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收集情报，并善于归纳综合，往往会给企业带来诸多机会。创业者如果在这方面做个有心人，就好比是在股市中发掘到了一匹潜在的“黑马”，机会一到，想不发财都做不到。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集中人才物力，在1959年国庆节之际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虽然这一发现在当时还属于国家机密，但精明的日本商人已经在对此搜集情报了。
首先，日本驻我国的外交官发现，在北京大街上的汽车顶上没有了煤气包，猜想中国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油田。不久，日本人从《中国画报》上看到铁人王进喜身穿大棉袄、冒着鹅毛大雪的工作照，就知道油田处于东三省范围。后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报道说，王进喜已经到了马家窑，说了声：“好大的油田啊，我们要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日本人由此推断，马家窑应该是大庆油田的中心。日本人在《人民中国》日文版上看到报道说，“中国工人阶级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庆设备不用马拉车推，完全是肩扛、人抬，从车站把设备运到现场。”日本人又分析说，大庆车站离马家窑不远。1964年王进喜光荣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日本人下结论，大庆油田出油了。后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幅油田铁塔的照片，日本人便从钻台手柄的架式上来推测油田直径的大小，由此估算一口油井的油产量。接着，日本人用大庆油田的油产量，除以每口井的油产量，得到油井的数量。加上油井数量的增加比例，就知道了油井的总体规模情况。在此综合分析基础上，日本人很快就设计出了适合中国油田的钻井设备。
正在这时，大庆油田开始向全世界征求设计了。其它国家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情报资料，设计一筹莫展。而胸有成竹的日本人则镇定自若，谈判自然非常顺利。
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福州铅笔厂的厂长在《经济参考》报上读到一则“国际石油价格将大幅度下降”的报道，按理说，铅笔与石油之间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但该厂厂长却由此想到，该厂铅笔大部分是由香港转销到产油国家的。如果这些国家油价下跌，就必然会因为经济状况恶化而减少铅笔进口，于是决定调整市场战略，增加内销力度。果然，在当年秋季召开的全国铅笔订货会上，福州铅笔厂所订的合同订单独占鳌头。
在河南省郑州市，有一位创业者特别喜欢看报纸。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政府部门正在筹备修建一条从洛阳到开封的高等级公路。于是他联想到，修公路一定要用石料，而开封和郑州段的石料一直比较缺乏。如果趁早把修建公路沿线的采石场都承包下来，将来修公路的时候一定会狠赚一笔。说干就干，他一连花了好几天时间，去熟悉这条公路的具体线路走向，抢先一步用很低的价格“吃”下了几家沿线的石料场。之后不久，开封到洛阳的高等级公路如期修建，他的几家采石厂拼命加班还是供不应求。
是报纸上的公开情报，给了他发财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几位高级外贸官员秘密前往纽约。得到这一消息后，日本的一家贸易公司驻莫斯科代表立刻给总部发出了一封电报。总部分析以后认为，苏美两国之间肯定有重大行动，但是到底是什么行动呢？需要进一步跟踪。
为此，公司总部立即要求公司驻美国纽约的代表，密切关心前苏联官员一行的行踪。可是苏联人的行动十分诡秘，纽约代表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无法得知，而只能从公开的报道中了解到，美国接待官员中有分管外贸和农业的代表，在纽约短暂逗留以后就飞科罗拉多州去了。
这些情报报到公司总部以后，总部分析认为，科罗拉多州是美国的产粮区，当年正是丰收年，而苏联当年粮食歉收，据此基本可以断定纽约之行与粮食有关。作出这样的判断以后，日本公司总部就命令各国的分支机构，悄悄的利用代理人购进大批粮食。没过多久，美苏之间真的达成了前苏联从美国进口大批小麦的协议。消息传出后震动了世界各国粮食部门，国际粮价顿时暴涨。此时此刻，这家日本贸易公司悠然自得地趁机将购进的粮食悉数抛出，转手之间就获得了巨额差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