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入冬的日子，为配合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部队也在搞运动，连队搞诉苦，机关搞“三查”。先是查家庭出身，查完出身查立场，查完立场查思想。查家庭出身，他们这些文艺兵是经不起查的，一查就是三代。不论是一三串着，还是二四拐着，总能连上你自己。到了查立场时就不那么紧张了，因为参加革命就是跟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线。甚至还有人拿革命先烈做挡箭牌，说李大钊就是他们那地方的人，不也是从那种家庭出来的吗？可是一到查思想的时候就都有点儿蔫了。因为自由散漫是文艺兵的通病，同时还有男女之间的事，轻的叫“作风不正”，重的叫“乱搞男女关系”。这一来就没人月下谈心“交换意见”了。
而作风稳重、被誉为“张二婶”的梦云却一反常态，她不光是到老乡住处单独去跟男演员黎民相会，还是带着礼物去的。梨是她花钱买的，钱来自何处？只有她自己知道。要是过去，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是去也会拉个伴儿跟她一块儿去。
黎民是因为演出受了风寒发高烧的，躺在炕上就是几天不起，把人都给烧糊涂了。急得房东老大娘不知如何是好，一手拿拔火罐，一手拿铜钱在炕沿上戳着，想方设法把铜钱立住，嘴里还念念有词说着什么。
梦云看了感到好笑，因为她尝过拔火罐的滋味，不只是疼痛，脑门上还会留下一个个大紫包。便让大娘给找了个海碗，把那些冻梨放在碗里用凉水去拔。
看到这种梨黎民并不陌生，因为一到年下，就有山里人牵着毛驴到他们那地方去叫卖：“酸梨！酸梨！压咳嗽败心火的酸梨！”一听就让人从心里冒酸水。黎民一看到这种梨心里就犯嘀咕。因为“梨”跟“离”是谐音，送梨就有分离的意思。心里说两个人刚刚交过心，怎么一下就变了？
这时，碗里的梨也在起着变化，经过凉水一拔，梨的寒气出来了，外边便出现一层薄薄的冰壳。看到这一变化，正在发高烧的黎民却百思不解，谁知这意味着什么呢？
看到黎民这一踌躇表现，梦云只好代劳，可是冰壳寒冷刺骨，便一边剥一边在手上哈气。剥去冰壳就能吃了，软的跟叫作“姑娘儿”的野果似的。
梦云看了非常高兴，便带有命令的语气说：“吃吧，把这些梨都吃了，心火就下去了，烧也就退啦。”
黎民便吃了起来。
经过一冻一融的酸梨可真叫好吃，外边一层皮儿，里边一兜水儿，咬个小口用嘴一嘬，那梨汁儿又酸又甜，用手一抹还拉粘弦儿……大娘看了一劲儿乐。
梦云则是乐在心里的。
四
有关送梨的事，正如梦云所预料的一样很快就传开了。有人说那梨是甜的，也有人说那梨是酸的，说啥的都有。同时也为她这种做法捏一把汗，这不是往南墙上撞吗？
梦云这种做法不光是让人感到意外，也伤害了那些等待她“交换意见”的人。同时也让那些女同胞产生妒忌，就凭黎民那一嗓子：“我站在高山之颠，望黄河滚滚流向东南，汹涌澎湃掀起万丈狂澜……”就会倾倒在他面前。结果却是后来居上让她捷足先登，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黎民的歌喉的确是迷人，不光是声音浑厚音色甜美，还带点儿自来颤。别看他在台上形象高大，可是一到台下就变成另一个人，就连穿戴也跟其他男演员不一样，他是鞋上系的带儿，或是钉个袢儿，就连走路也带女人相。因此就有了“黎二嫂”这个称号。并说“张二婶”爱上了“黎二嫂”。
其实这事就出在她这“张二婶”身上。
那位宣传部长跟她相识过程中就有三步曲：先是拿她当下级对待，称她“小梦同志”。这种称呼既有上下级的关系，又让人感到可亲可敬。谈话所涉及的问题也不离工作，说她演戏演得不错。但不称她“张二婶”，因为那是剧中人。还说她为人不错有群众基础。这话是他有意这样说的，因为不错听起来就是好，要是见面就说好，那就有点儿过分了。这样的话他从来不说。他还说到群众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很多方面都不错。其实就是一句话：你处处都好，难找。
第二次见面时，王部长说话就有点务实了，说的是有关前途问题，人往高处走云云。说白了就是关心她，关照她，培养她，提拔她。有关他们之间的事却没有明说，明说就没有水平了，还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等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就不再兜圈子了：“嫁，是不嫁？”
这话听起来不那么顺耳，可是两个人的年岁在那儿摆着：一个三十岁，一个十八。若是细说起来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的差距也很明显：一个是团级干部，一个是排级待遇。
难怪那个介绍人一再提醒她：“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啦？”介绍人是梦云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那位领导手下的一名宣传干事。
这的确是个难处理的问题。弄不好还会把介绍人也给牵扯进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假借送梨把她跟黎民的那种关系给挑明的。
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当时梦云之所以没有应允对方的要求，是由于两个人年龄上的差距太大。同时也与对方的形象有关。甚至有些男同志还把这当做顺口溜来说：“文工团有个甜甜的梨，宣传部有个青青的皮，青青的皮看上甜甜的梨……”其实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是怕把梦云给带走，那可就成了南柯一梦再也没有想头了。
以貌取人是他们这些文艺兵的通病，却忘了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就凭人家那地位，那心计，那领导艺术，就是有人想巴结人家，眼皮子还不见得夹你哪。
在这个问题上，梦云心里也是清楚的。可是一想到怎么处理这件事就发愁了，只能是偷梁换柱曲线救国，除此之外还能有啥办法呢？
有关这类问题，就有人发现这样一种规律，只要是几场成功的演出之后，就会有一位亲切得跟大姐似的组织干事到他们文工团来，不久就会有女同志被调走。因此，那些调皮的参谋、干事，就说文工团员是首长的“小舅子”、“小姨子”。称他们团长为“老岳父”。其实这位“老岳父”还不到三十岁。
赵团长是从延安来的，人瘦瘦的却很精神。他不像有些人那样，不是不记军风扣，就是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以显示自己是搞文艺的散漫作风。他总是皮带勒得紧紧的，勒了个腰儿里细。他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尤其是男女作风问题。因为在前任团长李劼夫结婚时，就有人贴出过这样一幅对联：
祝贺你俩今夜同双睡，
可叹我们高烧一烛香。
至今想起来还让他后怕。尤其是“高烧一烛香”那句话，不光是一种感情上的流露，还具有一语双关的意思，要是细琢磨起来那是不堪入目的！多亏这事及时得到了处理，否则那种后果将是非常可怕。
有关女同志被调走的事，也同样受到那些“小舅子”们的抵制。为这事，赵团长还在会上大发雷霆。可是会后却独自唱起《兰花花》那首陕北民歌。这首信天游是他在联欢会上的保留节目，却从未像今天唱得这样动情。一个萝卜一个坑，挖走一个少一个，到时候没人上台演戏，他这当团长的能不着急？
其实着急也不管用，摸摸脑袋都比他大，他只是个“营级”。
五
随着男女作风问题的发生，本应是及时进行整顿。可是演出任务太重了，就连三查运动也是时搞时停。
就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梦云又去找黎民了。这让对方感到意外。因为几天前两个人刚刚会过面，要讲的事也都讲了，想说的话也说了，就剩下最后那道防线了。防得住一切全好，防不住身败名裂。
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先例。
那是个师级的文工队。文工队里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乡，并且还同病相怜，都是为逃避包办婚姻参加革命走到一起的。结果酿成了悲剧。悲剧也是出在女的身上，必须跟另一个人结为夫妻。就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她不光是跟那个私订终身的人偷偷相会，还把女人的一切都给了他。结果是一个入洞房，一个进了军法处。
另一桩事，则是发生在上下级之间。男的是干部，女的是演员。他们明知自己不够条件却硬往那地方撞，结果怀上了孩子。爱的结晶就变成无组织无纪律的产物了。那就打胎吧？打胎是残害革命后代罪加一等。那就批准他们结婚吧？也算得上是明媒正娶，但又怕“二八七团”那道防线不攻自破，那样可就乱了套了。可是肚子却不管那一套天天见大。那就只能找人替她上台演出？可是演的又是喜儿那个角色，戏多唱的也多。要是没有个好嗓子，能把“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唱得那么甜？一唱就来个碰头彩。研究来研究去还得让她去演白毛女。结果使她受到比任何处分都无法相比的处罚：她要带着肚子上台去上台演戏，台下那些知情的观众又会怎样说呢？是说喜儿有了孽障？还是有了喜？
这次梦云来跟黎民相见，梦云也是带着愁容来的，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一直默默不语走着。直至走到远离村庄的地方才停住脚步。便向对方讲述了那个女组织干事找她谈话的内容，有一位首长看上了她。
黎民听了先是一愣，然后便想起行军途中的事。
那是在一次战略转移的行军途中，由于连续行军使好多人都掉了队。黎民的脚也打了泡，也混杂在这散兵里晃晃悠悠地走。忽然听到后边有人喊话：“跑步前进，不要掉队！”
因为他听出这口令非同一般，便急忙向前去追赶队伍。刚跑了几步，那个发口令的人已经到了跟前。身后还跟着两个骑马的警卫员。心里说这不就是那位“乱弹琴”首长吗？
他们之所以这样称他为“乱弹琴”，一是他说话的口头语常带“乱弹琴”三个字。另一原因是他对文工团的偏爱。只要是锣鼓一响，就会看到他随队前来看演出。并且还得找个最得看的地方坐前排。台上哭他也跟着哭，台上笑他也跟着笑，当他看得起劲的时候，就回过头去带领大家跟他一块儿鼓掌，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但掌声不能过长，要是影响他往下看演出就该发脾气了：“乱弹琴！怎么搞的？”尤其是那些扮相好、演得好的女演员在台上，那是绝对不能影响他往下看演出的。
这位首长不仅经常来看演出，还对文工团特别偏爱，要是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只要是请示到他这位领导头上，拿笔一画，准批。
文工团员能穿上吊兜的干部服，就是他破格批的。若是细究起来这不在他的权限之内，难怪有人说他是乱弹琴。他的回答是：“该批的就得批，批错了你们批我！”还真没人敢批他，他是这个部队的顶头上司。
有关那天行军途中相遇的事，黎民自然不会忘记。当时那位首长还朝他们吼了一句：“在这大山里掉队会喂狼的！”可是当他发现有几个女同志也在这散兵队里时，便命令警卫员跟他一起下马，把马让给女同志骑。
谁知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因为女同志胆小，怕挨摔。虽然这位首长用“马摔轻，驴摔重，骡子摔了才要命”这话来进行说服鼓动，仍然没人上前。于是他就点名了：“梦云同志带个头嘛，若是连马都不敢骑，你这‘张二婶’还怎么保护喜儿呢？”
尽管他一次次下着命令，却仍然没人执行。这马还是由它的主人骑着走了。
而留下的马蹄声却敲击着黎民的心。并产生了这种想法：只有他才能驾御这千军万马。今天终于得到了证实，果然是他！
这事很快就在他们团内传开了，说得有鼻子有眼。
有关那位首长的情况，梦云心里也是清楚的，不光听说过他有家属，还知道她是他手下的发报员，就像知道同步发报机是爱迪生发明的一样。她还推断出他们那种合作，也是在“嘀嘀嗒嗒”声中形成的，这必然是感情融洽。直到介绍人把这事捅破，梦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已经分手了。可是工作还在一起，该发令的发令，该发报的发报，各尽其职。
只是他们这种关系让梦云无法理解，因为在她老家那地方，就有这种事，叫“离婚不离家”。
这话是梦云随便说出来的，却传到对方的耳朵里。
对方也不回避：“一马双跨那是旧军队里的事，八路军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谁要是敢那样做，那是会打屁股的！简直是乱弹琴！”
这样一来梦云可就更为难了，真没想到问题是这样复杂。
六
有关这终身大事，梦云是要经过反复比较之后才会做出决定。不会像她母亲那样对待自己，一步走错步步都错。
如今摆在她面前的却是三个人：
黎民是她在抗中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之所以把县里几所中学合并的学校称之为“抗中”，那是由原“抗日中学”的业绩而来，叫起来顺耳，听起来好听，尤其是对她们那些女孩子来说更是一种荣耀。八路军讲男女平等，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
黎民给她留下的好感，则是到文工团后产生的。他们是战友，吃的是一锅饭，演的是一台戏。虽然交往不深也算是志同道合。她看重的是感情。
另一个人则是她头上的一把伞。这把伞不光会为她遮风避雨，还会为她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方便。有关年龄的差距虽说是个问题，可是从发展上去看，这种比例的差距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缩小。如果说现在两个人的年岁是三与二之比的话，今后就会随着年岁的增加逐步接近。同时这一差距还会在其他方面得到弥补。婚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同桌吃饭还怎么区分谁是大小灶？用他们乡下的话说叫“一个粥锅里抡马勺”。
以上这些话是那位大姐讲给她的，当时她听了还很反感，可是细细一想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过去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用当下的话，叫“宁嫁老头儿，不嫁小猴儿！”
有关那位“乱弹琴”首长给她留下的印象，则是在掉队途中留下的。既居高临下又平易近人。居高临下不光是因为他在马上，而是在让她骑马时产生的。因为马是首长的腿，怎能把坐骑让给他人？尤其是称她“张二婶”那句话更让她受宠若惊，也算得上是对她的一种偏爱。不然的话，怎会做出让她骑马那种决定？同时也让她感到不可思议，当时若是按他的命令去做的话，说不定还会给你拉马缒镫呢！
想到这儿她就再也不敢往下想了。
七
按姓氏来说，梦云是应该叫孟云的，可是从生下来那天她妈就这样叫。开始那个老头子还很不高兴，说这是欺宗忘祖。可还是没有拧过她妈去，也就这样叫下来了。
其实她妈也不是孟家的人，只是他家的一个使唤丫头。
别看孟家是当地的名门大户，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只是这个家已经败落，常言说“大烟枪里能跑大车骡子马”。可是架子还在那儿支着：深宅大院，青堂瓦舍。门楼有雕刻，刻的是翠柏青松梅花鹿。墙上有壁画，画的是碧水清波一只丹顶鹤。那是因为老头子在清末年间做过官，是坐着红顶轿回府的，还带回两房姨太太。
那年她妈才十六岁，却在孟家做了多年佣人，点烟倒茶，捶胸捶背，温床叠被……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年到头在家里圈着，就跟日本时期的“人圈”差不了多少。后来便跟一个扭秧歌的人对上眼。
那个秧歌队是从外庄来的，串着庄扭。一看到孟家过年门上挂红灯，桌上还摆着茶水糕点，就在门口打场子。那个扮男逗女的角儿也就越逗越来劲儿，一会儿来个鹞子翻身回头望月，一会儿来个飞眼吊膀，可就逗开了。这一举动，对一个情窦初开的丫环来说，既感到欣喜又有些害羞。只能是躲在人群里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