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刚，吴宗友
昆明古城的历史沿革昆明古城三面环山，南临烟波浩渺的五百里滇池。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3万年前，就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在滇池周围的沃野之上。（详见李昆声《云南考古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6页。）降及先秦两汉之世，这里曾是云南古老民族“滇僰”和“昆明”族群的主要栖息地和整个云贵高原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并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古滇青铜文化。以后，富饶美丽的滇池沿岸，便一直是滇中地区的腹心地带并两度成为云南高原及其邻近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滇池沿岸地区古代城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叶的“庄入滇”。史载战国晚期楚顷襄王时，关于“庄入滇”的确切年代，历史文献记载不尽一致，《史记》、《汉书》系于“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年—前328年），而《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则系于“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年—前263年）。今学术界多以后者为是，本文亦从之。楚将庄率众“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抵达滇池，后遂落籍于此并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延至后世有记载说，当时庄曾于滇池北岸筑起城池，后人称之为“庄故城”。例如唐人樊绰《蛮书》卷六便云：唐代拓东城“东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汉城，土俗相传是‘庄故城’”。据考订，唐代拓东城位于今昆明城区东南部拓东路一带。以此推之，“庄故城”当在今昆明市区盘龙江一线以西。对此，清人张泓《滇南新语》说得更具体：“滇之省会即秦苴兰城，传为庄所建，周九里三十步，五华耸其中。”这一说法若无大谬，则“庄故城”的地理位置，即在今昆明城区五华山周围。
当然，对上述记载的可信度，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议。不过可以相信的是，最迟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开西南夷置郡县”和大规模“徙民实边”后，在滇池沿岸地区便出现了早期的古代城市。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当西汉中叶封建王朝经数十年的苦心经营陆续征服了包括“滇王”在内的“西南夷”各部之后，相继设置了“西南夷七郡”以统其他。其中，始置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益州郡，地望相当于今云南大部及邻近的川西南和黔西一部。据考证，在益州郡所辖诸属县中，除位于滇池东南岸今晋宁县晋城镇一带的郡城滇池县外，在滇池沿岸地区，还有北岸的谷昌县和西南岸的建伶县。对于谷昌县城的具体位置，虽历代文献以明清昆明古城城区即今市中心为基点而有“城东”、“城北”及汉谷昌县即“庄故城”等不同的记载，汉谷昌县的具体位置，《蛮书》卷六“拓东城”条下说：“城之东十里有谷昌村，汉谷昌（城）故地也。”而明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则称其在“城北十里”，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三和雍正《云南通志》略同，且云“址尚存”，民国《续修昆明县志》卷一亦云：“苴兰城一名谷昌城，在昆明县北十余里，楚庄筑。”且后世学者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滇池北岸古代城市出现的时间上限，至迟不晚于距今2100年前的西汉中叶及汉谷昌县首开昆明建城之先河，却是应予肯定的基本史实。
另据记载，自“汉开西南夷置郡县”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近700年间，尽管整个南中地区的行政区划屡经更易，然谷昌县的行政建制和地理位置却仍大体相循不变，惟其具体情况因史缺有间不得而详。其间，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三国初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后调整南中政区时，曾将汉益州郡更名为建宁郡并移治滇东南盘江上游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一带）设“降都督”统南中诸郡。由此，整个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亦随之转移到滇东，滇池沿岸地区也因此而退居从属地位。后至西晋时置宁州驻味县统南中，分建宁郡西部七县设晋宁郡治建伶县（今晋宁县昆阳镇一带），（详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和方国瑜主编《云南郡县两千年》第39页）。滇池沿岸地区才又重新上升为滇中诸县的区域性中心。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在上举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滇池沿岸地区城市的重心一直是在南岸一带，北岸的谷昌县则始终居于附属地位。这种状况，直至进入隋唐以后才逐渐得以改观。
史载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隋、唐两代封建王朝对自东晋初年以来便长期游离于中央政权有效控制下的南中地区以军事讨伐和政治拉拢的双重手段，逐步征服了由汉晋南中头号“大姓”爨氏家族转化而来的爨氏诸“鬼主”及其属下“西爨白蛮”各部，并参照内地建制在南中广置州县。其中，滇池北岸地区设置了昆州，隶属于驻味县石城的南宁州都督府。昆州州治的地望，吴光范先生《云南地名探源》说：“汉之谷昌，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更名为益宁县，为昆州治，南诏、大理时属拓东节度、鄯阐府地。”这一考订如无不当，则是为昆明城建沿革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因为置昆州州治于汉谷昌县故地、唐益宁县，至少标志着滇池沿岸地区的城市重心，从此由相沿已久的南岸开始转移到了北岸今昆明城区一带。从而继汉置谷昌县后，为后世昆明古城的兴起又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并预示着南诏拓东古城的即将崛起。
拓东古城的兴建，始于赞普钟十四年即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一说为次年）。其建城缘由，按《蛮书》卷四所载，盖因唐中叶天宝初年，刚刚兴起于滇西洱海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乘滇东、滇中一带“诸爨豪乱”、自相残杀之机，举兵东进一举荡平诸爨。以后，为加强对东部爨区的控制，遂于唐昆州古城故地兴建拓东城。对此，《南诏德化碑》说：“（赞普钟）十二年冬，诏候隙省方，观俗恤隐，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十四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贰诏，佐镇抚。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其大致位置，在今昆明城区东南部拓东路一带。
另据记载，南诏在筑拓东城“居贰诏（王储）”之后，又陆续设拓东节度和鄯阐府于此，故《蛮书》将其连称为“鄯阐拓东城”，而《新唐书·南蛮传》则说：“王都羊苴咩城，别都曰鄯阐府。”再往后，除“别都”外，拓东城还有“上都”、“东京”等称谓。尤其是到了南诏晚期，世隆、隆舜、舜化贞三代南诏国主均称帝于“上都”拓东城。详见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及张道宗《纪古滇说集》。由此可见唐代拓东城在南诏统治区内，已逐步上升为仅次于王都羊苴咩城（在今大理古城南）的第二大都会。相对昆明城建发展史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降及大理国时期，滇中一带为大理国权臣白蛮大贵族“鄯阐侯”高氏家族的世袭领地，滇池北岸唐拓东故城因沿置“鄯阐节度”和鄯阐府而专称“鄯阐府”，别称“鄯阐城”和“东京”。其间，与南诏国主一样，历代大理国王亦多往返于国都苴咩城（今大理古城）与鄯阐府之间，甚至还颇不乏“广营宫室于东京”而流连忘返者。胡蔚：《增订南诏野史》。鄯阐城的地望，亦基本因循南诏拓东城而无大变更。
延至公元13世纪中叶，迅速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帝国为完成对南宋王朝的战略包围，遣忽必烈（即后来的元世祖）统兵自六盘山大营出发，取道甘南、川西攻入云南，于公元1253年底击灭大理国。后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辖今云南全境、贵州中西部及四川部分地区。另据记载，元初改称原鄯阐城为“鸭池城”（亦写作“押赤”或“押池”，据考为蒙古语），为元鄯阐总管府和鄯阐万户府的共同驻地。及至建立行省后，又以由鄯阐万户府改置而来的中庆路为省府，并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置“昆明县，为中庆路治”。详见《元史·地理志》及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十。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在西南边疆地方民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自唐中叶以来持续了500余年的割据、半割据局面的最终结束。而相对昆明城建沿革史来说，其意义更是不同凡响。因为元设云南行省以昆明为首县，不仅标志着滇池沿岸地区又重新上升为云南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而且省城地位的确立，也为后世昆明古城的兴建和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元代鸭池城的具体位置和城区范围，史学界多认为基本上是沿袭拓东、鄯阐两城旧址而略有扩大，主要又是向西、北两个方向拓展，抵达今市区中部偏南一线。详见《昆明市志长编》卷二。对此，虽学术界尚存异议，但考虑到元代云南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和鸭池城为全省中心城市的特殊地位，故城区范围的拓展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这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不久便由明初兴建的昆明古城作出验证。
史载明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为了扫荡盘踞西南边疆一隅的蒙元残余势力，明太祖遣傅友德、沐英、蓝玉为将统兵三十万征伐云南，于滇东曲靖城下白石江一战击溃元军主力，进抵昆明，并于次年动工兴建昆明古城。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建成后的昆明古城（即当时的云南府城）“拓基周九里三分，高二丈九尺二寸，向南，城共六门……环城有河，可通舟楫”。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地理志·云南府》。经研究，较之以往的拓东、鄯阐、鸭池三城，明代昆明古城有三个显著的不同点：一是改土城为砖城。二是城区面积扩大（约3平方公里）。三是整个城址向西、北两个方向移位。具体说来，主要是城区的东部收缩到今盘龙江西岸沿线，西部则在鸭池城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今小西门、大西门一线。南北方向的情况亦大致相似，即南部收缩到今近日公园、东风西路、南屏街一线，北部则延伸到圆通山北麓。有记载说，当时的昆明城内计有“三山、四海、六面坡”。其中，三山即五华山、圆通山、祖遍山；四海为今翠湖，旧名“九龙池”，俗称“菜海子”，湖中岛上有“海心亭”；六面坡则为西仓坡、北仓坡、丁字坡、小吉坡、学院坡及升平坡（亦即后来的“逼死坡”）等。
明初昆明古城的构筑，从历史的高度看，既是自先秦“庄故城”和西汉谷昌县城以来滇池北岸古代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为后来的昆明城建奠定了基本格局。据文献记载，昆明古城自明初兴建以来，历明、清两朝500余年，虽屡遭天灾人祸，但除个别地方略有增损更易之外，其余均相循如故，保持最初的基本格局。直至民国年间才因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开始逐步拆迁改造，并以20世纪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中昆明古城的代表性建筑金马、碧鸡二坊被拆毁为标志而一度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此外，还要略作补充的是，对明初兴建昆明古城时城址的大幅度移位，以往学术界多从借助盘龙江水道和五华、圆通、祖遍三山的自然地势，以利踞险设防、排洪泻涝和便于交通商贸等古代城市的物化功能着眼加以探究。其实，除了这些不可否认的客观因素之外，在昆明古城兴建和后来的不断完善过程中，特别是在古城的选址和规划布局上，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堪舆理念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据有关资料说，明初昆明古城兴建前夕，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聘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堪舆大师汪湛海前来勘踏山川地势选址布局。待以五华山为中心的古城城址选定并完成规划布局后，汪湛海还勒石刻碑埋于地下，上曰：“江南万条水，云南万重山，五百年后云南胜江南。”当然，这些仅仅只是传闻而于史无证。不过，在信史记录中，也确实提到了一些对昆明古城建设发挥过指导作用的堪舆学家。例如，据清人戴孙《昆明县志·黎献志·寓贤》记载，明初曾有一位名为费良弼的堪舆学家寓居昆明，“……忽数日，坚卧不起，沐（春）遣人候其疾，良弼曰：‘疾痛则无，宫车已晏驾矣。’已而太祖崩，盖夙精天象也。初，崇政门（即丽正门）在西南，直下羊市街，良弼言其不利，因改辟于偏东。”便是其中一例。
昆明古城的文化特色及其底蕴如上所举，昆明古城不仅历史悠久，渊源深远，同时由于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多民族杂居区，故又具有极其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在此，谨略作探讨如下：
昆明古城的文化特色，首先便鲜明地表现在“昆明”二字之上。据考，“昆明”一词始见于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其书《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另外，在同书《大宛列传》和《武帝纪》、《平准书》中，也有关于“昆明”的诸多记载。由此可知，“昆明”最初是作为族称而载入史册的。据研究，秦汉时期活动在滇中、滇西一带的古昆明游牧族群，为后世“乌蛮”、“和蛮”即今彝族、哈尼族等彝语支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先祖。以“昆明”为族称，盖由史家以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族称而来。
“昆明”作为古代民族的族称，自《史记》而发端，以后便不绝于史，直至宋、元以降才逐渐消失。其间，有简称为“昆”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亦有因“译音无定字”而写作“昆弥”或“昆”者，如《新唐书·南蛮传》云：“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通典·边防典》略同）如此等等，惟其确切语义，虽古今学者多有探究，但至今尚无定论。
大约从公元3世纪初叶的汉末蜀初开始，“昆明”又从族称演化为地名而见诸典籍。史称，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统兵南征时，分遣大将李恢由今贵州毕节“案道向建宁（今曲靖）”，中途被困于一个名为“昆明”的地方。详见《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这是历史文献中以“昆明”作为地名称谓的首例。其地望虽不详于史，但以李恢的行军路线推测，当在今滇东北至黔西北一带某地。此后，信史记录中以“昆明”为地名的，还有唐初武德年间置于今四川盐源一带的“昆明县”，详见《蛮书》卷六及《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宋代广西境内的“昆明州”，详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昆明州”条，商务印书馆1930年5月版。再就是元、明、清三朝及民国时期滇池北岸的云南省城“昆明县”和始置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并沿袭至今的“昆明市”。另外，见于记录与“昆明”相关的其他各类名目还有汉代长安的“昆明池”，详见《史记·武帝纪》及《平准书》。唐代滇西的“昆明国”，详见《通典·边防典》及《旧唐书·武宗本纪》。以及清乾隆帝所凿、后圈入颐和园内的北京“昆明湖”，详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昆明湖”条，商务印书馆1930年5月版。等等。
以上所举族称、地名、国号以及池泽名称，均无不与历史上的古“昆明”族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关联。其中，元代于滇池北岸置“昆明”且因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引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据研究，元初“昆明”得名之由，其一是因滇池北岸一带自古为“滇僰”、“昆明”两大本土民族的杂居区，降及元初，虽“昆明”的族称在史籍中已逐渐被所谓“乌蛮”、“罗罗”所取代，但很有可能在民间照常沿用而被官方采纳用作地名。其二是与唐初“昆州”、南诏“昆川”有明显的传承演进关系。对此，《元史·地理志》说：“昆明，中，倚郭。唐置（昆州），元宪宗四年，分其地立（昆明）千户二。至元十二年改鄯州，领（昆明）县。二十一年，州革，县名故。”从中不难发现，“昆州”与“昆明县”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夹在其间的过渡性地名“鄯州”，则显然是从先前的“鄯阐府”转化而来。
然而尽管这些解释已足够充分，且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用作地名者比比皆是而不胜枚举，但“昆明”作为省城的政区名称自元初一经启用，便整整历时700多年相循不变，这还应与元明以降在滇池沿岸乃至云南省内大部分地区逐步占据主流地位的汉文化不无关联。具体说来，“昆明”一词虽源于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族称且原有的含义至今仍是一个千古之谜，但经过所谓“夷音汉写”后，便与汉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家知道，在汉语中，“明”字为“日月高悬”，“昆”字则主要有三义：一曰“同”，如《汉书·扬雄传》中的“噍噍昆鸣”；二曰“兄”，如“昆季”、“昆仲”、“昆弟”等等，更深一层为“长”、“大”；三曰“众”，如“昆虫”。据此而将“昆”、“明”二字搭配起来，便会使人不自觉地联想到“日月同辉”、“正大光明”以及“万众朝阳”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在汉语中均属吉祥、赞美之辞，加之读音明快，便于书写，故以“昆明”作为省城名称，不仅为历代上层统治集团所乐于接受，同时也符合汉民族趋吉避凶的传统心理定势，因而极易在元明以来大批徙入的汉族移民群众中获得普遍认同而注入新的涵义。
总之，昆明古城仅在名称上，便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昆明”一词既是云南少数民族古老文化与外来汉族文化互为表里、交汇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昆明古城文化特色的一大体现。
积淀厚重、底蕴深邃，是昆明古城文化特色的重要表现。根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分析，迄至洪武年间构筑明清昆明古城前，在滇池北岸一带，至少已沉淀着五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民族文化叠积层，并留下了大量物化或非物化的古代文化遗存。现按其层次略述于下：
其一，古滇文化。时间上限为春秋中晚期的古滇青铜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一大高峰，代表着先秦两汉时期云南众多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古滇文化是一种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为基础，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古滇文化的族属，虽学术界尚有较大分歧，但从其主要文化特征看，应与当时分布在滇中、滇东地区的古滇国主体民族即今云南白族的直系先祖“滇僰”最为密切，且与同一历史时期活动在滇池一线以西的古昆明族群、以南的百越族群在文化上不无诸多关联。此外，随公元前3世纪初“庄入滇”和西汉中叶以后大批汉族移民的迁入，又有一定的古代荆楚文化和内地汉族文化相继渗入古滇文化中。古滇文化的腹心地带，以往多认为是以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为中心，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廷伸到抚仙湖西岸的江川李家山和滇池东岸的呈贡天子庙，并由此辐射到滇东南盘江上游的曲靖珠街八塔台和滇西洱海东岸的祥云大波那及楚雄万家坝一带。但近年来，随着今昆明东郊官渡羊甫头考古遗址大量古滇文化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漆器出土，表明滇池北岸地区同样是古滇文化的腹心地带。古滇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最为深沉的叠积层。
其二，早期汉文化。早期汉文化主要是由西汉中叶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和“徙民实边”时陆续迁入滇池北岸一带的汉族移民所负载而来。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自两汉之世延至西晋末年，包括后世昆明古城的前身汉晋谷昌县在内的整个滇池沿岸地区，曾是汉族移民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并留下不少汉文化的遗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二：一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世益州郡郡治滇池县“西北有黑水祠”。以后，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后汉书·郡国志》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历史文献。对此，清儒阮元在道光《云南通志稿》中考证说：黑水即后来的盘龙江，上游有黑龙潭，在昆明城北二十余里，旁有黑龙祠，即为汉黑水祠。据此，今昆明北郊黑龙潭公园内的黑龙宫，便是早期汉族移民在滇池北岸地区留下的文化遗存之一。二是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肃宗元和中（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王追始兴学校即开办儒学传播汉文化，不仅是信史记录中云南官办学校的拓荒之举，而且通过办学的方式将汉文化广泛传播到了当地少数民族中间，并收到了“渐迁其俗”的成效，故其所办学校虽早已淹没在时光的流水中，但仍可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早期汉文化遗存。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晋谷昌县初名“郭昌”，盖以“汉开西南夷”时的统兵大将郭昌之名“以威夷”，后才改称谷昌。据此，故谷昌县名，亦应为汉文化的历史遗存。汉晋之世的早期汉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的次深叠积层。
其三，西爨文化。西爨白蛮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二大高峰，代表着自东晋初年以来到唐中叶南诏兴起之初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西爨白蛮”是由两汉以来徙居云南的早期汉族移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秦汉“滇僰”的直系后裔滇中、滇东“白蛮”逐渐融合后形成。因而，西爨白蛮文化，乃是一种由汉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本土文化混合而成的复合型古代文化。一般认为，西爨文化是以当时的南中首府和上层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故里滇东味县为中心，而以分别出土于原曲靖县南的东晋《爨宝子碑》和陆良县境的刘宋《爨龙颜碑》，即在我国书法史上具有极高地位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小两《爨碑》为集中代表。西爨白蛮文化的覆盖范围，《蛮书》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头，渭之东爨。风俗名爨也。”由此可见，唐代昆川（即昆州）故地今滇池北岸一带，是为西爨地区仅次于石城（即味县治，在今曲靖市麒麟区三岔）的第二大城市。同时有记载表明，这里还是爨氏家族支脉“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详见《全唐文》卷二八七载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昆州刺史爨日进”详见《南诏德化碑》。的世袭领地，故应为爨氏在南中地区的次级统治中心。唯唐中叶天宝年间南诏击灭西爨时，昆州古城一带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出现“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城以来，荡然兵荒矣”的凄凉景况，《蛮书》卷四。因而极少留下可资征引的传世文化遗存而更多地还是反映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
其四，南诏大理文化。大体上一脉相承的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三大高峰，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篇章。南诏、大理文化的主要负载者为今彝、白两族的先民唐宋“乌蛮”和“白蛮”，而以佛教文化为其典型代表，中心在滇西洱海沿岸地区。作为南诏“上都”、大理国“东京”的滇池北岸拓东、鄯阐两城，留下了这一时期的大量佛教文化遗存。其中有始建于南诏后期，迄今仍屹立在昆明城区的东、西寺塔；有同样是始建于南诏后期，原在昆明“城之北二里”圆通山南麓，后于明初兴建昆明古城时圈入城内的补陀罗寺（今圆通寺）；详见现存元人李道源《创修圆通寺碑记》。以及始建于大理国时期，原在鄯阐城内，后被圈于昆明古城东门外拓东路上今市博物馆院内的地藏寺古经幢等等。而在昆明古城的外围地带，南诏大理时留下的佛教文化遗存，还有昆明西郊玉案山麓的筇竹寺、安宁温泉曹溪寺和仅次于剑川石宝山的云南第二大石窟群安宁法华寺石窟，以及晋宁、禄劝两地的“大黑天神”造像等。大量传世的南诏、大理佛教文化遗存，与拓东、鄯阐两大古城一道，无疑为明清昆明古城的文化底蕴又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其五，元代的多元民族文化。如前所述，元灭大理国和始置云南行省，结束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自唐中叶以来的长期割据局面，并从此确立了昆明在全省的中心城市地位。同时，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随着大批外来各民族人户的陆续徙入和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位于滇池北岸的云南省会鸭池城，也逐渐呈现出自汉、唐以来空前的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恢宏局面。其中，仅以佛教文化而论，不惟由南诏、大理时延续下来的佛教文化得以进一步弘扬光大，在原有的以禅宗为代表的汉传佛教和直接从印度传入的阿吒力教即滇密佛教两大流派继续保留与发展的同时，详见方国瑜《云南佛教之阿吒力派二三事》，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滇史论丛》。由蒙古族南下而带来的藏传佛教（即藏密佛教，俗称“喇嘛教”）亦曾一度传入昆明地区。分别留下了隶属不同流派的祖遍山大德寺双塔、西山太华寺、晋宁盘龙寺、昆明东郊官渡金刚塔以及城区东部现已仅存地名的白塔（即万庆寺塔）等等佛教文化遗存。以上佛教建筑的年代断限，均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李孝友《昆明风物志》有关章节所系。
与此同时，随着掺杂在蒙古大军中的大批中亚、西域穆斯林的到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也同期传入昆明及曲靖、昭通、大理、保山等交通沿线各主要城镇，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伊斯兰文化为纽带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回回民族。元代昆明地区的回族，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丁在其《史记》中曾说：“押赤居民尽是回回教徒。”此话虽不可尽信，但元代昆明伊斯兰文化之盛，从中可见一斑。而作为伊斯兰——回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清真寺，回民群众中传言元代仅昆明就曾达12所，其中保存至今的主要有市中心近日公园北侧的大南城清真寺和东寺街口的永宁清真寺等。
此外，早在两汉之世便已传入滇中地区但自东晋以后曾长期处于蛰居潜伏状态的汉文化，到元代随着汉族移民的陆续迁入也重新活跃起来。史载元初为“敦行教化”，于鸭池“城中之北偏”建起文庙并“劝士人子弟以学”。详见元人李京《云南志略》、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及《元史·张立道传》。这是信史记录中继东汉益州太守王追“始兴学校”之后，又一次在封建政府主持下的大兴儒学、传播汉文化的重大举措。元初所建文庙学宫，据考亦历元、明、清三代而沿袭至今，是为元代汉文化的典型历史遗存之一。而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代表性历史遗迹，则有位于今拓东路与白塔路交叉处始建于元代，现已修葺一新的真庆观。再就是有记载表明，在元代传入的诸多外来宗教文化中，基督教亦跻身其间。对此，冯承均译本《马可·波罗行记》说：“押赤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即佛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明清昆明古城构筑前的近2000年间，滇池北岸一带业已积淀下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经过昆州、拓东、鄯阐、鸭池四大古城的长期积累特别是元代的长足发展，不仅为后世昆明古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其奠定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基本格局。及至明初兴建昆明古城时，尽管在总体设计上是按照堪舆学说即我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理念，结合昆明地区特定的山川地势进行城址的调整与规划布局，从而使其更多地呈现出以汉文化为主格调的整体形象，但多元文化的显著特色却始终相循不变并保持至今。其中，在某些方面还有较为明显的发展。例如，古城居民的民族结构，虽明清以来随内地移民的大量迁入而逐步转化为以汉族为主，然而在族别数量上则因清代满族、苗族的相继到来而有所增加。延至当代，更是发展成为以汉族、彝族、白族、回族、蒙古族、满族、苗族七大世居民族为基干，兼有纳西、傣、傈僳、佤、景颇等20余种非世居民族成分的边疆多民族杂居城市。详见1991年《云南统计年鉴》所载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昆明市城区人口民族成分有关数据。再如，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的昆明古城标志性建筑金马、碧鸡两坊，虽然在形制上堪称地道的“纯汉式建筑”，且功能上亦属为弥补昆明古城南部“案山”不足的“风水牌坊”，然“金马”、“碧鸡”二坊的命名，却是古滇文化时期“滇池驹”神马传说，汉世的金马、碧鸡神话，以及南诏时的金马、碧鸡二山和金马、碧鸡崇拜等历代多民族文化的最终凝聚与物化表现。“滇池驹”传说详见《华阳国志·南中志》，金马、碧鸡神话见《后汉书·王褒传》、《郡国志》及《水经注》，金马、碧鸡二山及金马、碧鸡崇拜并见《蛮书》卷—二。且两坊建成后六十年一遇的“金碧交辉”天下奇观，更是昆明各族人民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
最后，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一部2000多年的昆明城建沿革史，同时又是一部边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开发史。滇池北岸历史上的各代古城，无一不是各族人民心血与汗水的结晶，其中也包括各兄弟民族中的杰出人物，首屈一指的又当推元初著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史载赛典赤为中亚回回人，元初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奉元世祖之命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入滇主政，在任期间政绩卓著颇多建树，不仅顺利完成行省的组建和相应的政区改制，而且轻徭薄赋、安抚民众、注意改善民族关系，并在昆明城建史上立下不朽功勋。据历史文献记载，元初鸭池城“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每逢“夏潦暴至，必冒城郭”，造成各族群众“无田可种，无屋可居”。以上史料转引自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评传》，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7月版。为此，在赛典赤的亲自主持下，展开了盘龙江——滇池的系统水利工程建设，先是疏通了滇池的出水口和下游螳螂川河道，并立闸三座控制水位，后又在盘龙江上游筑起松华坝水库且构建起了以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为主干的滇池北岸地区农田水利排灌系统，从而既基本上解决了为害已久的水患，同时随着滇池水位的下降，还在城南辟得“葑田”数万顷。由于赛典赤的不世之功，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其死后，城内城外各族群众“远近闻之，如丧父母”，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葬之于今昆明城区东南五里多，且于松华坝立纪念冢。赛典赤之墓，据记载和实物计有“汗八里”（北京）、陕西西安、昆明五里多、昆明北郊松华坝，以及“鄯阐北门”等五说。今从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评传》考订以五里多为正冢，其余为纪念冢。后至明初沐英镇滇时，又在昆明古城南门外立起“忠爱坊”以供万民景仰。
总而言之，昆明古城不仅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地方民族特色鲜明，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对其博大深邃的文化内涵，本文所叙，不过粗浅勾勒而已，失误欠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