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可是这两年乱套了，越来越乱了，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乱。就自己所在的有机教研室，三个教授两个****（左宗杞在无机教研室），讲师助教也有好几个。弄得人心惶惶，好多都想调走，也有走了的。学生也划，一个大班二百人，就划二十个****，有的小班才二十个学生，像左先生的分析化学专业，就划了三个****。而且，学生****大多是从北京、上海、天津几个直辖市和江浙一带考进来的高材生，就他知道的，上海一个高考物理100分，天津一个数学100分，这成绩全国也没几个，北京有两个来自名校北京四中，都划了****。整风不就是整宗派主义嘛，怎么反过来了？这不是明显的宗派主义吗？
江插话：“拉帮派，立山头，这不是党的政策。延安整风时就整肃过这种宗派主义。”
他接着说，划****不管怎么说，总还有六条标准，谁说了什么话往上套。到去年“拔白旗”“批白专”，没有个标准，随意性太大，很难控制，乱得没谱了。乱到什么程度，有的班连个小组长都选不出来了。好学生几乎都成了“白专”。考试成绩要经过班长批准才能对学生公布。学生党员在班上讲个话要鼓掌欢迎。刘义德老师给一个“红专”学生打了低分，就指责为迫害学生大加批判，拔成“白旗”。停课太多，期中考试一个大班百分之八十不及格，就反过来“考教授”，题目谁出的我至今不知道。我也不及格，我就知道这是考政治不是考化学，敢及格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大的文章登在党报的头版头条，8月10日的，我还留着一份，回头给江校长看看。弄得人心惶惶，托病请假的，要求调走的，退学的，都有。老教师不敢上课了，躲家的，躲实验室的，就是不进教研室。年轻教师也不想上课了，宁可办个什么工厂去劳动也不上课，说上了也“白专”。我们教研室有个女讲师，四十多岁还不结婚，脾气很古怪，躺倒不干了，躲宿舍叫不出来，我去了几次门都不开，拿她没办法。助教也有，像黄文魁，整天钻实验室搞他的科研，就不接课，都该评讲师了还这样，我都不好意思说。没办法，就让高年级的给低年级的上点基础课，这主意是我出的，我知道不合适，但舍此别无良策啊……
“不像话！”江有点生气，打断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下学期把课都排上，就说我叫排的，谁不上你来找我。”
“江校长，别人可以，但黄文魁我真的不好说。”
“黄文魁？黄文魁是谁？”
“是朱先生的研究生，1955年一起来的。”说到黄文魁，刘有成倒是赞许的口吻，说他小自己八岁，出生在福建莆田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那地方讲究“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父母寄予他很大的希望。黄文魁中学时就是化学迷，考大学同时接到五所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他选定难度较大的“新法合成氯霉素”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经过二十七次的反复实验，终于在1951年合成出生产氯霉素所需的一种中间原料，成本比从美国进口的低了一半。由于成绩突出，不但留校任教，还评上了上海市劳动模范。1953年并入复旦后做了朱子清的研究生，师从朱先生做贝母植物碱的研究，朱先生的那个自然科学三等奖，就有他的功劳。他在专业上很能行，现在进行的是碘杂环化合物的研究，1956年首次成功地利用硫酸亚碘酰合环法合成了碘杂环化合物，现在还在作系统的研究。这个项目在国际上是领先的，他说要做到合成四十六种，就能占国际上合成碘杂环化合物总数的一半，那时候咱们兰大化学系在国际上真能占一席之地了。
江隆基似懂非懂但听得入神，之后想了想，说：“这样吧，黄文魁上课的事交给我吧，我找朱先生商量一下。”刘说这样最好。
“刘先生，”此语一出，刘有成急了，忙推手说，“江校长，不敢不敢，我还不到四十岁，是你的晚辈，就叫小刘吧。”
“在北大见老师都称先生，习惯了。好吧，以后私下就叫你小刘，但公开场合，总得叫你老师，或者同志吧。”江笑着说，“刘老师今天谈的很重要，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问题很多，都得解决，也能解决，既要有宏观的解决之道，也要有微观的具体办法，你也不要着急，我比你还着急，可欲速则不达。我历来主张到一个新单位，先雪中送炭，后锦上添花，你个人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
“没有没有，生活上没困难。”刘有成歉意地一笑，“江校长，你听我这名字，有成，有成，是不是像个小名？对，是我当农民的老爸取的，上学再没改。我家在安徽舒城山区，可以说是穷乡僻壤，世世代代农民，没出过一个当官的。回国以后，也从来没想过当个什么官，只想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搞我的自由基化学。江校长，说句掏心的话，我不懂政治，不是当官的料子，领导不了这么大的化学系，是不是……换个更合适的？”
“呵呵，小刘呀小刘，我就知道你今天是有备而来，说了那么多，说到最后原来是为了这个？”江隆基并没生气，而是笑着问，“那你说换谁好呢？”
刘有成信以为真。“黄文魁，他行政工作能力比我强。”
“你不是说他连课都不上嘛，不上课的老师怎么能当系主任呢？连讲师都不是怎么能当系主任呢？”江隆基没有摆出领导者的架子，而是平等地、推心置腹地交心谈心。“小刘你在英美近十年，又在两所名牌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对欧美国家的大学教育应该比我了解得多，你说他们的大学依靠谁？教授治校对不对？这个口号咱们不提，这两年反而提外行领导内行，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我在北大就多次讲过，要办好北大，一是依靠老教授，二是培养提拔青年学者。咱们不能和北大比，老教授就那么几个，还大多成了****，像你这么年轻又没受政治运动冲击的教授还有没有？没有，我也知道没有。那你说，我不依靠你再依靠谁呢？化学系是咱们兰大的王牌，标杆，对其他系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小刘，我刚来没几天，已经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没有卸担子的想法，要有那想法我就不来兰大而到你们安徽去了。系主任不是什么官衔，而是学术领导，任务就是领导教师搞好教学，搞好科研，不是带领大家搞什么政治运动。人管人，累死人，管人要靠制度。其所以这么乱，就是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太大。咱们要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系主任工作职责。开学就搞，我也要找机会给大家讲讲。咱们老少齐努力，把化学系搞上去，把兰大搞上去，好不好？现在就算帮我个忙，将来条件成熟了，我一定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发挥你的专业特长，你看……”
“江校长，别说了，我全明白，我不该提个人的要求，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江抬手打断他，叫他以后不要这么说，并交代他眼下要办的几件事：一、凡在实验室办的工厂一律撤销，摘牌子，清除垃圾；二、下学期青年教师都排课；三、科研不能停，包括几个“****”“白旗”教师的，都不能停。刘有成一一答应并说马上去安排。
常言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刘有成不仅感受到江隆基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作为一个教育家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思想，而且领悟到他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这次谈话影响到刘有成的一生，他在系主任的岗位上一直干到名誉主任，干到1980年第一批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聂大江已经具备相当的政治工作经验，他知道这时候江校长最需要看什么，将“反右”以来的有关文件、材料、文书档案和一些重点人物的个人档案甚至包括那份登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的报纸，都一一调出来，分门别类作了整理，加上标签，急需阅读的放写字台上，稍后阅读的锁文件柜里。
江隆基对他的工作满意。整个寒假，除了约人访谈和不多的应酬往来，每天他都迎着严冬的晨光走进办公室，泡在这些材料里，一边阅读一边做些笔记。面对这些材料和报表，这些无言的统计数字，一坐就是一整天。其专心的程度，像在解一道髙难的数学方程式，像在迷宫里寻找出路，像作家在构思一部作品。他在日本和德国留学时都是专攻经济学的，以后尽管从事了党政工作，但对数字仍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认为数字背后往往是生活的真实状况甚至有惊人的事实。不久，他就整理出这样几行数字——
1957—1958年，兰州大学划为****分子的教职员工及学生共262人。
其中教职员60人，占总数的10.24%；
其中教授副教授18人，讲师9人，助教20人，讲师以上骨干教师占18.8%；
其中学生****202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9.54%；
1958年“******”中开展“拔白旗”运动。运动中制造了“林（迪生）任（雄士）康（士臣）****集团”和“林迪生****机会主义路线”的冤案。全校师生员工被拔成“白旗”受到重点批判的481人。
其中讲师以上的骨干教师89人，占25.8%；
其中学生269人，占二年级以上学生的18.12%；
10月22日，对23名“白旗”分子作了撤职、降低工资的一次性处理，其中有——
刘佛吾撤销总务长职务，工资降三级
郑国锠（教授）撤销生物系主任职务，工资降一级
李天祜（教授）撤销历史系主任职务
陈恭（教授）撤销体育教研室主任职务，工资降一级
聂崇礼（教授）撤销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职务，工资降二级
……
“****”加“白旗”两项共计743人。
“743……743……”江隆基默默念着，想着，难怪校长林迪生小病大养躺倒不干了，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还要批他的“****”？林迪生左右不了局势但没有谎报军情，也没有夸大数字。一所不到3000人的大学，743人被戴上****帽子或是当作“白旗”受到批判，占了四分之一还多！
四分之一的人被打倒被批判被入了另册，岂不成了“****”思潮的试验田！“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也是真心话。教学秩序乱成一锅粥，谁来教？谁来学？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重点建设的大学几近瘫痪，江隆基感到肩上承受着千钧重担！
不久，他又整理出几行数字——
1958年甘肃省发文规定，要求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每年不少于100天。
1958年上下两个学期，上课总课时不到8周的班级，占全校总班级数的7.2%。
全年上课总课时16周以下的班，占全校总班级数的50%。
同一时期，全校兴办工厂33个。计划筹建的还有几十个。
全校完成科研项目561项，其中达到国标先进水平的62项，占总项目的11%。
学生不上课，国家办大学干什么？科研成果比中国科学院还多，而且有那么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吹牛皮不上税，简直是现代版的“天方夜谭”！
数字无声，事实无情！
无声的数字和无情的事实使他坐不住了，实在是坐不住了！他起身踱着方步，仰望着没有顶棚的天花板，思考着自己肩负的使命。早已过了“天命”之年，兰州大学无论如何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他要忘掉离开北大的种种不愉快，他要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他要把这个几近瘫痪的摊子重新收拾起来，重振当年的雄风！
风言风语他也多多少少地听说了一些：“江隆基在北大严重****，干不下去了。”“从北京到兰州，是下放，是流放式的调动，大西北历来是贬谪之地。”让他们去说吧，一个1927年的老党员，一个国际反帝大同盟的书记，一个转战晋陕十三年的老延安，不会被前进中的困难吓倒，更不会被流言蜚语击退，历史将会证明我江隆基是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室内暖气太热，简直是热浪滚滚。他想起《三国演义》卷首的那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他默诵着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窗户。两三里之外就是滚滚东去的黄河水，但这时候严寒封锁着大地，黄河也结了厚冰。城市上空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阴云。因是寒假校园里显得格外空旷，瞅了半天只有二三行人进出校门。冷风一吹，他头脑清醒了许多，又想起了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句名言——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