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与姚鼐是桐城派文学的另两位创始人，他们与方苞一样，被列入“桐城三祖”之列。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因他尚通晓医术，故又自号医林丈人，安徽桐城人，生于1698年，卒于1779年（一说卒于1780年，此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刘大櫆“貌丰伟，性直谅，好读书，工为文章”。他体高髯美，“口大容拳”，他常常纵声朗读古诗文，“聆听其音节”，理解其精神。
姚鼐字姬传，另字梦谷，安徽桐城人，生于1732年（一说1731年，此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卷》），卒于1815年。
当我们翻阅有关的文学和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两位文学宗师的生活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生活在清代较鼎盛的时期。这个政治背景，对他们文学上的成功有一定作用。他们都出生在安徽桐城这块土地上，是这方水土滋养了这两位文学大师。而且，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两位文学大师（当然还有比他们年长一些的方苞，甚至更早一些的戴名世），教养和哺育了这个地方的众多学人，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番伟业。
其次，他们的童年也颇为相似。他们的家境都因为败落而贫困。刘大櫆的曾祖是明末贡生，当过安徽歙县的训导。祖父、父亲和长兄，都以教书为业。姚鼐的祖上是桐城的书香门第，也都作过大官，先祖姚之兰在明代当过汀州知府，加按察副使衔，为官颇有政声，名入《明史·循吏传》。姚鼐的高祖姚文然在康熙朝任过刑部尚书，是清初名臣。曾祖姚士基当过湖北罗田知县。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当过翰林院编修。不过，这个仕宦人家，到姚鼐出生之前就开始败落了。他的祖父早亡，父亲姚淑也只是一介布衣。因此，也是“少家贫”。而且，姚鼐少年“体羸多病”。但是，他从小就“嗜学”上进。
此外，他们的好学也都是一样的。刘大櫆7岁时从塾师就读，而且非常刻苦，每到隆冬，“阴风积雪”的时候，有时要到“夜分”（半夜）时才得回家。因此他很早就有了文名。他13岁时作的《观化》一文，被《国史文苑传》誉为“奇诡似《庄子》”。
姚鼐的好学故事更多。他5岁发蒙读书，8岁师从伯父姚范学经。当时，学人刘大櫆与地方贤学常到姚家集聚，煮酒高会，谈诗论文，引得姚家子弟非常企羡。姚范往往屏退诸子而留下姚鼐。姚鼐不仅羡慕刘大櫆的文才，也仰慕他的风度，刘大櫆是一个仪表丰伟，才华出众的人。这种出众的风范，在少年姚鼐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常常在客人们散去之后，扮演刘大櫆的模样，模仿他的音容笑貌。
再次，他们的科举之途都不算顺利。刘大櫆当时享有文名，29岁时漫游京师，结交了当时已有盛名的方苞，得到了他的器重和推举。但是，刘大櫆虽然文名响亮，科举考试却并不理想，他33岁和36岁时参加过顺天乡试，都只中了个副榜。39岁时，他再一次参加顺天乡试，这次还是名落孙山。这年方苞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特科御试，卷已合格，但被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了。不久，安徽巡抚准备举荐刘大櫆为孝廉方正，但被他拒绝了。乾隆十五年，刘大櫆54岁的时候，张廷玉举荐他参加诏举“经学”考试，又不幸落榜。当时，朝廷在西北用兵，刘大櫆就想投笔从戎，但又没有成功。
在这方面，姚鼐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虽然在乾隆十五年考中了江南乡试，但是在乾隆十六年，应试于礼部时却不幸落第。随后的几年考场中他又连连失利，一直到乾隆二十八年的春天，才在会试中，中了个二甲第五名进士，这才逐渐走入仕途。这时，他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不过，这次中了进士之后，他得以选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习学3年，散馆后，到六部的兵部、礼部先后充任主事，不久外放到山东乡试和湖南乡试任副考官、恩科会试同考官等职务。乾隆三十八年，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姚鼐被破格录用为校办。一般来说，这一职衔需要有翰林宿学的人才能入选，而姚鼐却非翰林出身。他是当时8个入四库馆而不具备翰林资格的人员之一，只因为他的名望很高而被破格录用的。看来姚鼐的仕途似乎比刘大櫆稍好一些，但是，他生性恬淡，不喜为官，因此，在四库纂修馆做了一年多之后，他就辞官归里了。没有了官场的逢迎，没有了公务的劳顿，他重新回到了他所追求的清淡平静的生活之中。在归里的旅途，他登上了泰山，游览了灵岩，写下了著名的散文《登泰山记》和《游灵岩记》，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名篇。姚鼐的仕途不爽，并不完全是他求官不来，而是他生性平淡。他在家中闲居两年后，相国梁国治托人请他出山，并保证他的特殊升迁，但仍被姚鼐婉言辞谢了。
此外，他们俩最为相近的是他们执教为师的人生道路。幼年的好学以及文才上的天赋，使他们具备了为人师表的品格和条件。这两位桐城巨子，似乎是应上天所遣，在我国散文经过两汉、唐宋的辉煌时期，进入明清渐进低谷之时，来创建一个新的高峰，让他们不当官，不执政，一心来造就和培养新的人才。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也都顺应潮流，担起了这个历史的重任，而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大櫆在21岁的时候，就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一直在县城张氏勺园担任塾师。那时他就与包括姚鼐的伯父姚范在内的著名文士交往，与他们说文论经，畅叙为文心得。不久，他就开始了在家乡闭门授徒的生涯。这件事，他一做就是一辈子，其间只有几年的时间，做过两次小官，而且还都与授徒育人有关。一次是，他因方苞的举荐，在江苏学政的门下担任学幕，但为时很短，两三年即告结束。一次是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他被选入黟县教谕。这个职务，他担任得比较久。但这个职位，无权无势，仍然是作为人梯，栽培人才。不过当时的“名贤隽杰”多围绕在他的身边，有为有这样的乐趣，他也安贫守道，乐此不疲。他说：“我平生所经历的快乐，没有能比得上这段时间的。”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的时候，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应歙县问政书院之聘，主讲于该书院。4年之后，他告老回乡。一生以培养后学为任的刘大櫆，在对国家人才的培养上，呕心沥血，桃李满天下。但是，他除了作为一根蜡烛，逐渐燃尽自己外，并未攒下什么家产。所以告老回乡之后，他的生活十分困顿，有时连正常的饭食也供应不上，经常要以蔬菜代粮，需人济粮而食。但他始终育人不辍，仍然聚徒讲学，门生弟子也常来看望。每逢学生来访，他不顾白天黑夜，不顾自己病体羸弱，都要扶杖出迎，与弟子论文谈经，常至深夜，直到病疴沉重，卧床不起。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月初八日，一代宗师，溘然长逝。
姚鼐的执教时间比他的老师刘大櫆还长一些，他一生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四所当时最著名的书院任教，时间长达40年之久，职务是书院的山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院长吧。他这段生涯的具体年表是，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他46岁的时候，应两淮盐运使朱子颖的邀请，任教梅花书院。乾隆四十四年（1780年）他年近五旬时，任教安庆敬敷书院。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他57岁的时候，任教紫阳书院。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五年（1790—1801）他59到70岁的时候，主讲于钟山书院。后来因为年事太高，不便行动，才在70岁以后，改讲于敬敷书院，74岁时再讲于中山书院。他多年执教，培养了众多弟子，因此嘉庆皇帝给了他一个极大的荣誉——重赴江南乡试鹿鸣宴（科举时考试后举行的宴会，由州县长官宴请考官、学政及中式诸生。姚鼐所参加的这次鹿鸣宴因是嘉庆皇帝钦点，所以特别荣耀），并诏加四品官衔。姚鼐晚年身体健康，但嘉庆二十年（1815年）因偶感风寒，于九月二十三日病逝于他所主讲的钟山书院，一代宗师与世长辞。
最后，他们都是桐城派的创建者和承传者，都有极大的成就。他们都学习方苞所提倡的“义法”学说。所谓“义法”，就是指文章的体裁对写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同时又提出自己的主张。刘大櫆提倡“行文之道”和词章之学，还特别提出了“神气”之说。他以为，所谓作文，就是从字句之中求得音节之迹，最后达到神气出之的目的。也就是“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他把一种比较抽象的、感觉方面的东西——“神气”具体化为字句、音节这些易于感知和表现的东西来表达，不仅便于操作，也便于初学之人学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了大量以意气见长的散文作品，也培养了包括姚鼐、吴定等一代文人在内的门生。刘大櫆著有《海峰文集》八卷，《游万柳堂记》等是优秀的篇章。姚鼐除培养大批的弟子人才外，自己的创作成就也是巨大的。有人认为姚鼐的文学理论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他不仅把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人的文学理论全面系统地继承下来，在方苞义法说和刘大櫆神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他还从美学的角度，把千姿百态的文学美，归纳成“阳刚”和“阴柔”两种，提出文章风格与作者个性密切相关，而且“阳刚”、“阴柔”是相对而言、相辅相成的。他的另一大功绩，就是为了弟子学习的方便，编著了闻名史册的《古文词类纂》，此书成为后人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读物。因为他的书斋名为“惜抱轩”，所以他的文集名为《惜抱轩文集》。
关于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流传着很多故事。首先，他们虽属同时同地的“文人”，可是，他们并不“相轻”；不但不相轻，而且还互相学习，相互提携。这些故事，包括戴名世、方苞在内。这种优良的品格，也许就是“桐城”文章能够自成一家，而且雄踞中国文坛二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一些有关的记载来看，“桐城三祖”都是互相激励、互相提携的。在方苞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戴名世对他的指点和互相的切磋。方苞对刘大櫆的提携也是如此。当刘大櫆以一个布衣之身出游京师而且科举落第的时候，方苞看了他的文章后对人说：“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子尔！”（像我方苞哪里值得一提呢，我的同乡刘大櫆先生才是国家的人才哩。国子，原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在他的举荐下，人们看了刘大櫆的文章，才深为叹服，这样，刘大櫆才能誉满京城。后来，刘大櫆又拜在方苞的门下，在方苞的精心指教下，刘大櫆的文章才具有更大的声望。刘大櫆对于姚鼐也是如此。当姚鼐会试落选居留北京时，刘大櫆对他的诗论和古文法却表示出“甚喜”的鼓励。当姚鼐返回南方的时候，刘大櫆又作文相送，称赞姚鼐诗文比自己的文章更胜一筹，几乎要压倒自己，并且鼓励他说“君方及壮多宏才”，“后来居上待子耳”。
姚鼐也有同样的举动。他不仅教书育人，而且与学生地位平等。他和门人梅曾亮、管同同题作文的故事就是一段佳话。一天，姚鼐的好友陶子静在书室后修了一座高台，请姚鼐为台题名。姚鼐以“余霞阁”相赠，紧接着又赋文一篇，名曰《余霞阁记》。不久，弟子梅曾亮、管同知道了，也各写一篇《余霞阁记》，师生三人同题作文，可以看出姚鼐鼓励后学的宽厚风度。姚鼐执教多年，培养了像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鲍桂星等一批有名的文人。
此外，姚鼐另有一些佳话传世。他好学。有一天，一个名叫朱子颖的人拿自己的一首诗请刘大櫆指点。刘大櫆看过之后，放在座位边，这时，恰好姚鼐来访，看到之后非常佩服，当即打听朱氏住处，登门拜访，向他学习，从此，两人成为好友。
姚鼐不仅如此好学，他还能够倾听意见，从善如流。清代中叶，文人的填词之风又起，姚鼐也想学习填词。考据大师王鸣盛对戴震说，我原来害怕姬传，现在不怕了，因为他什么都想学，而做学问要专心才能精深，样样都涉猎，就容易粗疏，因而，姬传就不足以让人害怕了。姚鼐听到这种议论后，立即停止了词的填写，专心致志地写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