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献给诗人毛泽东》这首诗开篇的第一节就写道：“漫漫长夜呀！亚洲深处的鸡鸣在报晓，漫漫长夜呀！”据诗人自己的注解说，“这两句诗的意采自毛泽东的诗。”“他所指的是清平乐‘东方欲晓’和洗溪沙‘一唱雄鸡天下白’两句。”【注1】这足以说明诗人对中国文化、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毛泽东诗词的深刻认识和了解。在第二节诗中，诗人用“死亡的群山”、“云雾、白雪、死尸、狼群”、“万里长城”、“赤身的北京儿童们”等意象，来说明中国旧社会的“漫漫长夜”是何等的愚昧、落后和黑暗。诗人在第三节笔锋一转写道：“亚洲深处的鸡鸣在报晓”，中国人民也从此站起来了。“伟大的黎明”带给中国人民的是光明和幸福。“报晓的雄鸡”永远在鸣唱，“儿童们释放的白鸽飞过照亮了的广场、港湾和海洋，幸福的群众在那里盼望着新亚洲的诞降”。这首由中国著名阿拉伯学者马坚先生翻译的诗，以漫漫长夜中的报晓鸡鸣起兴，用对比的方式，描绘出中国人民在新旧两个社会的巨大变化，说明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反动统治的巨变。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中国人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由魏和咏翻译的《流亡诗集》，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伊拉克诗人马卢夫·鲁萨菲（1875～1945）是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是伊拉克由近代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成功地改革阿拉伯诗歌传统的人。他的诗富有现实意义，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鲜明的时代感。1931年2月9日，教师俱乐部在巴格达卡尔顿大饭店为来访的埃及大学代表团举行晚宴，他即席赋诗首《东方的觉醒》。在诗中，诗人历数了代表着东方已苏醒的埃及、土耳其、印度、波斯、中国等国，为争取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和努力。诗中写道：“在中国，爱国战争的烈火，随着时光的推移愈烧愈旺。”【注2】诗人对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形势非常了解，也非常关切，并预见到中国爱国战争的烈火将“愈烧愈旺”，可见他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充满信心。诗人将中国革命融于整个东方觉醒的大潮之中，并将中国视为东方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伊拉克乃至阿拉伯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阿拉伯人民赞美中国的队伍里，埃及诗人也不肯落后。安瓦尔·萨达特就曾写诗《我的弟兄在东方》竭力描绘中国，表达对中国人民的一片深情。安瓦尔·萨达特曾任埃及《共和国报》总编辑。这首诗在第一次伦敦会议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前夕，写于苏伊士运河畔，并作为社论发表在《共和国报》上。【注3】
《我的弟兄在东方》这由马坚先生译的诗，将中国视为阿拉伯人民的“弟兄”。诗中写道：“我的弟兄在东方，在印度和中国。”“我的东方的弟兄啊！今天，整个埃及在保卫着运河。我的弟兄啊！从运河就可以航行到你的故乡。”诗人认为埃及与中国气息相通，在保卫运河的斗争中，渴望得到中国的帮助。诗人指出：“你在中国的神圣的土地，已经认识他们是些恶棍和流氓。”如果他们胆敢在埃及卷土重来，我们一定“要替中国的自由人除害。”“好让我们航行到你的故乡，好让和平的旗帜永远飘扬在苏伊士运河的两岸。”全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埃及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兄弟情谊。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国和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人民和诗人、作家来说，并不陌生。有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各种事物，越来越多地成为现代阿拉伯作家和诗人笔下的意象。中国和中国人民再也不是古代阿拉伯人民认为的那么遥远的国度和人民。而是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弟兄”。中国和中国人民愈来愈成为阿拉伯作家和诗人作品中明晰而准确的形象，成为现代阿拉伯人民阅读审美的一个重要对象。
3.蔷薇芬芳满园春——波斯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国
中国与波斯间的文化文学交流
波斯（中国古代又称安息，现称伊朗）堪称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早在张赛通西域时，中国和波斯之间就互通了信息。继后，横贯伊朗境内的丝绸之路和穿越波斯湾的南海水道，则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诸方面的交流。
始于汉代印度佛经的汉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汉译佛经信而有征的第一人就是波斯人安清，即安世高。他自桓帝元嘉元年（151年）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始，20余年共译出佛经95部（现存54部），计数百万字。其后，另一位佛经汉译家安玄也是祖籍波斯的学者。他们将佛经中想象丰富的传说故事和新鲜生动的譬喻译介到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内容。
从唐代开始，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各方面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波斯人在南方素有“舶主”之称，几乎成为海外来客的统称。唐代不少文人墨客都曾描绘过擅长歌舞，以波斯、阿拉伯人为主的中亚舞姬。李白的《少年行二首》，白居易的《胡旋女》，元镇的《西凉会》、《法曲》等诗中，都对波斯的人或物进行过描写。唐及唐前的文言小说《集异记》、《酉阳杂俎》、《宣室志》和《广异记》等书中，都载有波斯等西域胡人识宝的传说。
公元642年，有数千年历史的波斯古国被崛起的阿拉伯人征服，但波斯的文明却未中断，和中国的交往也未停止。9世纪，祖籍波斯的邮泽部长官伊本·忽尔达兹比（802年或825年～911年）沿用波斯传统的“气象地域图”系统，写成著名地理学著作《道里与诸国志》。书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巴士拉沿波斯海岸绕南亚大陆，过南海到达中国的水路交通，而且列举了中国丝绸、陶瓷、麝香、貂皮等贵重出口物资的细目。这是中国和波斯友好往来的最早记载之一。
13世纪，有波斯文学史“四柱”之一赞誉的诗人萨迪（1208-1292）曾到过中国新疆。他的两部诗体名著《蔷薇园》和《果园》，以其优秀的文笔和韵律以及适于中国读者接受的哲理，数百年来得以在中国传播。《蔷薇园》传入中国已达600余年，一直被用作中国穆斯林清真寺经堂教育的讲授经典，是高年级学生道德修养的必读课本。诗中曾有两处涉及中国、一处写一位中国少女拒绝某浑王的求爱，而心甘情愿和一个丑黑奴结合。另一处提及烧制一个瓷碗，费时达40年，很贵重。此外，书中的描写还提及中国的绘画和瓷器等。《果园》的波斯文本至今在新疆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中仍有大量读者学习。有的阿訇甚至能背诵全书通本。
至明清之际，中国文坛对波斯文学作品仍处于知之甚少的状况。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波斯古典文学作品才真正进人中国的文坛，并拥有读者。
波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
波斯文学第一部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结缘的是海亚姆的《鲁拜集》。如前所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新诗人郭沫若首先将它译成中文。此译诗在短短的十余年中竟然再版了五次之多堪称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译者在书的卷首写的“小引”中，不仅记述了作者海亚姆的简单传略，而且还论及了诗集的来源。译诗集出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上引起一系列反响，闻一多先生曾著文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价。
1925年，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著名学者许地山（1993～1941）先生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很怀疑中国小说受伊兰文学底影响比受印度底大。因为我从波斯文学中底短篇散文或小说找出些少与中国相似的。”许地山先生文中的本意虽然是说中国小说主要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但并未否认也受波斯文学的影响。虽然中国和波斯散文和小说的相似之处并不多，但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还是互有影响的。
1927年，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1989～1958）在他80万字的巨著《文学大纲》中，曾设专章“中世纪的波斯诗人”，详细描述了中古波斯诗歌的发展演变过程。对这一时期的重点诗人鲁达基、菲尔多西、海亚姆、内扎米、萨迪、哈菲兹和鲁米等28位诗人，进行材料丰富的介绍与评价。它不仅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了中古波斯文学的成就，而且具有了文学史意义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正是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他才敢于评价说：“波斯人民所创作的诗歌、小说和绘画，在亚洲和非洲也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注4】在这种影响中，自然应该包括中国在内。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解放前夕，中国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波斯文学译著。
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章铁民翻译的《波斯故事》，卷首有译者小序。192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又出版了章铁民翻译的《波斯传说》，此版本1932年再版，此译本卷首有“译者的话”。这两个译本都是译者根据英国罗利谟兄弟编辑的《波斯传说》的英文本译出的。第一个译本根据该书的上部《可马尼传说》译出，收30篇民间故事。第二个译本根据该书的下部《巴克第里亚传说》译出，包括28篇民间故事。
1930年，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清野主要根据中岛茂一的日文译本编译的《波斯民间故事集》，内收民间故事11篇，并配有插图。此书到1932年又印了3版，可见在当时颇受小读者的欢迎。
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日本永桥卓介著；许达年翻译的《伊朗童话集》，共有3篇童话，书前有译者小序，有图，至1941年共印了3版。此书是做为中华书局“世界童话丛书”的一种而出版的，拥有不少儿童读者。
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杰编译的《伊朗童话》。此书是作为朱经农、沈百英主编的“新小学文库”第1集而出版的。1948年又配有插图出版，内收童话11篇，文字旁边标有注音符号，显然是为初学的儿童读的。
【注1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注2：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注3：《现代阿拉伯诗集》，译文社编，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1页～14页。】
【注4：《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三联书店，1957年，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