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学家，他身栖诗、书、画三艺，具有诗、书、画三绝的美称，又被人们称为“扬州八怪”之一。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自称板桥道人，人们爱称他郑板桥，江苏兴化人，生于1693年，卒于1765年。
郑板桥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家庭，有很好的家传。祖父郑湜，是一位朝廷命官，父亲郑之本，虽然没有做官，但为人正直，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家设馆授徒。郑板桥的母亲端丽聪慧，通晓诗文。外祖父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性格豪爽雅逸，只是不愿做官，隐居在家。
郑板桥少年时代就得到外祖父的钟爱和教导，所以，郑板桥说自己的“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不过，郑板桥生来不幸。他3岁就死了母亲，靠祖母把他抚养长大。后来祖母年老，就由祖母的使女费氏哺育。3岁的孩子不知道生死两重天，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不知道母亲已是亡人，还爬到床上向母亲要奶吃，留下了“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已殁还相呼”的令人伤痛的诗句。所幸的是，祖母和乳母对他十分钟爱，尤其是乳母费氏。有时遇到荒年，她往往自己不吃，也要保证幼年郑板桥的生活，等小郑板桥吃够了，才叫自己家人来吃。从这个善良的乳母身上，幼时的郑板桥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美德。
郑板桥的长相不好，人们说他“貌寝陋”——容貌丑陋，因此“人咸易之”——人们对他都很简慢，看不起他。他又生性自负，看见不如意的人和事就骂。这一切使得“先辈皆侧目”，纷纷告戒子弟不要和他往来。他在乡里，家族不欢迎，在科场，考试又屡试不第。
不过他少年好学，人又聪明，加上兴趣广泛，因此见识多广。他不仅喜爱文学，还爱好绘画，又学过填词，文学艺术，他都有所涉猎。他好读书，读书有“三自”精神，即“自刻苦，自激奋，自坚立”。他又“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近）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深奥的地方），以自畅（尽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这“三自”的学风，为他的安身立命打下了极雄厚的基础。他读书，有独特的方法和刻苦之处，“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上、马上、被底，或当食忘上箸（吃饭时忘了下筷子），或对客不听其言（听不见客人讲话），并自忘其语（说着说着就忘了自己说什么了），皆记书默诵也”。
他虽然爱好读书，可是他厌恶经学，这又铸成了他与时宜的巨大矛盾。这种不合时宜的结果，是他的科考总不如意，这就决定了他不得入仕。所以在他家道中落之后，他就只得终止学业而开馆收徒，当了一名私塾先生，过起了“半饥半饱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的生活。这种生活，从他26岁左右开始一直到他48岁被举荐范县县令为止，前后20多年。这些年的生活状况，可以概括为“清贫”两字。他常常债台高筑，以致“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他不得不为躲债而逃到焦山的一座寺庙里借住。他常因“寒无絮络饥无米”而使儿女啼饥号寒。他曾因生活的拮据而接受过人家的资助，也曾因生活的清贫而心灰意懒，放浪形骸，“乞食山僧庙，缝衣歌伎家”。幸亏他爱好学习，涉猎广泛，有天生的艺术才能，在十分艰难之中，他以卖画来养家糊口。他对第一次扬州卖画有这样的记叙：“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贫困，托名风雅。免谒（拜见）当途（扫掌大权的人），企求官会。座有清风，门无车马。”他还说：“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当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
郑板桥虽然厌恶经学，但是他热衷功名。这种矛盾长久不得解决，直到他40岁的时候在南京的一次乡试中考中了举人。但是，这也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他仍没得到一官半职。这样，又过了几年，到他43岁的时候，他中了进士。应该说，这就可以做官了吧，可是还不行，中了进士，也得不到官职。一混又是三四年，到1740年，他结识了乾隆皇帝的亲叔叔慎郡王允禧。在慎郡王的举荐下，1741年，郑板桥才得了一个山东范县县令的职位。这样就开始了他12年的仕宦生涯。但是，仕途险恶，他的性格又不合时宜，最终，他在61岁的时候被削职为民了。于是，他回到了扬州，又过起了卖画生涯。这一过又是十多年，直到1765年去世。
郑板桥以“怪”著称于世，直到今天，“扬州八怪”的帽子仍然戴在他的头上，成为他头顶上一道特殊的光环。郑板桥的“怪”从何而谈？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他的性格就怪。他很小就很自负，好大言，还“谩骂无择”，弄得人们向他侧目。可见他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小孩。年纪稍长之后，他性情豪迈，而且放荡不羁，对艺术有独特的感受和爱好。除了读书、绘画之外，他喜欢到一般人都不太愿去的地方，感受特殊的氛围，如墟墓、荒寺、峭壁、古松、平沙、远水……总之都是些人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能产生出独有的感悟，领会出一般人领会不到的美感。他为人正直疏旷，疾恶如仇，对于恶人劣行，根本不肯容忍。
其次，在行为上，他又不拘小节，“狂大自放”，“好为苟难奇僻之行”。刚到范县任所的时候，他就下令叫手下人将县署的墙壁挖上百十个洞孔。人们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是为了“出前官恶习俗气”。到范县后，由于当地民情淳厚，官司很少，他便有空赏花饮酒。他常常在酒醉之后，拍着桌子放声大唱，旁若无人，以致于手下人听后都窃窃私语，说这位新来的县太爷疯疯癫癫的，有毛病。这话传到了后堂，家属听到了才出面阻止他继续唱下去。有一次，郑板桥到济南公干，一位上司请客喝酒，他也在被请之列。宴会在趵突泉边举行。这位上司，头脑昏聩，思想平庸，但却要附庸风雅，在酒至半酣的时候，他忽然请大家赋起诗来。郑板桥很厌恶这位昏聩无能又假充斯文的上司，于是就赋了一首诗：“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辨议是清泉。”这就是用趵突泉的水流到海里，终究分不清是浑是浊来讽刺上司昏聩平庸。言外之意就是，你虽然吟诗作赋，假充斯文，但仍然是浑浑卤卤，显不出清明。郑板桥的举动给了上司极大的难堪，酒宴未毕就不欢而散了。
在断案方面，郑板桥也很独特。有一天，一个盐店老板揪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贩进了县衙，要求给他严惩。郑板桥一看这小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只能是一个受欺负的小人物，绝对不是盐商所告的那种人。但是郑板桥知道，对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没法说理，就顺着他说：“给他做个大枷戴上游街示众怎么样？”盐商一听，自然高兴。于是，郑板桥就命人用芦席做了一个高八尺、宽一丈的大枷，画了很多的兰花竹枝贴在上面，然后，把这个人放在盐店的大门口示众。郑板桥以诗画出名，人们听说那小贩的大枷上贴满了县太爷的绘画，都纷纷跑去观看。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引来了很多人围观，把个盐店大门围得严严实实，谁都不能进去买盐了。盐店老板这时才知道县太爷的用意，自己上当了，只得请求县太爷放人。
关于郑板桥的判案，还有一些故事。有一次，地方上一些闲而无事的人，见来了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就说他们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要求县太爷惩治。郑板桥一看这两个人，年纪轻轻，认为所谓不正当关系也是人的七情六欲所难免，对他们产生了一丝同情，认为这些人多管闲事，有心放他们一马，于是，当场就判他们结为夫妻，成就了一桩美姻缘。为此，郑板桥特别得意，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高兴心情。那诗写道：“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规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
另外，他的行为寓意深刻，不被浅薄的人们所理解，就把它归结为一个“怪”字。早年间，郑板桥第一次在扬州卖画的时候，就认为从事书画贩卖既是雅事，又是俗事。说它是雅事，因为它是艺术创作活动，但是，对他来说，这雅事又是为了解决极俗的事——吃饭问题，因此，又是俗事。几十年之后，他削职为民了，又从事书画的创作和贩卖活动。一些俗人却要在办这桩雅事的时候来点儿俗套——讨价还价。郑板桥很厌恶这样的行为。为了治这些附庸风雅的俗人，郑板桥故意定了一个画价，说大副六两，中幅四两，小副二两，扇子五分，并且拒绝人家以礼代金，他说：“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钱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看了这段告示，读者千万不要以为郑板桥爱钱如命。从这段告白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信息，一是不许那些不懂艺术，只把艺术品当作客厅摆设的庸人俗士纠缠赖账，另一是用自己的坦白率直反衬那些既要面子又舍不得花钱的伪君子。
郑板桥还有一则“坐簸箕轿”的故事。说山东范县这个地方，当时有些坏人当道，地主、豪绅、流氓、恶霸沆瀣一气。他们听说郑板桥要到范县当县令，就想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干不长久，于是定下了一个计策，叫抬他上任的轿夫在路上颠他，让他头晕脑胀，叫他知难而退。于是，轿夫们秉承旨意，等郑板桥一上轿，他们就颠起轿来，把个新县太爷颠得磕头碰脑，肩歪胯斜，这就是当地坏人设计的“簸箕轿”。这一路的七颠八簸，把个年近半百的郑板桥簸得眼冒金星，肚肠翻滚。他知道这是当地豪强恶霸治他。他可不是以前的多任县官，被他们一折腾就败下阵去，他要用他的智慧给这些人一点厉害。他正想着主意，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堆砖坯，就叫轿夫落轿，说是要把那堆砖坯搬到县衙里砌炕。那堆砖坯足有三四百斤。郑板桥叫轿夫把它们全部搬到轿里，然后自己再坐进去，要轿夫们抬起来，还要他们像刚才那样颠，说自己就爱坐簸箕轿。那些轿夫受累不过，才说出了颠轿的原由，郑板桥才原谅了他们，把一笔恶账记在了当地的豪绅恶霸身上。
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大概是他的“怪”中之最怪了。其实这里蕴涵着一个很深的哲理。表面上似乎是对糊涂的企盼，实际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喟叹，是企求避世而不得的痛苦，是一种饱含巨大痛苦的无奈，是在那个社会不得已的处世态度，也是最不糊涂的表现。这么理解之后，就不会认为郑板桥怪了。他决不是要逃离现实，而是对现实人生极度关注的表现。“难得糊涂”四字后面的小注把这个内涵说得更清楚了。它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由此更可看出郑板桥的胸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心安，而不是为了以后的福报。
郑板桥其实是极度关注现实民生的。他爱民如子，勤政似牛。周济寒士韩梦周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有一个书生名叫韩梦周，勤奋好学，可是家境贫寒，需要靠他打柴担水维持生活。但尽管家贫如此，韩梦周仍然好学不倦，白天出卖劳力，晚上灯下苦读。郑板桥知道这种情况后，就经常周济他一些银两，还亲自教授他一些功课。在他的帮助下，韩生考取了秀才，中了进士，当上了县令。他以郑板桥为师，为官清廉，也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就辞官回乡，著书立说，以终其身了。
郑板桥勤政为民，给百姓带来了福利，但他却因此而丢掉了乌纱。他作了12年的县太爷，可是他并没有为自己捞到十万雪花银，以致于削职以后，他又重新操起了卖画的旧业。这就是他的第二次扬州卖画。他12年的仕途是在两个县中度过的，一个是山东范县，一个是山东潍县。这两个地方都是山东贫困地区，他在这两处县令的位置上，都为民着想，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他经常微服私访，了解百姓生活，解决百姓困苦。他在《范县呈姚太守》中对此作了记录：“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垄上闲眠着耦耕。”他与民同乐。在范县5年，他“爱民如子，绝苞苴（行贿），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饮酒赋诗），有忘其为长吏者”。就是说，郑板桥在范县的5年，清廉勤政，与百姓同乐，上司要到田垄上才能找到他。这样的县官，百姓也爱同父母。当他调往潍县的时候，百姓与他难舍难分，后来竟为他建了生祠。这是封建时代人民对官吏的最高奖赏。
潍县地处渤海，土地盐碱化厉害，农耕本来艰难。郑板桥调到潍县的时候，又赶上连年旱灾，有的农田根本就没有收获，百姓只得卖儿卖女，甚至以人肉为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商人还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百姓真是走投无路，有的只好揭竿而起了。郑板桥一到潍县，就微服私访，了解灾况民情。他看到百姓实在难以为生了，就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请求放赈救灾，并且实行了诸如开库赈济、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勒令富户捐钱修城、放粥舍饭等几条措施。但是，朝廷的批文迟迟不来，而百姓生命不能等待。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郑板桥当机立断，下令开仓济难，放粮赈灾。手下人怕他惹祸，劝他等待朝廷批文。郑板桥严厉地说道，等到朝廷的批文下来，百姓早就死光了。现在必须放粮，后果我来承担。就这样，他双肩担道义，一人顶天火，救活了无数的百姓。当时有个监生，来到县署反对郑板桥的做法，郑板桥拍案大骂他是“驮钱驴”，命令手下人把他的帽子摘下来用脚踩踏。揪他的头发，刺他黑字，把他赶出了县衙。同时，郑板桥又命人从县衙中拨出谷物，借给百姓。这些物资，因为灾情的恶化，最后也没有收上来。不过，从此老百姓给了他一个美称，叫他“郑青天”。可是，这桩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却成了郑板桥的一大罪状，他因此而被削职为民了，原因是他私自放赈救灾。其间还加上了一个小人的污蔑，说他从中饱了私囊。就这样，一个少有的清廉官员，一个被百姓称为“青天”的长吏，一个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老百姓做担保的“青天”，被赶出了官场。就这样，一介廉吏，用两头毛驴驮着他12年的宦蓄——几件行李、两夹板书籍和一把阮咸（一种乐器）离开了潍县。另外还有一头毛驴，驮着一个小皂隶在前面引路。这就是郑板桥三头毛驴离开潍县的故事。当时百姓倾城而出，为他送行，牵衣顿足，哭声震天。
这正是：“扬州八怪”一大怪，为民削官郑板桥，心曲高妙思悠远，留下美谈世间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