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智若愚：难得糊涂中的养晦之术
在王阳明的哲学研究中，他对在官场和生活中的自我进行了完美的诠释，他认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大智若愚主要体现了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高深智慧。而这种智慧其实是难得糊涂的一种体现，它所表现出来的精华存在着一种韬光养晦的心术。王阳明认为，大智若愚是一种高深且充满智慧的养晦之术。
事实上，愚钝、笨拙会给人一种低下且无能的感觉，这很容易让人产生放弃与之争斗的想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愚钝不易激起争斗和残酷的竞争。然而，愚钝和笨拙只是给人营造一种假象，这种假象完全能够迷惑住他人的思想，从而减少了来自外界的压力，甚至是让对手降低了对自己的评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愚钝和笨拙能够让自己取得意外的胜利。王阳明还认为，有时候要想获得他人的欣赏，还可以用大智若愚的方法，笨拙、愚钝的外表可以让他人降低对你的期望值，这样你的实际表现就能够让他人产生意外的惊喜，在出其不意间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通俗来讲，王阳明就是告诉人们，大智若愚是在平庸的表现中体现出自己不平凡的深度，在消极的观念中表现积极的态度，在弱势的情况下表现自己强势的一面。这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和做人原则中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艺术。老子曾经说过：“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在古代，那些善于韬光养晦的人每次在面临一些重大场合的时候都能做到大智若愚，难得糊涂，让自己的境界达到一个更深的层面。
王阳明在与弟子们讲学的时候，经常会强调要大智若愚，学习圣人做一个养晦之人。他在讲学的时候曾对自己的弟子们讲过商朝时期的一个故事。商纣王荒淫无度，十分残暴，而且夜夜笙歌，不问朝政。有一次，纣王大醉之后竟然不知道白天黑夜，于是问身边的大臣们，左右的大臣都纷纷表现出醉意正浓的感觉，都说不知道。这时候，纣王又问身边的箕子。箕子当时心想：“大家都不知道，而唯独我知道的话，一定会让自己身处危险之中。”于是，箕子也装作大醉说自己不知道，这才躲过一劫。
王阳明通过这件事情向自己的弟子们提倡大智若愚的思想，并说这是难得糊涂中的一种养晦之术。真正做到了大智若愚其实也算是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深境界。很多人都知道大智若愚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但是在关键时刻往往就做不到，因为这种人内心还是向往出人头地且拥有高调张扬的作风。
其实在历史上，但凡是能够成就伟业的人都能够做到难得糊涂和大智若愚，这些人能够看得比较长远，具有远见卓识，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激流中自保。
隋炀帝是一个残酷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之下，各种沉重的苛捐杂税导致民不聊生，各地的农民起义也是层出不穷。当时，隋朝的很多有远见卓识的官员都将自己的眼光转向那些有实力的起义军，唐国公李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隋炀帝也察觉到了朝中大臣的动向，他起了很大的疑心，尤其是对像李渊这样的外藩重臣他更是非常怀疑。
为了以防万一，隋炀帝下令让李渊进宫觐见。李渊认为，这一去必将会有重大变故，于是心想万万不能去，所以他称病而不前往。隋炀帝听完侍者回报后很生气，疑心大起。当时，李渊的外甥女是隋炀帝的一个宠妃，于是隋炀帝就向其问起李渊的近况，得到的回答也是病重，隋炀帝越来越生气，该妃子就将这件事情偷偷地转告了李渊。李渊想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让皇上打消怀疑自己的念头。于是在李世民的帮助下，李渊故意收受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而且还整日沉浸在女色与美酒当中，表现得十分张扬。很快这便传到了隋炀帝耳中，隋炀帝听到这些传闻之后便放下了心，他认为李渊不过是荒淫无道的唐国公而已，于是心中就放下了对李渊的芥蒂。而实际上李渊在暗地里继续拉拢各路英雄豪杰，时刻准备造反。
如果李渊在听闻隋炀帝对自己大加怀疑的时候不是故意高调，做出荒淫无道的形象，而是怒火四起或者即刻发动兵变，那么很有可能会让自己一败涂地。因为当时李渊的实力虽然十分雄厚，但是时机并不对，隋炀帝亦是一国之主，掌有兵马大权，所以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王阳明认为，要想成大器就必须做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他还认为做人的智慧在于大智若愚，而大智若愚在于一个“若”字。能够做到“若”，就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野心和权欲，虽然这是一种甘为愚钝和笨拙的表现，但实际上是一种精于算计的深入体现。王阳明虽然在官场上并不擅长心机和算计，但是能够做到与世无争、明哲保身，这与难得糊涂和大智若愚是分不开的。
王阳明纵横官场，历经人生苦辣酸甜，他认为要想成大器可以在“愚钝”中等待时机，就像圣人所说的“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原本胆大包天的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胆小，原本工于心计的人在合适的时机下可以表现得寡言少语，这是一种示弱的特殊手段。但是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欺骗对手，让自己获得主动权。可以说，大智若愚有一种后发制人的效果，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之所以说大智若愚是难得糊涂的一种体现，主要就在于大智若愚的人可以将自己的聪明化为糊涂，将自己的专注化为若无其事。不向对手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和想法，最后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其实正是大智若愚的一种艺术和智慧——用糊涂来迷惑对手，让对手难以招架住真实的自己。
王阳明如若不是保持着一颗大智若愚的心，也就不能够安稳地在官场中立足；若不是他难得糊涂，习惯将聪明转化为糊涂，也就不会成功地逃过刘瑾等人的追杀和迫害。所以，王阳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现了大智若愚、难得糊涂的重要性。
王阳明在面对上级封赏的时候曾经多次拒绝，他的多次辞官让外人认为王阳明糊涂了，尤其是王阳明的对手们，认为王阳明不敢争功，因此也就将与他的竞争降低了一个等级，这样一来就让王阳明有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智若愚的思想是难得糊涂的一种养晦之术，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这种方法和做人的艺术。拥有了大智若愚的养晦之术才能在人生中获得意外的惊喜，才能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一举制胜。
6.以退为进，不做对方的敌人
在王阳明的为官之路中，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全能，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为官之道。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王阳明正是看透了朝堂中群臣们的权欲之心，才想出了一定的方法来与这些大臣周旋。事实上，王阳明采取的措施就是以退为进，坚决不做对方的敌人。如果说上下不得罪、“糊涂”为官是王阳明奉守的为官原则，那么以退为进、不做对方的敌人则是他能够驰骋官场的重要法宝。
王阳明未成年时，父亲曾经问他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他脱口而出“做圣贤”，还因此被父亲责骂一顿。因为他的父亲一心希望他能够报效国家，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王阳明的这句话引起了父亲的怒火。然而，王阳明虽然仍将做圣贤当作是自己的终身理想，但是在官场上他依然是毫不逊色。可能正是由于王阳明追求的是做圣贤，所以才在官场中不局限于那些名利权欲，才能将官场上的事情都看得很透彻。因此，报国和做圣贤对于王阳明非但不冲突，反而正是做圣贤的心成就了王阳明在官场的清心寡欲，让王阳明“糊涂”为官，做一个真正追求圣贤、不为名利的“糊涂”官。
1510年至1511年，王阳明先在江西庐陵担任知县，后来又在南京刑部任职。王阳明在这期间切实地感受到了“知行合一”的好处。而且他还意识到要想成为圣贤，就要从自身做起，而“心”主宰一切，只要自己做到心中无愧也就能坦然面对一切事物了。在王阳明的心里，想清楚一个问题和学说、弄明白一个道理、如何成为一个圣贤，要比升官重要得多。
正是王阳明的这种想法和“知行合一”的做法让他的同僚们意识到王阳明并不想追求名利，因此在官场上也就减少了与他的对决。而王阳明也恰恰正是由于自己的这种想法才能一心一意地报效国家和研究学问，从而没有成为众大臣的敌人。
王阳明曾经七次受到提升，却六次辞官，这样的境界和胸襟是无人能比的。王阳明正是用这样以退为进的方式赢得了上级的欣赏和信任。
王阳明活捉宁王朱宸濠，然后冲破了许泰、张忠等奸臣的阻挠将宁王献给了正德皇帝，得到了正德皇帝的信任和重视，因而也得到了升迁，但是王阳明丝毫不为升迁所动摇，因为他深知自己已经得罪了张忠等人，这些人是不会放过自己的。而且自己潜心求学，为国出力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多次上疏辞官，恳求回乡探望，远离仕途。第一次是1514年，王阳明升迁为南京鸿胪寺少卿的时候。当时，鸿胪寺少卿掌管国家的内部事务，是正四品，可谓位高权重，但是王阳明拒绝了。他上疏请求皇上让自己回乡探望自己年事已高的祖母。这个辞官回乡的理由不足以让打算重用王阳明的正德信服，所以皇上没有答应，辞呈不予批准。而王阳明无奈只好继续任职，朝中重臣为此并没有对他进行排挤。
第二次是王阳明平定了福建等地的民乱，并且还增设了很多有利于当地秩序的各种设施，对当地的教育进行了整治等。上级升任王阳明为都察院右都御史，赐予锦衣卫世袭百户军职。但是，此时的王阳明还是上疏请求辞官。当时，王阳明公然上疏，理由是他认为这次平民乱全是朝廷计划周到，时间充裕，才能够运筹帷幄将叛军剿灭，所以自己不敢邀功。他在奏折中写道：“此番作为皆本兵之议，朝廷之断也。臣亦何功之有？”王阳明请求朝廷免去自己的官职和赏赐，让自己辞官回乡。但是，当时朝廷中人才缺乏，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王阳明的职位，再加上正德非常欣赏王阳明，所以这次辞官亦没有成功。
第三次，王阳明奉旨平定了九连山等地的山贼和民乱，朝廷再次加封王阳明为锦衣卫世袭副千户。王阳明再次上疏请辞，他认为自己平定了区区几个山贼不足以得到这样的封赏，于是请求朝廷撤销封赏。而且王阳明还特别强调指出自己已经疾病缠身，恐怕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朝廷此次还是没有答应王阳明的请求。
第四次，宁王被擒之后，江西等地在夏季连发大水，洪涝灾害严重，房屋相继倒塌，田地也被大水冲毁，无法耕种，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王阳明在这时候主动上疏弹劾自己，将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并且请求皇上另选贤能。当时，王阳明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正德皇帝由于出征讨伐宁王一事在南方游玩滞留太久，疏忽了朝政。王阳明正是用这种方式来迂回劝谏，而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自我谴责。但是，朝廷这次还是没有答应王阳明的请求。
第五次，1522年嘉靖年间，王阳明由于平乱获得新建伯的封号，但是王阳明仍然上疏请求辞去这个封号，他在奏折中提到平乱的成功都是得益于兵部尚书王琼的计谋和众多将士的奋战，所以他认为自己不应受爵。王阳明还特地将奏折写得十分委婉曲折，生怕嘉靖皇帝不同意反而怪罪自己。但是上天作弄人，嘉靖当时根本没有看到这本奏折，所以王阳明这次的请求也未成功。
第六次，嘉靖年间，广西田州岑猛作乱，朝廷曾经派人讨伐过，但是无奈久攻不下。于是，嘉靖想到了王阳明，并封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其立即前往广西讨伐岑猛。当时，王阳明上疏请求辞去这个官职，但是嘉靖并没有准许，王阳明只好奉命前去讨伐。
这几次的上疏虽然是辞官，但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或许这种结果都在王阳明的意料之中，因为王阳明看透了当时的社会大形势和朝廷的环境，他亦获悉了群臣的内心。所以，要想长期立足于他人之上，就必须要以退为进。可以说，这种以退为进、不与他人为敌的做法，成就了王阳明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王阳明的这种多次辞官的做法虽然在他人眼中宛如是糊涂为官一般，但是在王阳明的内心，恰恰是一种高深的为官智慧，也是一件特殊的官场制胜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