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宸
一、开头的话值此纪念昆明城市创建1240周年之际，我写出了作为市民的几点思考。有几句久久涌动在我心头的话，想首先在此说一说。
（一）深化对“城市”的认识
首先，“城市”是什么？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两点是基本统一的，那就是：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城市是个复杂的聚合体。
其次，“城市的功能”是什么？概括地说，城市有两大功能，那就是：容器功能和磁体功能。
作为“容器”功能：在古代的地方城市它不仅容纳了城垣、城楼、衙署、官府、庙宇、兵营、仓房、商铺、平民住屋以及相关的饮食、交通等等有形的物质实体，而且还容纳了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等一切由人类的智慧创造所得来的成果。
作为“磁体功能”：传统的表达方式是“聚民”，即城市要如磁体一样，具有磁性效应，把人们吸引到自己的怀抱中来。这种磁性引力一般来自两个层面：首先是物质层面，这可以用《管子》的话来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次是精神层面，即通过组织化的道德、法律、正义，乃至利用教育、宗教、文明礼仪、文化艺术活动等形式，来强化人与人之间丰富的生活联系，这种联系的意义，用一位学者比喻的话来说，就是“绝不亚于在狩猎时代猎人狩猎活动的物质性收获”（刘易斯·芒福德语）。
第三，“城市的形式”是什么？城市的形式是一个象征性的世界。即一个以人们的活动为内容，以物质技术手段为基础，以各种艺术成就为利用，以一定价值观念为控制目标的象征性的世界。
第四，“城市的结构”是什么？城市的结构，与一件纯粹的艺术品不一样，从来就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某种艺术风格的偏好。它总是与一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化结构，通常包括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环境结构等等。对城市结构的随意操作和片面追求，都与“制度化结构”的精神相违背。
现在可以归纳一下，所谓要深化对城布的认识就是要深化对城市的本质、城市的功能、城市的形式、城市的结构等等的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不可忽视。
（二）深化对当代城市面临的形势的认识
一位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坦言：如今，“城市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时，如果对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了高度的自知，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的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我以为这段话说的就是当代城市面临的形势。需要在“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和“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的支配”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对于有1240年历史的昆明来说，也是如此，不可回避。
（三）深化对新世纪、新昆明、新任务的认识
从总体上来说，走向现代科学文化，当是新世纪、新昆明的新任务。为逐步实现这一新任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城建模式，这种新的城建模式，一方面要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联系，一方面要能满足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这种新模式不可能凭空想象，也不可能从外国照搬。切实可行的求取道路是：从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现在发现历史，从历史发现现在。在我国和在我省，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与地区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模式不可能普遍适用。因此“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有必要再加强调。“从现在发现历史”是指带着我们现在的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有用的经验。“从历史发现现在”是指把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具体运用到现在的实践中去。芒福德这样说：“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正是在上述主张的鼓励下，引发了我对昆明古城研究的若干思考。
我们回顾昆明古城的历史，不是为了满足虚妄的怀古悠情，而是面对未来发展的需要去寻寻觅觅，力图找到那些至今仍有鲜活伟力的古老法则，哪怕只是只言片语，只要对今天有用，或者有望成为发展新理论、新经验的胚芽，我们都不该放过。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乃是当代城市建设的两大主题，故而我们的“寻觅”自然也偏重于这两个方面。
二、古城与山水共荣
我们首先将在这里讨论的是，昆明古城在城市定位、城市选址、城市建设中的环境意识。尊重环境、顺应环境、善于选择和利用环境，以及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环境，是古城环境意识的优越表现。
（一）昆明古城的定位——中国传统城市定位理论的再实践
昆明古城在唐·南诏时称为拓东城。拓东城创建于公元765年，至今已有1240年的历史。
城市何以位于它们目前所处的位置？要回答此一问题所涉及的理论，被称为城市定位理论，在近代已经获得普遍承认的城市定位理论大致有三种（K·P·施维廉《城市发展的区位理论》），即：
货运中转理论；中心场理论；工业布局理论。
中国古代城市的定位理论，在先秦时期便已形成两大体系并走向成熟。其一是《周礼》所记载的“择中论”思想。《周礼》中说：“择地之中以为城，择城之中以为宫。”
南诏初期，其活动的范围仍局限于洱海地区，所以把其都城先定于太和城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随着它势力的迅速崛起，“西开寻传”之后转而大举东进，为着巩固新近取得的西爨之地，并进一步要“恩收曲靖”，变“步头”为内境，那么太和城就显得过于偏西了，于是才有南诏王创建拓东城的决策出台。《南诏德化碑》中这样写道：
“十二年冬，诏候隙省方，观俗恤隐，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陆川可以养人民。十四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贰诏，佐镇抚。”这段话中道出了置拓东城的目的乃在于“居贰诏，佑镇抚”，即把拓东城作为附都，以补太和城过偏之不足。由此可知，拓东城的定位与上述“择中论”的思想是相契合的。
其二是《管子》所记载的“农战”思想。
《管子》中说：“城郭险阻、蓄藏，宝也。”这是《管子》对城市功能的基本概括，即城市之所以成为国家之宝，是因为它具有“险阻”和“蓄藏”两大功能。前者可以“守国”，后者可以“养民”。
进一步《管子》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
这意思很清楚，要守卫住国土需得依托城市，要使城市能够具有坚固的守卫能力需得发展农业。这就是《管子》“农战”城建思想的梗概。
《南诏德化碑》说：“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这表明南诏的建城乃为守国。又说昆川“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这是判定在昆川建城有利于军事防卫也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这与《管子》“农战”城建思想相较，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历史证明，南诏营建拓东城的定位决策是正确的，为尔后拓东城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顺带说一句，以政治或军事因素为先导，同时以经济因素（农业）为基础是中国传统城市定位理论的完整表述，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城市定位理论只关注政治军事因素而忽视经济因素的观点是片面的，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二）昆明古城的选址——对生态边缘效应的追求和对待山水环境的理性态度
昆明古城的选址以及南诏拓东城、大理鄯阐城、元代中庆城等的具体城址，均不见于记载，至今仍然还是个深深埋藏在地下，不为人知的谜团。许多学者试图解开这个谜团，提出了若干版本的推测，恕我直言，这些为我所见的版本，似乎均无充分的说服力。不过我无意在此展开就此问题的讨论，只是想对明清两代所称的云南府城城址提出一些个人的理解。
明清两代云南府城定型于明代，后为清代所继承，并遗留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我们所亲见，只是到了1958年前后开始才渐渐遭宰割消亡，现在尚存的只是一些片段的记忆。
以下，我们试作两点分析：
第一，靠山面湖城址的生态学意义。
明清云南府城靠山面湖的城址是对以前几代选择的继承。这种选择透射出城市对生态边缘效应的追求。其意思是指，前人把城市的坐落选择在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交接重合的边缘地带，在这种地带某些物种特别活跃，生存力和繁殖力相对更强，物种种类也更为丰富，凡此种种即所谓的生态边缘效应。正是这种边缘效应可以对城市的发生、发展乃至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昆明古城千余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不过需作说明的是，当初，前人对昆明古城城址的选择也许未必有如此高度的环境自觉，或许这种环境意识尚被包裹在朦胧的“风水”观念之中。从朦胧到渐悟，是合乎规律的发展。
第二，在山水环境中城市选址的理性原则。
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尚不知道明清以前各代城址的详情，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古城所处的有山有水的自然环境，不可能不对城市的平面形态、功能布局等带来影响。
《管子》中提出过一条城市选址原则，即“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这是一条有机的城市选址原则，透射着清晰的理性之光。
《管子》中还有另一段话这样说：“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这段话似可理解为是对上述原则的进一步形象化解释。
依此原则，明清以前的古城城址就核心区而论，大致可以作如下几点判断：
北面当以原长春路为界，超越原长春路，则地势渐北渐高，水源渐缺，不可能形成集中的居住区（元代修建的文庙只是个案，且文庙对水源的依赖有限）。
南面当以明清云南府城的南城墙为界。以三市街为中心的商住区处于南城之外，这样可不受城禁之限，有利于商人做生意。但是，该商住区更南也未曾超过金碧路，原因自然是受水涝和软弱地基的约束。东寺街一线似是因通往南坝的交通必需，才在土桥以内一段沿街有所兴建，而形成对南界的突破。
东边的界线当为盘龙江，盘龙江以东的大部分地段，经年受周期性洪水淹没的影响，在南诏大理时期没有可能成为有永久性房屋修建的城市地区。个别高地上的零星修建（例如地藏寺）是有的，但不能作为城区所在的参照标志。
西边以滇池形成的自然水域为屏障，只在个别控制点上“凭碍起坚城之固”。这“坚城之固”估计就在明清云南府城被百姓称为“大西门”的地方。
总之，昆明古城城址的确定是以一个实际的范例，成功地验证了《管子》的理性原则，这是古城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三）昆明古城的环境建设——身在兰若中，性本爱丘山
有关古城环境建设的史科，古籍中的记载不多，但是从寺庙兴建等方面的角度，略可窥知大概。
在昆明城建历史上，有关于城市风景靓点的记载，如清代“昆明八景”：“滇池月夜”、“云津夜市”、“螺峰迭翠”、“商山樵唱”、“官渡渔灯”、“龙泉古梅”、“坝桥烟柳”、“蛇山倒影”等。此八景是清代昆明古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市井景观的综合，是昆明古城环境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上昆明古城的宫室和大型官府建筑中，包含有园林的部分，但与广大的市民无缘。
所以，在昆明古城的环境建设方面，应该特别关注寺庙。寺庙历代都有兴建，而且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广、公共性强，可为广大市民共享。当然，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寺庙兴建除了受宗教力量的推动之外，也还有受环境引力作用的一面，这就是：身在兰若中，性本爱丘山。
昆明古城寺庙建设的一个好传统是：善于选择环境、善于利用环境、重视保护环境，如我们现在所见的那样，凡有一座寺庙，就保留了一片苍松翠竹、鸟语花香的好环境。进一步说，在寺庙建设中，不同信教群体都在力图表达他们对环境的体验和与之相联系的对环境塑造的理念。
昆明古城众多的风景名胜，是昆明古城历代环境建设的精品，是对古城环境的延伸与提高，现在仍然是昆明市民的重要游憩场所和昆明旅游的重要资源。
三、文化在昆明城建历史中的流变
文化是城市建设之“魂”，不可缺失。昆明古城的城市文化，从古城创建之时开始，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从巫文化到佛文化，从佛文化到儒文化，从儒文化到近代工业文化，现在正在处于从近代工业文化向现代科学文化转变的过程中。这一历史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上一阶段是下一阶段的基础，下一阶段是上一阶段的发展，总体来说是一个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
（一）古城城市文化的宗教视野
宗教是人类早期文化的直接表现，同时也是考察和认识一种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昆明古城在初创时期的拓东城阶段和尔后的鄯阐城阶段，其在文化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宗教控制有突出表现，成为城市生长的一大推动力量，不同的是在南诏治下乃以“巫”化为主，在南诏后期和“大理”治下则以“佛”化为主。
（1）关于南诏前期的“巫”化
在此，让我们先从“南诏国”、“南诏王”、“拓东城”的角色分析说起。在崛起之前和崛起之初，南诏不过是个小小的部落，南诏王不过是个小小部落的酋长，其活动的地盘不过是现巍山县南部的乡村。从它崛起之后，凭借武力东拼西打，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在洱海地区合并了六诏，进而“西开寻传”，继而东进，得了西爨之地创建拓东城，并“恩收曲靖”、“步头已成内境”。到了此时，南诏已不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国家（地方政权性质的国家），南诏王已不再是一个部落酋长而是一个地方政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王，“拓东”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城市而不是乡村，在三大角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变之后，南诏最稀缺的是什么？不是别的，是权威，高度的权威。
众所周知，原始的乡村生活是以饮食和生育为依归的，而城市则是要追求一种比生存更高的目的。分散的乡村尽管礼俗完善，但能力有限，所以不可能脱离“食”与“性”的轨道，人口数量增加再多，也不会使乡村变为城市。与乡村相比较，城市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即，使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如像芒福德说的那样：“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的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像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所不敢设想的。”要聚合这样大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力量，充分体现城市的优越性，靠部落酋长是做不到的，要靠国王、靠王权制度。这就联系到了前面提到的对权威的渴求问题。为了获得足够的权威，南诏意识到了单纯依赖武力不行，于是作了两项选择：一是面向大唐，取得唐王朝的支持；二是面向宗教，利用广大民众的宗教心理来抬高自身的权力地位和推行社会性抉择。因限于篇幅，前者暂略，后者略述于下。
在南诏前期，佛教尚未传入，包括滇池地区在内的云南广大地区均盛行原始巫教（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中有较详细介绍，此处从略），南诏也不例外。樊绰《蛮书》记载，南诏“一切信使鬼巫”。《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南诏在取得政权后，在利用巫教实现其上述目的方面，有各种表现，姑且称之为“巫化”表现。这种“巫化”表现，最重要的可以讲三个方面：
第一，南诏王的自身神化，以假借神性来强化南诏王的权威性。
南诏实行父子连名制，南诏王从崛起到灭亡，共历十三代。这十三代王，原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却被幻化为神或与神有特殊联系的特殊的人，集中的表现是对细奴逻的塑造。
云南地方文献中有一个“九隆传说”，有学者指出，这本是滇西“哀牢”人的感生神话，传播甚广，在民众中颇有影响，南诏便“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蛮书》）。
到舜化贞时代出现的《南诏图传》又宣扬南诏得国系出于“天意”。该画卷的大体内容是说观音化为梵僧来到巍山，南诏开国国主细奴逻及其妻子浔弥脚、细奴逻儿子逻晟及妻子梦讳对观音十分虔诚，多次慨然施舍，因而接受观音授记，从而开创王业。
又有一个蒙段互相禅让的故事，大意是“白蛮远祖蒙苴颂为天竺阿育王第八子，被封于苍山洱海之间，称为白饭王，是白子国之祖。汉武帝时，白王张仁果被封为滇王。蜀汉时，诸葛亮南征，封仁果十七世孙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龙佑那十六世孙张乐进求受唐封为云南王，贞观二十三年，禅位给南诏蒙氏细奴逻，南诏蒙氏遂代白子国张氏而兴”。这更是在大理段氏得国后编造出来的，曲曲折折说了一大堆，无非是想说明蒙氏得国乃是天意，相应的也证明段氏继蒙氏而起同样是名正言顺的遵从天意。
这些把细奴逻与神灵和天意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即便是晚出、即便是经由别人的手所编造，我们也不难推想南诏有意自我神化的可信性。
第二，南诏王将自然山水神圣化，以神的名义创立新的宗教，弥合民心以调解人与人之间出现的新矛盾。
南诏王在统一全云南后，早期的只属于本部落的鬼主信仰已在广大民众间显得不相适应，或者引起原先与南诏并非同一部落的族群的心理不平衡，这就促使南诏有必要考虑来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作为维系广大民众的精神纽带，取代先前的血缘纽带，以弥合民心的不平衡，促进社会的和谐。这新的宗教就是对自然山水赋予神的意义的山水崇拜，或者说是对聚居地的圣化。例如：《南诏野史》记载，异牟寻封五岳四渎神灵，在洱海地区建苍山神祠、洱河神祠。又封金马、碧鸡二山神为景帝，并在拓东城建金马神祠、碧鸡神祠，以祭祀早已流传并深入民心的金马神、碧鸡神。这种以对聚居地神圣化为表现的神灵崇拜一直影响到后世。
第三，南诏王在拓东城建设中，把寺和塔的修建作为重大工程炫耀于世，而那些寺、塔的意义，并不在于寺塔本体的物质架构，而在于它们所传递的信息，这些信息带有巫教的思维，甚至是巫术方法的显性表现。例如补陀寺、东西寺塔等。
我们现在所知的圆通寺系元代大德五年至延祐七年（公元1301—1320年）所建，其前身为南诏时所建的补陀罗寺。元代李源道在《创修圆通寺记》中记载：“往昔蒙氏窃有兹土，岩有洞穴，蛟潜其中，大为民害，蒙即岩而寺曰：‘补陀罗’而镇之而蛟害息，俚俗传闻如此。”这里所说的“洞穴”即俗称的潮音洞，南诏即岩而建的补陀罗寺，在潮音洞口至今还留有遗迹，即咒蛟台。《滇志》有说：“前千余年，洞藏毒龙，寺有高僧某日于山石台上咒之，龙遂为僧所制。”
东西寺塔原为南诏王嵯巅（劝丰祐时南诏之权臣）新建，系四方形平面，高十三层的密檐式砖塔，为崇信佛教的标志性建筑，然其顶部四角立有四只铜鸡，民间称之为金鸡，于是该密檐塔也被民间唤为金鸡塔。这一民间的俗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即在金鸡高高立于密檐塔顶这一形式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意味？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云南属巫教性质的本土文化中，原有对“柱”的崇拜，后来对“柱”的崇拜转化为对“塔”的崇拜，意味着对外来的佛的信仰已经取代了本土的对巫的信仰，但是，巫教的思维、巫教的法术，仍然潜藏在人们的心底里，这就是金鸡所象征的意义。而金鸡在民间被视为可以震慑酿成洪灾的恶龙的英雄。把它的形象重现在高高的塔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胜滇池洪水泛滥的期冀。
滇池洪水泛滥在昆明古城的历史上长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大矛盾，无论是兴建补陀罗寺还是兴建金鸡塔都是南诏试图缓解这一矛盾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巫化”在古城建设中的反映。这种原始的判断、原始的手段，当然不会收到实效。不过这可得到一种心理的平衡。
（2）关于南诏后期
到大理时期的“佛”化史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佛教传入南诏是在异牟寻时代，而兴盛是在劝丰祐和世隆时代。不过从那时起直到大理时期的佛教是密教，被称为滇密或“阿叱力”。阿叱力僧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神异之术，或呼风唤雨，移山缩地，或降龙制水，驱役鬼神”。
南诏到劝丰祐时代，实力雄厚，军队四处出击，北扰成都，东陷安南，西入骠国，掳得财富和百工无数，为修寺、铸佛、建塔创造了物质和技术的各种条件。在拓东城的一大表现是修建土主庙，供奉大黑天神（原址即今武成路华山小学），首开云南各地修建土主庙的先河。从对大黑天神的崇拜上，可以窥知南诏后期崇佛的一些特点。
据学者介绍：“大黑天神即密宗护法神之一的摩诃迦罗，为大自在天的化身，汉语译为大黑天神。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载，大黑天神的形象为八臂，身青黑之色，二手怀中横一把三戟叉，右第二手提一青羊，左第二手捉一饿鬼头髻，右第三手把剑，左第三手执偈咤冈迦，梵语也，是一骷髅幢也，后二手各以肩上共张一白象皮作披势，以毒蛇贯穿骷髅以为璎珞。虎牙上出，作大忿怒形，雷电烟火以为威光，身形极大，足下有一地神天女，以二手承足者也。”学者进一步说：“这种形象的大黑天神在喇嘛教护法堂中还可以看到，而云南土主庙中的大黑天神神像手中所执的青羊、饿鬼头髻和骷髅幢，已被日月书卷、金印、金铃所代替，也无毒蛇骷髅璎珞等恐怖的饰物，脚下的地神天女也变成了牛。这种变化反映了云南民间不喜阴森神秘，而更偏重人间世俗的心理。”（刘小兵《滇文化史》）关于南诏在拓东城所建的土主庙，即大灵庙，元初昆明人王升在《大灵庙碑记》中记载说：“蒙氏威成王尊信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始立庙、肖像祀之，其灵赫然。世祖以之载在祀典，至今滇人无间远迩，遇水旱疾疫，祷之无不应者。”
关于大理时期的佛教盛行情况，可从当时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员的生活方式表现来判断。
例如，在广大民间，如郭松年写的《大理行记》，地点虽指大理，时间虽在元代，但似可作为大理时期鄯阐城情况的参照。郭松年说：“此邦之人，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图，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
滇池地区的佛法之盛也有记载：“滇俗奉三宝龙至，户有梵宇，昕夕熏燎，钟磬声相闻，少老牢自持律，不轻毙一蚁。”
对上层知识分子而言，在大理时期不能专读儒书，还得通晓佛理，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滇云历年传》）。“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辈。”（郭松年《大理行记》）再上，看看大理国的国王，他们的权力欲望比起南诏来已经大大淡化，而对佛学的崇信则空前强劲，在政潮起伏中，国王禅位或被废为僧的计有九人之多。
基于以上原因，所以在记载中说：大理政权初期“年年建寺”，到了后理国时期，高氏也“建寺不已”。可惜的是这些寺大都已被历史的岁月荡尽，在昆明古城唯一留下遗迹的只有地藏寺古幢。该古幢比起南诏的东西寺塔来，虽然精致，但却显得纤小平和，没有了南诏高塔的雄阔气势，这或许就是两个时代文化精神的差异。把这样的一座经幢放在地藏寺，勾起了我的一些联想。没有疑问，地藏寺供奉的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其他三大菩萨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按佛经的说法，文殊表大智，普贤表大行，观音表大悲，地藏表大愿。地藏的大愿是要超度一切亡灵：“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证菩萨”。人们把传说中地藏游历地府、历经艰险、救度其母的精神和儒家的孝道思想联系起来，使得对地藏的崇拜格外深入民间，这算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而从南诏后期开始以至延伸到整个大理时期，佛教世俗化已经形成明显的趋势。
（二）古城城市文化的哲学视野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只有哲学。这哲学主要指的是儒、道等学派的理论。“没有宗教”的说法有些偏颇，但哲学在中国确实起源很早，流传广泛并深入人心，实践性很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儒学。
儒学在云南的广泛传播是元代开的头，可以这样说，把昆明古城的城市文化从南诏、大理时期的宗教意象提升到哲学意象的先驱是元代，代表人物是赛典赤。明清两代在元代开创的方向上继续扩大和深化。具体些说，对于城市文化意象，南诏是张扬权威，大理是醉心佛陀，从元代开始主体上是实践仁政。
赛典赤乃波斯人，在元代属色目人等级。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有记载是这么说的：“太祖（成吉思汗）西征，赡思丁（赛典赤之名）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呼之而不名。”
《云南志略》说：“迨至至元甲戌（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下车之日，立州县，均赋役，兴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污滥，明赏罚，恤孤贫。秉政六年，民情丕变，旧政一新而不知扰。”
赛典赤虽非原籍中国，俗称“回回人”，但他敬仰、精通中国文化，并身体力行，在云南平章政事任上，有功于国，有功于民，把中庆城的城市文化，从南诏、大理时的以“地方”为目标的层次，提高到以“国家”为目标的层次。这里我们将着重提出以下三点作些讨论：
第一，赛典赤行仁政，忠君爱民。
“仁政”的概念，最早见于《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见梁惠王的功利心理如此急切，并不苟同，便直言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执政者不能只片面贪图“利益”，而应把“仁”放在执政的首位。
自古对“仁”有许许多多的解释，在这里我只想说，“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最贴近每一个人的，如孟子说的那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仁”。只要执政者心里真正装着这句话来执行自己的职能那便是“仁政”。
赛典赤正是这样做的，他在上任之年的七月“抵大理，下车莅政，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由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礼接贤士，削去冗官，设路食以待劳民，薄征税以广行旅……”
云南自古就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是关乎到民族团结、巩固边陲、实现社会和谐的大问题，也是检验“仁政”的一个重要尺度。据载，在赛典赤执政之初，还有部分民族没有“归顺”，如萝盘甸（在今元江县）曾起来叛元，元军要前往征讨，赛典赤面有忧色。“从者问故，赛典赤曰：‘吾非忧出征也，忧汝曹冒锋镝，不幸以无辜而死；又忧汝曹劫虏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耳。’师至萝盘城，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赛典赤不可，遣使以礼谕之。萝盘主曰：‘谨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诸将奋勇请进兵，赛典赤又不可。俄而，将卒有乘城进攻者，赛典赤大怒，遽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命左右缚之。诸将叩首请俟城下之日从事。萝盘主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国出降。将卒亦释不诛。由是西南夷翕然款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这是一个行仁政的真切而动人的故事。
赛典赤的仁政政绩，震动了元帝，“帝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
赛典赤的仁政政绩，也深入了百姓心底，在赛典赤死后，昆明人没有忘记他，在古城南门外高高立起了“忠爱坊”，这是表彰，是感恩，或许也是人民对后来执政者表达的愿景。“忠爱坊”后毁，近年重又兴建。这当是现在社会对此愿景的再次确认罢。
第二，赛典赤善聚民，辟地招财。
人是城市的核心、城市的根本，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应是“人留而安居处”。怎样才能把这样的目标，从理想变为现实呢？一个古已有之的回答是：“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如何才能“多财”以走向富裕呢？自古以“农”立国的中国，“重农”是“多财”的根本。“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食廪不盈。”开发土地，发展农业，必须先行。赛典赤深知此理，为此他要延聘一位能人来做他的助手，于是上书忽必烈，请调张立道来云南。此张立道为忽必烈身边的侍臣，曾出使安南，后领大司农事。他对农田水利有专长，并熟悉云南。张立道到云南后，赛典赤奏请授以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符。他十分关注昆明，有记载说：“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金马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具体点说，从大理到元时的滇池水利工程，大致分上下两段。上段工程的中心是筑松花坝，由赛典赤主持。昆明古城东边的盘龙江，“水源来自嵩明邵甸，流三十里至松花坝，赛典赤于凤岭、莲峰二山箐口，水出川源之间，筑松花坝，以时启闭。当时，昆明东郊田多水少，筑坝蓄水，可利灌溉。自松花坝以下分为二河，一由金马之麓过春登里，一由商山之麓过云津桥，都入滇池。大理国时增二堰，障其流以灌田，计数十万亩。赛典赤予以增修。今南坝，就是大理河的萦城银棱所流经的地点之一。除此之外，又修建了宝象、马料、海源等六河诸闸，以灌溉东田万顷，郡人立‘石将军庙’以为纪念”（陆复初《昆明简史》）。
下段工程最为艰巨，由张立道主持。工程的中心是疏通海口。以盘龙江为主干的六河汇于滇池，“水源巨大而出口窄狭，长年淤泥阻塞，雨季时，洪水涌注滇池，则涨盈城郊，大片田地被淹没，因此，疏通海口工程，成为解决滇池泛滥成灾的重要环节。张立道亲率民夫清除海口、石龙坝到龙王庙一带的积沙和淤泥，并把海口河在安宁境内的鸡心、螺壳等几个险滩挖开，河道疏通，经安宁、武定、东川入金沙江”（陆复初《昆明简史》）。
在帮助云南提高农业耕作技术方面，赛典赤、张立道亦有贡献，《元史·张立道传》这样写道：“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
至今仍然留存的龙川桥、金汁河河堤和海口川字桥，是元代完成的滇池古水利工程的历史见证。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重农抑商”的主张，如《吕氏春秋》，影响所及使我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成为社会的软肋。但是至迟到汉代，一些精英们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公开宣言：“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并引用管子的话又说：“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盐铁论·本议》）这一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桑弘羊。从历史上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来看，往往政治是主导，农业是基础，工商是补充。对工商的完全忽视，不符合中国城建历史的真实。
赛典赤在云南执政期间，允许私人经营商业，鼓励商品经济发展。“尤其重视开辟交通路线，各地设置驿站，名为‘站赤’。在云南境内建立马站、水站计七十八处，以中庆城为中心，四通八达。以至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达时，看到中庆（雅岐）时的印象是：系一壮丽的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为杂居之地。”
第三，赛典赤兴儒学，文风蔚然。
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大师，从古典派的孔子、孟子，至改革派的荀子，以至汉代被称为“大儒”的董仲书等，没有不重视用礼乐思想教化百姓的。特别是汉代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成为尔后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汉以后历代各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把兴儒学作为自己执政的首要任务的。只是云南的历史情况特殊，普通百姓长期不知道孔子的名字，更不知道孔子的学问。在云南建立行省，正式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之后，赛典赤意识到，仅有政治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需有思想文化的统一。只有有了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统一。用当时执政者的话来说就是：“夷俗资性悍戾，瞀不知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维学乎。”（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于是于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于中庆城“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子弟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
元代建文庙是昆明古城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可惜后人对此具有重要历史见证的文庙，却未给予应有的保护，至今残留的棂星门，乃是建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的遗物。
（三）古城城市文化的科学视野
清末民初之际，昆明古城城市文化发展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科学文化的萌芽。其势虽弱，但有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
工业文明是20世纪全世界的主角，人们评价说，是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工业文明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文化遗产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云南虽然受侵染的时间较晚，但是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的觉醒也相对较晚。这颇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考察，在近代发生的转变可概述如下。
（1）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方面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一方面也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就是后者的明证。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在1856—1869年间（清咸丰六年至同治八年），云南也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族起义，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翦除贪污、出民水火”的斗争口号。这口号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代表了当时全云南人民的心声。
起义和反起义的战火，从滇西蔓延到滇中和滇南各地。历经几代人先后营建起来的古建筑中，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毁于战火。这便带来了一个起义平息后的恢复重建过程，这是近代云南建筑活动中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以昆明为例，这个恢复重建过程有下述两个特点：
第一，商业中心由城外向城内转移，导致了昆明城市功能结构和人口分布上的变化。
据记载，明代时的昆明城内主要是衙署、官邸和寺观庙宇，一般居民很少。近郊区的沃土良田多被王公贵族、士大夫等霸为园圃别墅。清以后，城市规模未出明代基础，但城区在“与民共之”的口号下，一般居民逐渐迁入，近郊区的园囿也因削藩政策而大大减少了。
因为矛盾缓和，生活安定，生产发展，经济逐渐繁荣，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所经营的商业便日趋繁盛，各类店铺和行帮会馆以及酒楼、饭店、旅栈、戏院等多种类型的建筑应运而生，但其分布地以城外为主，特别集中的是南城外、大小西门外和大小东门外一带。
据记载，道光年间“昆市人民，咸萃聚于城外……若三市街、珠市桥、金马碧鸡坊、云津铺、木行街、太和街、东寺街等，都是昆市之精华荟萃处。房屋栉比云连，货物堆山塞海”，由重关到鸡鸣桥的五里横街“人民行于其间，直无一步与两廊铺户相违，其烟户之众，商业之盛，可以想象”。“又由西南角上的烧珠桥起，向北而上至麻园、菱角塘等处，总是不断的铺户和住家”。“大西门外直有大小街道十余条”，小西门外，大小东门外“都各有一相当繁盛的市场”。
为适应郊区人货交往频繁的需要，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在郊外各河道上先后共建各类大小桥梁约70余座，其中著名的有云津桥（一名得胜桥）、吴井桥、广惠桥、前卫营桥等。
与繁盛的城郊相比，城内则显得颇为清冷，“街道虽多，烟户不众；商店虽有，面度不大；其间住户，大都是各衙署中的公务员，势不能不住家于城内者。富户巨室，又无一不居于城外的繁盛地处”。
咸同战乱期间，昆明府城实行戒严，官府下令关城，“以致人民死于护城河者，殆数万人，极为凄惨”。有此教训，在战乱之后，商铺和住户纷纷迁入城内，城内顿时人口和商铺大增，而城外“旧日繁盛之区，悉为瓦砾场矣”。
“逮至光绪二十五六年（1899—1900年）后……南正街上自马市口，下至三市街，两廊商店则行列整齐。其它如文庙正街、辕门口、东院街、西院街、福照街等，亦可云为商业聚集之街道。”
尽管这样，清光绪年间的昆明城，不论城内、城外，尚未复原，用地是十分宽松的，据回忆：“在光绪十二三年间（1886—1887年），曾走进金马至相公堤处的一大段街上，除了街面上有一些不甚高大、不甚整齐之铺面外，余皆荒地。更如一条太和街、一条福照街，除有一座穿心鼓楼当于街中，余皆种满杂粮。至于城内，如北门街、大西门一隅，小东门一隅，五华山后面，接近皇河心一带，及绿水河、篦子坡、水塘子等处，更加接近启文楼下，玉龙堆左近的诸多地处，非蔓草荒烟，即积水淤泥。”这为昆明市尔后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第二，恢复重建仍遵循传统规则，是传统建筑样式和结构技术的继续和延伸，没有出现新的突破。
（2）天主教、基督教
各教会在云南的活动，以及滇越铁路的修通，给云南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这是近代云南建筑活动中的第二个重大事件。
据记载，早在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就有天主教在云南设立教区，1876年在昆明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即平政街天主堂）。至1900年底止，共建立教堂17所，拥有信徒12000余人。基督教也于1878年进入昆明。1890年建立了武成路三一圣堂。教会的活动不止于建教堂传教布道，还在兴办“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的名义下，建立了小修院（如1905年天主教在昆明白龙潭建立的若瑟小修院）、孤儿院（如1911年在昆明高地巷建立的保禄孤儿院）、医院（如1901年在昆明升平坡建立的法国医院）、学校（如1898年在昆明高地巷建立的上智学校女生部）等等。
教会的活动是为帝国主义的文化、经济、政治侵略开路，特别是英、法两帝国主义，早就垂涎云南这片沃土。当1883年越南沦于法国、1885年缅甸割与英国之后，他们更加紧了入侵云南的步伐。
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自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起昆明作为自辟商埠开放，并划定商埠界址供各国商人在商埠界址内租地居住。该界址为以原小火车南站、得胜桥、塘子巷一带为中心，东边到状元楼外，西边到三节桥，南至双龙桥，北到桃园街口，周围约十二华里。后来，这一区域尽被法国人所控制，虽非租界，实为租界。然而法国人还不满足于此，一再“展界租屋”。法、英两国领事馆实际上在昆明辟为商埠以前已分别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和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移驻昆明，行使着所谓的领事裁判权。
法国人更于1898年取得滇越铁路的筑路权。1901年起动工修建越南境内一段；1903年起修建云南境内一段，到1910年修成，火车由越南海防直达昆明，是为米轨，全长855公里（越段长389公里、滇段长466公里）。该铁路滇段起自河口，经开远、宜良到昆明。该段线路80%行于岩峻岭间，计凿山洞150处，架桥梁425座，“且沿线瘴疠苦毒，人烟寥落”，工程实甚艰巨。
滇越铁路的修成，实现了法国人的企图，他们自不讳言：“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法驻越南总督杜美1910年给法政府的报告）。至此，云南实际上已归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
此时云南的城市和建筑无不深受路通之后的冲击和法式建筑的影响。
第一，铁路沿线的民田被筑路占用，刺激了米商的囤积居奇，不少失地的人口入城从商，促使沿线的河口、碧色寨、开远、宜良、昆明等城镇人口增加，市场兴旺。
第二，洋货冲击了土货，洋房取代了低矮破旧的民房，典型的例子是昆明的金碧路。据回忆，“从鸡鸣桥起，至今护国路口一段，在光绪二十年左右，尚为一般贫苦人家居住区域，仅小手工业者、摊贩及城市贫民等居住”。
自滇越铁路通车后“自金马坊至火车站头的一大段街上，便渐次改变旧观”。得胜桥、广聚街、金马坊一带多有外国人开设的洋行，其间还有为数更多的买办商人开设的店铺。小火车南站、巡津街一带是外国人的居住和仓库区。
第三，淳朴的民风遭到破坏，跟着铁路带来了腐化的生活方式，也刺激了一般的消费，供玩乐享受的设施迅速增加，遍见于各繁华市区。
第四，为管理商埠区的开发建设，在云南省商埠总局下设工程科。其办事权限为“专理埠内修筑道路、开滤沟渠及其它官营工程，并查核民间建筑范围各事；埠内购租房地事项，多与工程科事务有关，目前暂设工程科兼理……”
第五，自外人经营建筑的教堂、铁路站房、仓库、洋行、外籍人住宅、医院、学校等西式建筑挤进云南后，它的存在和影响给云南建筑注入了新的因素，单一的传统形式面临着挑战，迅即出现解体的征兆，以至到辛亥革命后，西式建筑已在社会上层中被仿造，并一时成为时髦的风尚，在民居当中也留下明显的印痕。
（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护国起义
这一历史阶段中，云南始终站在风浪的中心，表现了云南人民的觉醒。
由于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行径所激起的愤怒，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得到云南广大阶层的拥护，维新、变法在云南有所实施。例如：
兴办企业：在云南机器局下建立军器、军火制造厂以及制革厂、造币厂、官印局、邮电企业、耀龙电灯公司、宝华锑矿公司等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奠定了云南近代工业的基础。由此也诞生了云南第一代的工业建筑。
练新军：开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年8月15日成立）、武备学堂（1899年）、陆军小学堂（1906年）、陆军速成学堂（1906年）等。
办学校：昆明从1902年起便开始创办新学，以改五华书院为高等学堂作为起点。以后先着重开办师范学校，培养师资以发展中小学。继而又开办了一系列专业学堂，如方言、东文、法政、工矿、农业、商业、铁道等学堂。
为培养人才，自1901年起开始派遣国内外留学生，先后计有百多人从日、德、比、法、越等国学成归来。
从1915年起，云南创议开办大学事，1922年7月1日成立筹备处，组织建筑委员会，商定建筑计划即着手兴建校舍，12月8日东陆大学正式宣告成立，1923年4月20日正式开学。
与实行上述新政相适应，一批新型建筑脱颖而出，这不像上述提到的挤进来的那些，而是自己主动拿进来的，这一“挤”、一“拿”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些以及由这些所加与城镇的种种新机能，是近代云南建筑活动中所发生的第三个重大事件。
此时，人们对城市、对建筑的概念，已经在深化的方向上逐步前进了。在认识市政的地位时，有人开始拿巴黎、伦敦、东京等进行了对照。
1919年设立云南市政公所，把“市街道沟渠桥梁之建筑及其它土木工程事项、市交通电话电灯自来水车船、肩舆及其它公用事业之经营及取缔事项、市公共卫生及公共娱乐事项”等都作为自己的职掌。除加强了对城市的管理之外，还进行了若干改造工程，例如：
第一，1919年，为便利交通计，于昆城“东南隅特辟一门，适云南护国成功，特颜曰‘护国’，以作纪念，其门无楼，亦无重关，俗呼小南门，外筑桥，亦以护国名”。由袁嘉谷撰写、陈荣昌书的“云南省会护国门碑记中说：民国四年（1915年）帝逆移国，会泽唐公继尧，率滇人兴师护之，国复兴，中外人士相震动，众日聚，市日懋、肩摩毂击，涂为之塞。省会警察厅启当道，辟令城东南隅门以通之。崇而坚，宏而整，门外筑桥，桥工为门，费六万余金，不劳民力，名曰护国，以表一省任事之艰，祝民国万年之福也”。
第二，1922年，改造南城丽正门地段，辟近日公园。昆明市政办张维翰撰书的：《整理城南交通工程记》中说：“云南省会城垣，向辟六门，而以南城门当交通要冲。其门内外凡工，皆楼，一曰丽正门，即今移建于古幢公园以作劝农亭者；一日近日楼，即今所称之正义门，画栋雕栏，固此严犹在也。在昔重门叠设皆宽仅丈余，廛屋参差，露贩杂陈于市，人熙来攘往，出入于其间也，肩皆相摩，有如万蜂穿穴、充塞无缝之势。政府深感其不便，乃有增辟护国门之举。顾南城门既居商场中心，其交通之频繁仍如故也。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今省长会泽唐公，而镇南滇，励精图治而尤亟之焉。以市政为当务之急，划省会区域为昆明特别市，政以树风声于全省，维翰适由海外考察归来，奉命承乏其事。受任之初，以为整理市街当以交通为前提，而阻碍交通之城垣仍存，将无以语于整理，因拟留其一部，以存历史旧迹而余尽去之；乃又限于财力有志未逮，不得以而思其次，爰定局部整理之策，先将南城月门以内及其附近民廛，凡数十间，尽收买之。然后举月城城垣与丽正门楼同时拆卸。而于近日楼则加以修饰，使增壮丽，并就其东西两端，各辟一门，接沿月城旧址，筑石块马路为环形，使出入异趣，以利交通。路中之有椭圆形广场，则缭以铁槛，筑池种花，营为市街公园，以资游息。路以外东西两端余地，则起楼房各数十间，亦为环形，以为模范市场，更虚其当中之一间，而以横巷。巷以外则分置菜市食馆，与夫浴场商店之属，使市内应有公用设备，而此一隅尽皆有之，此其计划之大略也。”
该项工程历十一个月始告完成。竣工之后“以视曩日旧状则楼焕然以新，门洞然以启，环形马路亦廊然广，涉园而花气袭人，喷泉溅露，入肆而怀货方至，百艺竞奇。凡人身历其间，盖无不流连四顾，神为之怡，即前之泥守故廛难于谋始者，亦欣欣然而转相称庆矣！其尤足以壮都市之观瞻而为人群所景式者，则全省公民醵金恭建唐公再造共和纪念标，适居公园中央，又于同时落成，金碧辉煌，与近日楼互相掩映。而斯楼复因市民之请，设立护国纪念博物馆，是标与馆皆所以纪公之功能，而公之功德无非为主持正义，因名楼门为正义门，名环城马路为正义东路、正义西路，而近日楼之名仍存，且以近日名公园……”
第三，整修道路。
昆市道路，原本污窳。有人对旧时昆明街道作过这样一段回忆：“昆明旧时城内外街巷，路面均为条石铺成；巷则间以碎石或泥土，多凸凹不平，宽窄曲直，无有规律。起风则尘土飞扬。排水道尚多明沟，落雨便滥泥成踝，游猪当街，野狗争路，尿粪遍地，粪草成堆，垃圾是老鼠粮库，食摊是苍蝇乐园；大街车不能方轨，小巷挑不得换肩。昆明县轿子高过矮檐，云南府红伞常挂屋角，南门口争路日必屡见，逼死坡翻车时有所闻，顺城街马帮时时阻碍交通，三牌坊菜市朝朝摊贩争地。店铺好睡懒觉，要警察摧叫开门，路灯少而不明，凡夜行必携手照……”
市公所成立后，着手整理街道，以便交通，美化观瞻。
改修各街细石马路，并厘订路幅规则，使凡改建廛肆者，俱照原址退后数尺，以广街道；建议拆城建筑道路，除保留一部以存历史旧迹外，主张余尽拆去，以免阻碍交通；拆除各街道的木栅照壁；
第四，整治篆塘：河水之开除，船舶之取缔等。
第五，下水道之彻底疏浚。
第六，翠湖、圆通、大观、古幢等公园的建设与添置。
第七，市礼堂之建筑。
以上诸端，把昆明市的城市建设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4）自唐继尧割据云南十五年之后，云南又陷于地方军阀的混战之中。直到龙云在蒋介石支持下取得统治权，云南方又得到一时的苟安。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内地机构、人员不断流入大后方的昆明，再一次促进了云南各地，特别是昆明市的发展，这是近代云南建筑活动的第四个重大事件。
第一，在龙云上台前夕昆明发生了“七·一一”火药爆炸惨案，城市遭到巨大破坏。
此前，昆市城内大致可分为三区：城南为第一区，系商业区；城中为第二区，系机关集中区；城北为第三区，系住宅区。城北区依山面湖，风景佳胜，庐舍栉比，居民最多。因军阀战乱，城垣戒严，东西南各城分筑壕垒，作防御工程，城外居民多迁往北城内居住，于是该区人口大增，不意惨祸恰发于此区内，北至北城门，东至小东门，南至五华山，西至翠湖边为被灾之区，北门街、北仓坡、世恩坊、左哨街、龙门桥、青云街、学院坡、崇善街、圆通寺街、螺峰街等灾难最重，公私房屋损失数万间，多数街道成了瓦砾场。时为1929年。
第二，昆明市政府的成立及对市政建设的加强。
1928年经改组成立新的市政府，下设工务局，着手对昆明市政进行整治，要点如下：
呈准省政府将由正义门以东、护国门以西一段城墙完全拆除，建筑新市场之一部以与三市街相衔接（后改名南屏街）。旧有护城河一段，即以拆城所得之土填筑，以拆城所得之砖镶水沟二条。沟邦每边宽一法尺，共宽二法尺，沟深二法尺，共计四法尺，位置于南北两廊步道之下，以泻东西城河之水，及东南城内街面之水。每沟隔20丈，镶砌沉淀池一个，比沟底深下二尺，上罩铁网盖，以便排除沟中游泥。中间修筑石马路一条，路幅宽度，定为车道三丈六尺，步道每边一丈，共五丈六尺，计自护国门起，至正义东路止。就城墙地址，规定铺面开间一丈一尺，进深四丈，两廊可建铺面262间；铺后余地，可建大小住房八院，此项铺地房地，业经商民认购（因道路未通，至1930年尚无起建者）。
小西门的治理。小西门为本市水陆交通孔道，因路幅狭窄，车马行人异常拥挤，经测量设计，招工招标承办，于1935年兴工改造。工程内容计有六项：（a）修理大小鼓楼；（b）移建小学校舍；（c）挖辟城墙；（d）修筑拥壁；（e）新建大观街石桥；（f）修筑路面沟道。
继续展退三市街及金马街（1933-1935年）。街宽照建筑条例规定尺度展拓两廊铺面并限定一律建为西式门面以昭整齐。
1936年以公务员义务工修建北门外通运动场碎石支路。
改造小西城，将小鼓楼拆除，于左右各开辟道路一条以便交通（1936年）。
昆明营业公司于小西门外建筑新村一区，计有住宅数百幢。
整理市街的有关规定：
（a）建筑市街办法：改建市街工程浩大，万难将数十街道，同时并举，故厘定期限、尺度种类以作标准。
子、分期进行……丑、街道宽度规定：本市新建街道，就其交通情形、商业繁简、住户多少区分等等，规定宽度，列表如下：
街巷等级宽度规定（尺）特等街38-80一等街36二等街30三等街21一等巷15（20户以上）二等巷12（10户以上）三等巷9（10户以上）寅、路面修筑。本省产石最高，石质坚实价值低廉，故本市修筑街面材料，车道纯用石质，计分石块路、碎石路、沙石路三种，车道两旁，修筑沟道，盖以条石，分干沟、支沟两种，行人道则多修为三合土路。
（b）各街道改造纪实：
南正街：特等街标准，因为系本市商业中心，最为要冲，西廊铺面改建为中式。
改造金马街、三市街：交通至关重要，无修街道狭窄，且铺面陈旧，特将两街宽度展为五丈五尺，两廊铺面改建西式，并遍植行道树。
整理大观街：路宽三丈八尺，铺面改建中式。
整理永丰街、绣衣街：路幅展宽三丈八尺，铺面改建中式。
（展街之有关要求还有：拆卸腰檐、锯短出檐，于转角处铺房，悉令转为弧度，铺面形式一律。）环城马路的修建（1932年9月）全长10.57公里，1931年动工，1934年告成。
增辟新篆塘。
商场及菜市的分布：劝业场、云津市场、菜市。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昆明市变化巨大的时代，建筑活动除上列诸项外，值得重视的还有：
（a）此时大批建筑师、建筑技工由江浙沿海一带大量进入云南，把云南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水平提到较高水平，居于国内当时的领先地位；（b）完成了大批公共建筑的设计与建造；（c）由于人口激增，修建了大批住宅，中、低、高多种档次的标准都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集中新建的各种“新村”的规划布局和修建方式；（d）在设计和施工招标中引入了竞争机制；（e）一批现代工厂迁入云南，大多分布在昆明郊区；（f）昆明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形态发生巨大变化。
四、结束语
历史像一条大河，不断滚滚前流。昨天的昆明，是今天昆明的基石；明天的昆明是今天昆明的继续。不能割断昆明城市发展的历史链条。今天是昨天的修正、补充、完善、提高，而不是全盘否定。要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怀有信心，如像英国学者汤因比说的那样：“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安静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理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然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攘的战争，然而却动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和谐性……”远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前辈精英们，在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两大领域，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宝贵遗产，例如《尔雅》、《诗经》、《易传》、《周礼》、《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等，其中既闪耀着朴素的科学光芒，也充满着如汤因比所评述的种种人文关照。当我们热烈地“向外”摄取的时候，是不是也分出一点精力冷静地“向内”作些挖掘？
最后，我想引《大学》开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