只住着太太、一个胖小姐和一位抽大烟的少爷。下房里，太太一位远亲以半主半仆的身分当管家，还有个兵痞出身的守夜人。有谁经受过这个世界里的这种生活，只要看看这些成员，就能想到秀儿要有多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挺受过来。谁都比她地位高，谁都比她权力大，谁都可以支使她、折磨她、侮辱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仇恨和敌意。
她白天要收拾三个人的屋子，倒三个人的便盆，洗三个人的衣裳，伺候老太太喝茶，伺候少爷抽烟，伺候小姐绣嫁妆。晚上要替管家干活，替守夜人打更。管家和守夜人合伙偷东西。她看得明明白白。说出来，那一男一女半夜里堵上她的嘴，用炉通条烫她；她不说，主人又认定是她偷的，让她在雪地里饿着肚子一跪几个小时……
她终于也熬不下去了，觉得这样活着，既看不到希望又没有意义。可是正当她准备了却自己这短短一生的时候，忽然从天外伸过一只救助她的手来。这家来了个姓林的客人。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回，每次都是秀儿送的茶。第四次来时，她刚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说：
“秀儿，先别走，这是大夫。请他验验看你有什么病没有，怎么总这么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着，拉着秀儿的手说：“别怕，我给你捏捏积就是了，不象有别的病。”
他叫秀儿扶着椅子站好，撩开了她的衣服后身，顺着腰往颈部按摩上去，触到肩胛骨处问道：“孩子，你背上这块青痣是从小就有的吗？”
秀儿点点头。
“别处还哪里有？”
秀儿说：“左大腿上也有一块。”
那人放下秀儿，转脸对太太说：“就是的了，请您把文书拿来，我们当场过付了吧。”
太太打发秀儿出屋去，一会儿的工夫管家就来通知她收拾东西，给她道喜，说来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来赎她的。
秀儿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祸。可她明明记得自己是什么亲人都没有的，她又惊又怕，浑身哆嗦起来。这时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来找她了，他看了这暗黑潮湿的下房，抚摸着秀儿瘦苦伶仃的肩膀，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这神情、这声音，是秀儿从父亲死后再没有见到和听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当人了。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扑上去抱住他呜咽大哭。
“舅舅”把她从天津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在重庆见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产党，是******。才知道那个唱戏的穷演员不是她的亲父亲，而是和她亲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教员身分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四·一二”时被军阀枪杀了。好心的演员冒着风险，收养了她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孤女，以报答他们生前对他的照顾和资助。周伯伯找了她许多年，抗战开始，河北省的党组织从回到高阳的艺人们口中打听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亲也姓周，周伯伯给她起名叫忆严，把她送进了新安旅行团。不久，她随着新安旅行团到了苏北解放区。
在新安旅行团，她没有别的孩子活泼、天真，也没有文化上、艺术上那种早熟的素养。可是她沉着、老练，政治上进步快，对自己要求严，很快地成了个小领导干部。当部队文工团要补充几个青少年时，旅行团就把周忆严输送到新四军来了。
她受到了战争的锻炼，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带领两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她还是第一次。
头一件事，她先把自己见到过的老领导们回忆一下，从他们的行为中找寻自己应该遵循的作法。她想到了：第一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第二要发动群众。
小高是小老革命，把她的工作做好，两个人齐心协力帮助俞洁一个人，完成任务就有把握了。
她把小高拉到身边，悄悄谈起来。
五
和小高谈的很顺利。因为太顺利了，周忆严倒放心不下，怀疑这个小东西要么是没用心听她谈，要么是她根本没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
“当前的情况很严重，你懂了没有？”
“瞧，怎么不懂呢？比平常严重多了。”
“我们要帮助俞洁克服困难，无论如何把她带回队里去！”
“那还用说，谁还能扔了她！”
“你是老同志，要主动团结她。”
“保证不在我这儿发生问题。”
“你，你怎么总嘻皮笑脸的？”
“还非要哭丧个脸呀？我不会。”
“你记到心里没有？”
“幸亏你还刚刚当个分队长，就这么唠唠叨叨，将来要当了婆婆，可够那儿媳妇受的！”
忆严打了她一巴掌，叫她先走出百十米去当个尖兵。联络信号是她装斑鸠叫，忆严用口吹的定音笛回她。她象个脱了线的家雀，三跳两跳不见了。
忆严的话她当然听懂了，只是她实在体会不到忆严那样的沉重心情。打仗嘛，总是有紧张时候，也有缓和的时候。总那么缓和，当兵的还有什么乐趣！俞洁嘛，当然要回部队去，她还能开小差？帮助她也是用不着说的，昨天还不是我弄来的驴吗！至于要主动团结，她心说：“这个任务可要格外用心才能完成。”
她从到宣传队的头一天，就对俞洁没有好印象。
几个月以前，小高从教导队调到文工团来。走到文工团村外，从河边小树林传来一阵叫人想掉泪的琴声。她奔琴声走去，想打听一下团部住在哪里？
小树林边上拉着被包带，挂满了粉红、月白、鹅黄、淡绿、各种颜色的小衣裳，都是洋布的。她心想：“象是地主新媳妇在晾嫁妆？”又往里走了几步，看见在一棵较大的树下，站着位干净漂亮的女同志。上身穿着雪白的紧身背心，绿军裤洗得黄里透绿，横竖的布丝都清清楚楚。长过肩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扛着个黄油油的木头葫芦，那叫人想掉眼泪的声音，就是从这儿拉出来的。
女同志看见小高，尖叫了一声，赶紧放下木头葫芦，从树上拉下半干的军装穿到身上。红着脸，可是笑嘻嘻地说：“你这个小同志！那儿晾着衣裳，还不知道里边有女同志吗？怎么也不咳嗽一声，就闯进来了？”
小高敬了个礼，撇撇嘴说：“我嗓子不痒，咳嗽个啥？女同志有什么稀罕的？告诉我文工团团部在哪儿吧。”
女同志说清了团部的住处，小高又问道：“你扛的那是个什么家伙？”
“这是提琴！”
“这玩意一拉就叫人怪伤心的吧！”
“能叫人伤心，也能叫人高兴，看拉什么曲子。”说着，女同志把提琴扛到肩上，拉了个秧歌调，小高听了笑着说：“唉，这个调就叫人高兴了。以后多拉这个调吧！”又敬了个礼，走出了树林。心想：怪不得临来时指导员嘱咐说，文工团里知识分子多，到了那儿处处小心，不能象在交通站那么撒野，这知识分子就是花样儿多，你走近她还要先咳嗽声！
在团部办完手续，团长把她领到一个夹道口，指着个黑大门说：“你们分队就住在那儿，分队长叫周忆严，你找她报到吧。”
小高走到大门外张望一下，见一个女同志蹲在墙边守着一堆火煮什么东西，她就大声地咳嗽起来。那女同志回头看了看说：“有话说话，没话滚球，你站在那儿干咳嗽个什么劲？”
小高走进门，规规矩矩敬个礼说：“我叫高柿儿，从教导队调来的，团长叫我找周忆严同志报到。”说完就摘下帽子来擦汗。
“个儿不高，嗓门可不矮！我就是周忆严。”周忆严打量着她新剃的小光头说，“听说你是个小丫头呀？”
“错了管换。”
“怎么剃个光头？”
“工作需要，抗战时当交通员，整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装个男孩方便点儿。”
“鬼子投降一两年了，为什么还没留起来？”
“怕招虱子！”
“演戏可不象看戏那么容易，到这儿来要准备克服困难！”
“豁出脑袋干呗！”
“你的铺在西屋南间，跟俞洁同志住一块。你先去收拾收拾，把身上衣服换下来，一会儿跟我上河边洗澡去。瞧瞧你脏的！”
小高心想，文工团员要都是象分队长这样，倒还可以干下去。
西屋南间铺着草铺，果然已放下了一个背包。高柿儿赶忙打开背包，拿出她当交通员时发的一身便衣换上，抱着军装来到了周忆严身旁。周忆严一看，皱了下眉：“你怎么换了这么一身？”
“我们就是发一身军装一身便衣。”
“没问你军装便衣，我问怎么也是一身脏的？”
“谁说，这不挺干净吗？这大襟上是会餐洒上的油，洗不掉了。”
“你给我看着点火，这锅里是胶，别熬糊了。”
周忆严转身进了屋，一会儿抱出一身新军装来扔给高柿儿：“你给我换上！要邋遢以后再邋遢，到团里头一天，留个好印象！”
小高就站在院里把衣服换了。袖子长过了手，裤子盖着鞋。忆严要拿针线绷一下，小高一口气说了七八个不用，自己卷巴卷巴十分满意了。
忆严从火上拿下胶，打开个油布包，捧出一只坏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块块粘合着。
小高问：“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个琴吧？”
“对，叫提琴。”
“怎么人家那个金光铮亮，你这个咋这么寒碜？”
“人家那是从上海、济南买来的，我这是找庄稼木匠比着做的。”
“晤，人家那是三八大盖，你这是土造单打一！”
“不，单打一作战还能用，我这个上台不能用。那声音象是从坛子里发出来的，只能在平时练习用。”
“啊，你这是木头手榴弹！”
上午她和忆严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饭和全分队的人都见了面。下午别人进行工作，让她自由活动，她就走遍了文工团的各个角落，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人。吃过晚饭她跟村里的男孩子们一块玩起攻碉堡来，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领袖。到晚点名时，忆严一看那身新军装又成了泥猴。晚上忆严和俞洁还要学一点提琴，叫她先睡。她点着灯一看，可着草铺上铺了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当枕头用的小包袱上也盖上了条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两条连水带泥的腿，赶紧把毛巾被叠到另一边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并且轻声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问：“有情况？”
“什么情况，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洁的声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吗？还怎么正式睡？”
“衣服也不脱？”
“穿着睡惯了。”
“怎么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讲客气？”
“那东西太干净，太好看……”
俞洁坚持要铺上毛巾被。小高妥协了，只好也脱了那身脏衣服，拿出条被单来盖上。可是翻来覆去总睡不着。
俞洁拉着她的手问：“你十几啦？”
“十四。”
“爹娘全在吗？”
“全没了。他们都抗日，一个叫鬼子烧死在俺家里，一个不愿作俘虏自己投了河。”
俞洁叹口气说：“唉，可怜……”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问：“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说这种屁话？”
俞洁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怎么，你生气了？我没有说什么坏话呀！”
“你说了，你说可怜！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坚决革命！都说我们家光荣，就村里老地主才指着我后脊梁说可怜呢！”
俞洁赶紧认错，说这个词确实用得不当，可也真没有坏意思。小高虽然平静下来，可不愿再和她谈下去，把脸扭向一边。
高柿儿很少和别人谈她的家庭情况。倒不是谈起来伤心，一谈起来人们多半说些又尊敬又赞扬的话，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荣，自己拿来贴什么金呀！
她家是个中农，哥哥比她大十五六岁，老早就在县城师范念书，而且在那里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村里教小学，就说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当了交通员。那时正是抗战的对峙阶段，来往的人员，都是头天半夜来她家住下，第二天夜里悄悄由她父亲领走。文件由外边送来，再从这里转出，带路、送信由老头干，做饭、烧茶就落在了妈妈和嫂子身上。过路的同志说些感激的话之外，总要谈点抗战的大势、革命的道理，听长了，熏惯了，连老太太带儿媳妇全都有了政治觉悟，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高柿儿虽小，耳熏目染，对交通员的一套工作全都记熟了。她喂着一条狗，叫老黄，一来了客人，她就带着老黄坐在门口放哨。碰上情况紧，他爹为了迷惑敌人，送信时也常把她和老黄一道带着，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她已是个小帮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经地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儿一一都记在心里。
一九四一年冬天，她哥哥调到军队工作，嫂子上党校去学习，日本鬼子突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爹妈要坚持岗位，就把柿儿送到十几里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儿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着闹着要回家。她姑父说：“现在扫荡还没完，不能回。实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况，问问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种地还编筐，当下正是年底，怕编不完误了生意。要再过一两天赶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儿是任性惯了的，哪有这个耐心，不等晚饭做熟，从篮里拿了个高粱饼子，一边吃着一边就走了。
天黑以后她才走到自己村头。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焦糊气。村里一片死静，窗上不见灯光，门前不见行人，等走到自己家墙外，她吓得心口乱跳，两腿瘫软。哪里还有家呀？横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着烟气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残墙围着一堆烧焦的梁木檩条，塌下来的房顶斜盖在原来是炕沿和锅灶的地方；没有了门窗和屋顶的房子，象黑色骷髅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着；锥形的房山，指向银蓝色的夜空。
高柿儿的思维神经麻木了，眼睛睁得老大，半张着嘴喘粗气，在瓦砾堆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既不说话，也不流泪，只顾两手东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么，只是无目的地辨认着一件件看熟了、摸惯了，如今已燃烧、压砸得变形了的器物，后来就颓然坐在原本是锅台的一块泥坯上，痴呆呆地象一段小木桩。
不知道是哪个街坊发现了她，转眼间就围上来几个乡亲。人们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劝她放声哭，陪着她流泪，可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听不明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顽固地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坐着。谁劝她也不走，谁拉她起来，她挣脱开还到原地按原姿式坐下去。
有一个长辈说：“这是急惊疯迷住心窍了，别打扰她，让她慢慢缓醒过来就能好。扰动了还怕作下病。”
有人给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给她手里塞上块熟地瓜，大家叹着气、擦着泪走开了。
她就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月亮高过树顶，三星半晌午。她刚刚感觉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战，远处传来一只狗压抑着发出的呜呜声，仿佛有一团灰白的影子在什么地方闪了过去。
“老黄？”她下意识地说了句，就轻声喊了起来“黄！”随着这声叫喊，那团灰色从黑地里箭似地朝她扑了进来。那狗呜咽着，摇着尾巴，把两个前爪搭在她肩上，把头拱到她胸前，“呜呜，呜呜”嗅她、舔她，象有说不完的话。她一把搂住它，哇哇大哭起来：“老黄、老黄，就剩下咱们俩了吗？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搂着狗，一边叨念着，一边掏出剩下的半个饼子，掰着喂进它嘴里。
“老黄啊，这些天你藏在哪儿了？瞧把你饿的，肚子都瘪了！”
她伸手抚摸它的肚子，触到一件光滑坚硬的东西，打了个寒战，立即清醒、警觉起来了。那是个小竹筒，用丝绳拴在黄狗腰上的。去年扫荡时，鬼子来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进竹筒里，拴在老黄身上，把老黄打出门去，逃过了鬼子兵的检查。这竹筒怎么又拴在老黄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发硬的东西塞在里边。这一定是爹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犹豫，站起来，唤着老黄就往下个交通站所在的村庄走去。路过村西头，地主吴善人正骑着大骡子，由扛活的跟着从城里回来，看见高柿儿，叹了口气，对扛活的说：“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闪下个小丫头孤苦伶仃，可怜！”
“放屁！”柿儿一腔子怒火，轰的一声爆发了出来。“给鬼子汉奸出钱粮、舔屁股才可怜！”
吴善人吃了一惊，看看柿儿，摇着头走了。柿儿冲着他后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到了运河边上另一个交通站墙外，扔进一块砖头，学了几声猫叫，门吱的一声就开了。这站上的负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柿儿叫她婶子，早和柿儿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见，把眼睁得老大，象是不认识柿儿了。她挓挲着两手站在一边发愣，眼泪却顺着腮边往下滚。柿儿进了院子，等她拴上门，连忙从老黄身上解下竹筒来交给她。她从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马上把柿儿抱到了怀里。
在这里，柿儿才知道上级已经找她好几天了。因为叛徒出卖，日本鬼子扫荡的第一天就包围了她家。那时她父亲已经带着文件离开了。只她妈妈一个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动。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双手倒绑吊在梁上，房上浇了汽油，点起火来。
她爹已经跑出了合围圈，可是叛徒领着鬼子骑兵追上来了。他负伤之后匆忙把文件塞进竹管，拴好在老黄身上，自己跳进了还没冻硬实的运河汊子里。
组织上知道了两个老同志光荣殉国的消息，鬼子刚撤走，找到他们的遗体埋葬了。要把柿儿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去，可是不知柿儿在什么地方。
现在柿儿自己找来了，婶子要带她上根据地进学校。可是柿儿说：“打鬼子报仇要紧，上哪门子学？你跟上边说说，叫我也当交通吧，带上我的老黄一块。我爹以前这么答应过的！”
不久在组织部门的登记册上，原先写着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贴了一块白纸，郑重写上：“姓名，高柿儿；性别，女；年龄，八岁半；职务，交通员。”何婶子家的户口册上也加了名字：“养子，四儿；性别，男。”婶子的丈夫，在别人没见她之前就给她剃光了头发。从此人们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满身野气，无冬论夏地往返在运河两岸官道上，身后跟着一条狗。
日本投降后，高柿儿已是有了四年军龄的排级干部。组织上送高柿儿进学校，可她在那里上课打盹，下课跟些男孩一起调皮捣蛋。学校跟她原单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来，编在军区机关的教导队里。教导队是些受训的干部，除去出操、听课，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文件。一到自学时间，她就混到一群小号兵、小通信员群里去摸鱼、掏雀、撵兔子。领导上和同班的大姐们正不知拿她怎么办好，文工团来挑小演员，一下选中了她，简直是八相情愿，教导队高高兴兴把她打发了出来。
到文工团头一天，就碰上这么个娇小姐，就听见她说屁话，高柿儿一肚子不高兴。以后就越看俞洁越不顺眼，成了她的反对派。
六
只剩下俞洁和忆严两人时，空气就不象忆严和小高在一起时那么轻松和谐了。忆严一直感到俞洁对自己有些不满意，可始终弄不清隔阂出在哪里。现在情况紧张，不是慢条斯理交换意见的时候，忆严开门见山，对俞洁说：“现在就咱们三个人并肩战斗，过去有什么意见，咱们先放一放。大敌当前，咱们生死摽在一起，一直坚持到胜利吧。再别闹什么小心眼了，好吗？”
俞洁用抱住忆严的肩膀作为回答。
“你放心吧！”俞洁过了会儿说，“咱们掉队这两天，我心里有好多好多想法。可现在不是谈的时候，我保证听从你指挥，跟着你前进。我参加革命晚，有许多旧思想，你们不要嫌弃我，多帮助我吧！我自己也要主动想清一些问题。”
她说的是实话。这两天，她改变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另有一些事情她还有保留意见。
这些事大半是和忆严有关的。
俞洁和忆严的意见，就从忆严肩上那把提琴引起。
俞洁参加文工团，文工团开了个欢迎会。大家欢迎她提琴独奏。团里只有三把小提琴，让她自选一把。按旧艺术团体的惯例，俞洁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业务上对她考试，所以准备得很认真。三把琴都试过了，最后选中忆严使用的那一把。
文工团的同志们，大部分是农村的孩子，没有谁受过正规的业务教育。相形之下，俞洁就是专家了。她拉完一个曲子后，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再拉一个。节目演完一进后台，忆严就高兴地对她说：“拉得真好，你编几个战斗的曲子，下部队给战士们拉去吧。”第二天团部把俞洁找去，拿着忆严那把琴说：“以后这只琴就交给你保管和使用了，希望你作出更好的成绩来。”
俞洁一听，犯了犹疑。她听说过，几年来周忆严都用一个土造的提琴练弓法指法。大反攻时缴获了这把琴，全团一致赞成交给她使用，以奖励她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
“不，琴是分队长用的！”俞洁说，“我不能接受。”
“是你们分队长提出来的。她要求把琴交给你，让琴发挥更大的作用。”团长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作得对，我们在支部要表扬她。”
俞洁把琴收下后，心里仍不安定。在艺术的竞赛场上，亲姐妹相遇也是当仁不让的。在旧剧团里，谁要主动向你让步，那就要当心背后有什么鬼！革命部队里当然不会这样，可她不相信这是出于周忆严自己的本意。可能是从表演效果出发，团部动员她把琴让出来。为了保全她的面子，又说成她自己的请求。谁担保周忆严今后不会找碴报复呢？
她挟着琴回到班里，一见忆严，就笑着说：“分队长，你好不好帮我求个情？”
忆严问：“什么事？”
“你看，团长非要把这只琴给我用，我怎么能要？”
“组织决定，你就服从吧！”忆严说完，忙自己的事去了。本来忆严说的是老实话，俞洁却越琢磨越觉得是对自己很冷淡，这以后她就对忆严格外警惕起来。
小高调来了。俞洁发现小高对忆严有种说不出来的好感，别人说她不听的事，一经忆严张嘴，小高就乖乖地收兵。可这个小高，只要开生活会，总要给俞洁提几条意见，就连俞洁爱清洁这一点也说是小姐作风。尽管忆严也批评小高有片面性，可是她怀疑小高对她的反感，正是背后从忆严那儿传染来的。
讨论《血泪仇》的角色时，小栓妈有两个候选人，一是俞洁，一是周忆严。俞洁为了避免和忆严撞车，再三表示不能胜任。可是忆严带头举手，最后还是选定了她。俞洁总担心会又引来什么不愉快，果然，在连排后的讨论会上，大伙都对她扮演的角色不满意：感情虚假呀，知识分子腔呀，没有农民的气质呀，光小高一个人就讲了二十分钟！哪里是提意见，简直就是在众人面前寒碜她，她作了好几年演员，还头一次出这个丑。自己申明演不了，退出来吧？又批评她不虚心，听到点意见就使性子。也有人说她不坚强，连一点克服困难的决心都没有。她硬着头皮把戏演下来了。演到十几场上，有一天临上台忽然犯了胃病，疼得她在地上滚，团长决定临时改换节目，突然周忆严站出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临时换节目哪来得及。俞洁上不了场，我代她一下好了。”大家问她有把握吗？她说：“好歹能完成任务！”人们帮俞洁把服装脱下来穿到忆严身上，忆严前边化妆，后边别人忙给她梳头。锣鼓一响，正点开戏了。
从忆严一上台，边幕两旁就有人低声喊好，一段河南梆子唱下来，后台就议论成了一片。有人说表演得真象农村妇女，有人说这么唱才有地方戏曲味……台下的掌声象打雷。
俞洁不知道忆严什么时候作的准备，看来是用心良苦，蓄谋已久了。她在上海那个小剧团时，见过这套手法，有人暗地准备了一个角色，抓住扮演人因病请假的机会，取而代之，一举成名。可自己曾让周忆严演，她不肯呀！是专门为了使自己难堪，她才这么作呀！这太过分了。她觉得象是当着众人，被周忆严啪啪打了两个嘴巴。尽管她坐在舞台后边背阴处，没有人看得见她，可是她脸烧得火热，眼泪湿润了两腮。
祸由自取，谁让自己一走进这个团体，就锋芒毕露，夺走了周忆严的提琴呢？俞洁怀着敌意与忆严保持着距离，并且想找机会离开这个团体。她后悔得罪了这个有革命资历的对手。
她几次带着眼泪想起了这一切，可是两天来的掉队生活中，忆严对她的照顾出乎意外，亲姐妹碰到生死关头，还免不掉有个私心呢，忆严却连一点私心都没有。这次掉队是由自己引起的，又因为自己没有行军经验，磨坏了脚，拖慢了大家的进程。如果没有自己累坠着，人家两个是早可以追上部队的。如果没有她两个帮助自己，自己早不知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过去的纠纷，还值得一提吗？
现在唯一还没想通的，是忆严这么一个人怎么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两重性格？这两天对自己的关怀，看得出百分之百出于赤诚；可以前那些小动作，也算得上用尽心机！她想起团长经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不容易”这句话，脱口而出：“是困难哪！”
忆严见她半天不吭声，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就说道：“坚持住吧！一到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就想，我们是为四万万人民在受苦受难，你就有力量了。这是我试过多次的灵药，这个世界不公正，很不公正！总有一些人靠了剥削人、凌辱人享福；另一些人受剥削、受凌辱一直到死。这个不合理劲儿，早有人看出来了，有多少戏就是演的这个。可真正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的是马克思，真正按这办法干的是共产党。他们要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而且把它建设成人人富裕、人人幸福、人人有权说话、人人有权管事的世界。我们能参加这个改造世界的队伍，能为这么件大事受苦受罪，甚至牺牲，是求之不得的！你不觉得幸福吗？”
七
雨一阵大，一阵小，下了一天一夜，她们三个人紧一阵慢一阵，也走了一天一夜。
因为下雨，敌机没有骚扰，她们开始是顺着大路走的。傍晚的时候，遭到两次还乡团的袭击，一次没看到人，只从侧面庄稼地里打来几枪；第二次听到枪响，看到高粱地里有穿白衣服的人一晃，忆严喊了声：“架机枪，二班上来！”砰砰地还了两枪，敌人跑了。她们也就不再敢沿着大路行动，只能远远地傍着大路，在庄稼地里一步一陷地前进。夜晚，雨大了，三个人又合在一起手拉着手走。中间吃一顿炒面，也是一边走一边往嘴里送。走到半夜，脚下已经由烂泥变成了水塘，一步下去就没到膝盖，这只腿才拔出来，那只脚又陷进去，走个三五步，就要停下来喘两口大气。俞洁脚上的鞋子、纱布早被泥拔掉，摸也摸不着了。好在脚已经麻木，倒比疼能忍受些，可是快天亮时，她的胃又绞痛起来，并且浑身冷得直磕牙。
忆严握着她的手，感到她在浑身颤抖，轻声问道：“你怎么啦？”
“没什么？”
“是不是胃病又犯了？”
“不厉害！”
忆严伸手摸了摸她的前额，叹口气说：“糟糕！你在发烧。”
小高说：“站下歇一会儿吧。”
她们摸到一棵树下，三个挤在一起，背靠着树站下来。刚站下不一会儿，俞洁就含含糊糊地呻吟两声，两腿弯了下去。小高叫她一声，她打个寒战又挺立起来说：“我睡着了！”
“再呆下去我也要睡着，”忆严说，“咱们走吧。我和小高架着你，往前找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宿营吧。总这么走，谁也坚持不下去。”
她们连抬带架又走了约半个钟头，天蒙蒙亮时，看到道旁有一片瓜地，支着个窝棚，就奔了过去。她们叫了两声，没人搭腔，挑开草帘，躬身钻了进去。里边除去铺着个草铺，烧着一堆柴灰，什么也没有。俞洁看见草铺就一头扑过去，叫声：“妈呀！”爬上草铺合上了眼，一会儿就发出了含混的呻吟。忆严扒扒柴灰，见还有火星，便从铺上抓一把草放上，歪着头噗噗地吹起来，一会儿她把火吹着了。
“小高，先别睡，”她推推坐在一边打盹的小高说，“把你背包里的便衣换上。湿军装脱下来烤干它，这样睡要生病的。”
她自己也打开了背包，拿出那身演戏服装，推醒俞洁，亲自帮她换上，把俞洁的军装伸到门外拧了拧，坐在小高对面烤起火来。小高先是两手举着自己的军装烤，随后就把两个臂肘放在膝盖上，再过一会儿就两手一松，把衣服扔到脚前，歪头打起鼾来。忆严不忍心再叫醒她，把她的军装轻轻拉过来，放在自己腿上，手上举着俞洁的军装，把火添得旺旺的，尽兴烤着。没有多久，她就被白色的蒸气包围住，身上暖和过来，眼皮也重了。她举着衣服打了几下瞌睡，赶紧摇摇头站起来，想到外边透一口凉空气，使自己清醒些。把头钻出窝棚一看，只见白茫茫一片大雾，连大道上的树木都看不见了。她回到里边，推推小高说：“不行，咱们仨要都这么睡着，要误事了。”
小高揉着眼，痴呆呆地看着她，似乎什么也没听懂。
“你精神精神，衣服烤个差不多就到外边放哨，让俞洁好好休息。”忆严说，“我得出去侦察一下，外边雾大得很，不要出什么事。”
“嗯。”
“我还想趁机会弄个牲口什么的，俞洁这样子怎么前进？她已经把力量耗尽了。”
“我去！搞这一套我内行。”
“我去吧，这里是敌占区，你毛手毛脚地我不放心。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不必等我，顺着大路往西走就是了。我沿着大路两侧找你们，联络信号还是你学斑鸠叫，我吹那个定音哨。目标是运河岸。”
俞洁已经被胃痛弄醒了，听到这里就欠起身说：“分队长，别为我费心了，我能坚持。”
忆严扶她躺下说：“你坚持得很不错了，我相信你能继续下去，可我们的速度太慢了。我去想想办法看，只要有群众，总能想出办法来。”
俞洁说：“这样吧，你们在这儿休息，我先走；你们休息完再追上我，这样我就少拖你们一点后腿了。”
小高说：“算了吧，你一个人怎么走？碰上点什么情况，你连个手榴弹也不会扔。有我们在，决不叫你单独去冒险。”
忆严说：“我也需要去侦察一下情况，昨天咱们就遭到两次袭击，侥幸脱过来了。靠近铁路两侧敌人势力更强，不摸清情况摸瞎走不行。”
俞洁叹了口气，不再言语。忆严把自己的东西全整理好背到身上，提琴挂在肩上，两颗手榴弹别进皮带，手里握着加拿大手枪，钻出了窝棚。小高送她出来，然后自己把窝棚前后左右的地形看了看。侧着耳朵听听，没什么动静，又回到窝棚里，俞洁正把头伏在胳膊上哭。
小高想发火，想起忆严对她的嘱咐，又忍了下去，叹口气就坐下噘着嘴烤火。
俞洁越哭越厉害，竟然出了声，这下子小高可忍不住了。
“饿了吃，困了睡，有意见就提，可哭个哪门子！”
俞洁细声细气地说：“我对不起你们！”
“老天爷！这是革命呀，谁对不起谁？咱们要追不上队伍，对不起陈老总，除这以外没有对不起谁的事！”
“这回掉队是我引起的。又因为我累坠着你们，你们才不能很快追上队伍！”
“要是我挂了彩呢？你们带我不带我？”
“当然带。”
“你带我还叫我欠你的情呀！”正哭着的俞洁被小高一下问笑了。
“你拖着胃病烂脚走路，是干革命；我架着你行军，也是干革命。不都是为了打倒******，建立新中国吗？谁欠谁的情呢？同志间要不这样，那该是啥样？我想不出来！”
这句话又使俞洁想起忆严性格中的某些难解之处。
她对小高说：“我问你个秘密，你能说吗？”
小高说：“我这人对同志没秘密。”
“你知道忆严是什么时候背好我那角色的词儿，练好地位的？”俞洁说，“那天她真露了一手，救场如救火，要没她顶上，整个戏为我回了。可我就奇怪，她怎么准备得这样充分？”
“这算什么秘密？”小高说，“她提词就把词记住了，作场记又把地位记下了。无非是你起床之前、睡觉之后，她一个人在排演场练习就是了。真正的秘密你还不知道呢。”
“还有秘密？”
“跟你说吧，不光你那角色她准备，戏里所有女角的台词她都背会了，地位全记住了。”
“真的？”
“她让我当检查官唱给我听，走给我看的！她说以前因为演员临时生病回过戏，高高兴兴来看戏的战士又垂头丧气地回去了，那情形叫人看了真过意不去。从那以后，不管排什么戏，她都把别人演的角色准备下来。知道谁出问题呀，不论谁临时出了事，她都能顶！”
“是这样……”
“可不要说我讲的。她现在得机会就批我，我都成了她就饭吃的咸菜了。”小高气哼哼地说，“我给你提了几回意见，她也批评我。我有我的权利呀！意见提错了说明我水平不高，她急什么呢！这么操心，也不怕白了头发！”
俞洁非常自疚，真正感到了自己和忆严在品格上的高下之分，也多少懂得了“思想改造不容易”这句话该怎么去理解。以前一听到这四个字，她总以为指别人，自己放弃上海的舒适生活，投奔到解放区来，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改造得真够顺利呀；现在看来，要改造成周忆严这样坦荡无私，还很得费些功夫。她盼着忆严回来，不管情况多紧张，也把自己心里话说说，并且认真地向她赔个不是，虽然没出之于口，但在自己内心里是委屈了她，侮辱了她的。
又说了几句闲话，俞洁沉重的心情转移开些，就坐起来说：“你睡一会儿吧，我来放哨。”
“行了，行了，老天爷！”小高按住她说，“保证你休息好是分队长留给我的任务，我可不敢擅离岗位。”
俞洁说她脚****泥拿得难受，必须出去洗一下。小高告诉她，南边有一片苧麻地，凡种麻的地方都有水坑。俞洁走后，她又把火挑旺，拿过军装来接着烤，烤着烤着她就又前仰后合起来。一阵生烟把她呛醒，军装袖子已烧掉了小半个。她赶紧扔在地上拿脚踩灭，一看草铺还空着。时间已经过去好大一会儿了，俞洁还没回来，一定是又犯了胃病，赶紧钻出窝棚去找她。走出窝棚，她举起胳膊先伸个懒腰，胳膊还没落下来，就听东边有人喊：“小孩，过来！”
小高扭头一看，两个戴牛皮帽的国民党匪军正站在瓜地头上。她低头见自己穿的是便衣，没什么破绽被发现，就大摇大摆地朝两个匪军走了过去。
“干什么的？”一个大高个子匪军端着枪问。
“住在瓜窝棚里，你说干什么？”小高翻翻白眼，“看瓜呗！”
一个猴子脸匪军往地里走了两步，拿脚踢了踢一个大西瓜问：“瓜熟不熟？”
小高一看是来找瓜吃的，心里又多了分主意。为了给俞洁个信号，免得她突然冒出来，就扯大嗓门喊：“哎，我说国军老总，那是卖钱的东西，你怎么上脚踢呀！”
“你叫唤什么？”猴子脸一脚把西瓜踢出老远，“踢瓜？再叫唤老子还踢人呢！”
“哎，你们国军抢人瓜还不叫说呀！”小高把嗓门扯得更大了，“欺侮小孩算什么本事！”
这时候大道有人喊了声：“怎么回事？”
小高一看，站起来一个戴大盖帽的军官。再一看，影影绰绰好长一溜队伍正蹲在地下休息。小高暗地叫声：“不好！”头一个念头就是把他们引开，千万不能让他们进到窝棚里，看见军装和零星物件，更不能叫他们发现俞洁。
大高个子匪军立正说：“报告连长，这儿有个看瓜的小孩。”
“带过来，带过来！”匪军连长喊道，“在那儿叫唤什么！”
“小兔崽子！”猴子脸斜了小高一眼，赌气地一口气踢破了三四个西瓜，“回头跟你算帐。”
大个子小声说：“你不吃就算了，踢了它干啥？老百姓种个瓜不易！”
猴子脸说：“你少管闲事！”
两个匪军把小高押到了大路上。小高一看，轻机枪，六零炮，整整是一个连的队伍。
“小崽子！”匪连长问，“你喊什么？”
“你们老总踢我的瓜，还不许我喊一声呀！”
“你要抢先慰劳国军，他还踢吗？”
匪连长看看两边的匪兵，匪兵们谄媚地干笑起来。小高噘起了嘴。
匪连长收住笑容，问道：“你是哪个村的？”
“北边王村！”
“天天在这儿看瓜？”
“看了半个月了。”
“这两天看见过队伍没有？”
“没有。”
“你撒谎！”
“我撒这个谎干啥！”
“这满地脚印、牲口蹄子印，你就住在窝棚里会没看见？说！你是小八路冒充看瓜的，还是袒护八路军不说真话？”
“要说我是八路，你上王村打听打听，谁不认识我王小四子？要说我袒护八路，更不挨边了，我没见他袒护他干吗？”
“他们在这儿过，你怎么没看见？”
“半夜里过队伍，我知道是哪一边的？见了当兵的咱躲都躲不及，还伸出头来看呀？”
“那你听见过队伍了？”
“听见了。”
“多咱？”
“前天夜里。”
“有多少人？”
“光听能听出多少人来呀？”
“往东去还是往西去？”
“听不出来。”
“就没有上瓜田吃瓜的？”
“半夜里下着雨，谁吃瓜呀！”
匪连长掏出根烟卷叼在嘴上，点着，吸了两口又问：“昨夜晚东边有人见三个女八路走过来了。还有个大胡子，带着几十个****也过来了。”
“我没见。”
“你怎么又没见？”
“这两位老总到我瓜地时，我才睡醒，一整宿我都睡觉了。”
猴子脸说：“胡说，你早醒了。”
“早醒了我还不跑，等着你来欺侮我？”
“你又犟嘴！”猴子脸举起拳头，可是匪连长摇摇头，叫他退到一边去。
“你既是当地人，道一定熟了。相公店还有多远？”
“二里来地！”
“说你是小八路冒充的吧，这回露馅了！”匪连长把手枪掏出来冲着小高，“说实话！”
大个子在一边嘟囔说：“谁不知道相公店，离这儿还有二十来里地！”
一群匪兵围了上来齐喊：“说实话，不说枪毙你。”
“谁说二十来里地你找谁去！”小高一边核计着一边说，“我这个相公店没那么远！”
“到底多远？”
“十来里地是有！”
“为什么说二里？”
“我怕你们抓我带路，近些，你们就不用带路的了。”
匪连长笑了笑，把枪揣了起来。众匪军也把枪放下了。
“小孩，跟我耍心眼还耍得过去？”匪军连长哈哈笑了起来，“没说的，给我们带个路吧，走！”
“就这么走？”
“怎么走？还拿八抬轿抬你！”
“我不得拿块干粮带着？”
“到下个村我们就开饭！”匪连长说，“有你吃的！”
匪连长一吆呼，蹲着的匪兵就都站了起来。小高心想：就这么把匪军引走，免得俞洁暴露自然好，可是不给俞洁作个交代，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她琢磨了一阵说：“长官，那窝棚离这儿没有一泡尿远，能耽误多大工夫？我去拿块干粮、带个斗笠，回来时给你捎个大西瓜解渴不行吗？”
“你他妈鬼点子还不少！”匪连长向大个子和猴子脸一努下巴，“跟他去，一步别离开！这小子总要回窝棚，是不是要捣什么鬼呀，到那儿仔细看看！”
来到地头上，小高说：“地里泞，你俩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去去就来。”
大高个说声好，站住了。可猴子脸说：“不行，连长说了叫一步不离，一块儿走！”
大个子一看猴子脸挺较真，也只好跟了进来。
小高进了地，先挑了两个大西瓜，给两个匪军一人抱住一个。她想：“给他俩先占住手，真发现情况，他们来不及举枪，我就拿手榴弹收拾了他们。”她核计着钻进窝棚后，怎么才能挡住匪兵的视线，叫他们发现不了军装之类的东西。靠近窝棚了，里边散出来一股焦糊味。小高心想下雨天气味散得慢，刚才烧袖子那味还挺浓呢。她弯身掀开草帘子把头一伸，嗬，不光呛得喘不过气来，而且满屋子白烟，什么也看不见。原来她毛手毛脚，刚才没把袖子上的火灭净，现在又烧起来了。
猴子脸紧跟着小高把头探进窝棚，马上又咳嗽着抽了回去，骂道：“大白天你熏什么蚊子呀！”
小高用柴禾棍在地上写了“快走，向西”四个字，同时大声说：“老总，烟不大，进来呆会儿吧！”
“少耍贫嘴，你快点吧！”
小高再次踩息了火，把自己的干粮袋藏在草下边。想到这一阵毁了老乡几个西瓜，又用柴炭棍写上“瓜钱”两个字。她把手榴弹在手里掂了掂，心想，以后俞洁单独行动了，这东西该留给她。匪军们身上有的是手榴弹，真需要时不怕弄不到。便把它放在了显眼的地方。从草铺上找到一领破蓑衣，抓起来夹在胳膊底下，钻出了窝棚。
猴子脸在外边一直不停嘴地催：“快快快。”小高说：“光说快，里边睁得开眼吗？就这样我还没找着干粮呢。”
他们回到大道上。小高虽然不知道相公店在东还是在西，可知道国民党当官的向来是行军走前边，打仗拉在后边。一看匪连长站在尽西头，就说了声“走吧！”领着朝西走去。匪连长打头，后边跟着整整一连美械化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