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兰州大学还没有大礼堂，全校性的大型活动都在学生餐厅举办。餐厅上下两层，一层就餐，二层设个主席台，用以开大会或文艺演出。
开学后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欢迎江隆基的大会在餐厅二楼举行。餐厅上下密密匝匝坐满了人，迟到的只好挤在走道里；走道里挤不下，只好坐在餐厅外的空地上。校办已经预计到人员会爆满，事先在餐厅外架了几个大喇叭。好久没开过这样的大会了，难得聚在一起，谈笑声，议论声，轰然响成一片，像是人声熙攘的大集，或者开戏之前的剧场。有人拿着报纸、小说准备“熬会”；女同志另有办法，她们总有织不完的毛线活，不管你开多长时间的会，她们的手工劳动不会停止。这种盛况在兰大可以说是空前的，但未绝后。邱贤道把他管辖的人马连炊事员也带来了，自带小凳马扎坐一层厨房门口。
议论最多的还是今天的大会。新校长年前就到任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和师生员工见面，这更增加了对他的传闻和猜测，说什么的都有。褒的说他资格多老级别多高能力多强几乎将他神化，贬的说他还在闹情绪就没准备在兰大长期干；见过的说他神情凝重目光深邃，连走路也在想事情；没见过的询问老家何处家小几多？但，褒的贬的、见过的没见过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面对兰大现在这个局面、这个烂摊子，你江隆基有何想法？有何高招？
对这次见面会，江隆基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兰大不比北大，七年前的北大正在节节向上，因此他可以直接讲与马寅初商量过的三点意见；七年后的兰大经过“反右”“******”的冲击大伤元气，而这些政治运动的成败得失在当时是不能讲的。那讲什么？政治高调绝对不能再唱，那不是他的风格，也解决不了兰大的现实问题。兰大的现实是最需要稳定，稳定人心，稳定教学秩序，而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大轰大嗡大起大落。因此他把这次讲话的基调定为低调的，谈心式的，拉家常式的，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式的。
大会由党委书记主持。江隆基的出场就是精彩的行为艺术，他拉着林迪生的手并肩走上主席台，到前台又并肩向台下致意后才各自落座。这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表态，一种行为的宣示，因为人人都知道林迪生是“****集团”的头目，被罢免了，由江隆基取而代之。江隆基对此事的态度，回答得很明确又很艺术。台下掌声鹊起，议论纷纷。
“同志们，请安静，开会了。现在，请咱们兰大的新校长江隆基同志作报告！”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掌声和议论声渐渐止息下来。坐二层的一个个站起来睁大眼睛往台上看；坐一层的左顾右盼急得跺脚；外边的人哗地拥向楼梯，拥挤在一起，踮起脚尖往主席台上搜寻。
那时候，在人们心目中，一个领导人的报告就代表着他的水平，人们往往是通过听报告这种途径来认识领导人的；那时候，人们听报告还有做笔记的习惯，领导人的报告落在他的笔记本上，就成了神圣的信条和行动的准则。
江隆基迎着掌声走近讲桌。“同志们——”随着这浑厚铿锵的话音，礼堂内外安静下来了。“感谢全校师生员工今天开这么盛大的会来欢迎我。这次上级组织派我到兰大来工作，我很高兴，很愉快。我是西北人，从小生长在西北，参加革命工作后又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西北工作，所以，我对西北有着深厚的感情。解放前在延安的时候，1947年我曾在陇东搞过土改。解放后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于1951年来兰州检查过工作，我对甘肃和兰州并不陌生。至于兰州大学，对我来说就更不生疏了。解放那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兰大的辛安亭主任、陆润林副主任是我决定派遣的，咱们的第一任校长曲正是个医学专家，当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副部长，现在是北京医学院的院长，我俩也很熟悉；咱们的第二任校长林迪生就更熟悉了，他是老革命，老延安，老教育家，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搭档啦。”不知谁带头鼓起掌来，接着掌声四起，气氛热烈。他接着讲，“还有，在这里搞行政工作的同志许多是我的老同事，在这里搞教学的老师有许多是北大来的，我和咱们这里的陈时伟副校长、左宗杞教授、郑国锠教授、吴文瀚教授等先生早都见过面，所以说，我对兰大早就有一些粗浅的了解，我对兰大的感情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这次我来，就不是旧地重游啦，也不是住一个月两个月就走人，而是出任新中国兰州大学的第三任校长，长期扎下根，和大家一起团结奋斗，办好咱们的兰大，把它办成一流的大学！”
台下活跃起来了，议论起来了：他提到的四个教授中，三个****，一个“白旗”典型，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他是不知道呢还是就要这么讲呢？当他看到坐前几排的老教授老干部深情而期盼的目光时，不大容易冲动的江隆基激动地提高了嗓门：“这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但我充满信心，一靠党的领导，二靠在座的全体师生员工。今天大家出席这个大会，我认为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充满着热切的期待和真诚的欢迎。江隆基离开讲桌两步，对着台下深深鞠一躬，说：“谢谢，非常感谢同志们的支持！”
开场白非常成功非常漂亮，接下来该是正式报告了。按当时不成文的讲法，这种报告一般是“先国际，后国内，最后才是本单位”的固定模式，台下有些人甚至写好了“一、二、三”等着。但江隆基撇开了这套“新八股”，直奔主题，就讲兰大。他回顾了兰大的悠久历史，讲到了抗战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投身大西北，提升了兰大的地位，兰大被确立为国立大学。他讲解放以后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把兰大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国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特别是从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山东的重点大学调来了几个著名教授和学术带头人，如朱子清、刘有成、徐躬耦、赵俪生、陈耀祖、段一士等。他讲就他工作过的北大，年年都为兰大输送分配成绩优异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像黄伯荣，王力先生是很不情愿放的，是要留北大任教的。这些教师的引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兰大师资力量薄弱的状况。相应地，我们兰大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国家特别是甘肃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自从1955年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以来，我们在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校朱子清教授的贝母植物碱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首次颁发的自然科学奖，获得这次奖励的全国高校只有七项，我们兰大就占了一项，朱子清教授因此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还被邀请到德国、匈牙利讲学；苏联著名的磁学专家巴尔费洛夫教授应聘来我校任教，教育部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磁学教师都集中到我校来进修学习，现在还在学校；我校的生物碱化学（导师朱子清）、理论有机化学（导师刘有成）、原子核物理（导师徐躬耦）、地形学（导师王德基）、中国农民战争史（导师赵俪生）等专业已经招收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第一届副博士即将毕业；我校的地质地理系不仅在河西走廊勘探出不少稀有金属矿藏，受到国家的表彰，而且在现代冰川和第四纪古冰川的科学研究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是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的骨干力量。讲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该系的一名青年教师汪玑，说“汪玑老师主动报名参加贺龙元帅亲自批准成立的国家登山队，目前正在集中训练，准备攀登地球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进行喜马拉雅山隆起的科学考察”。除了该系的个别老师外全校没有几个人知道此人此事，与会者感到新鲜，用掌声打断了他的讲话。（按：一年后中国向世界宣布有三名登山队员登上珠峰，但未宣布紧随其后的汪玑，在接近绝顶时掉进冰窟罹难，10月16日江隆基为他主持过隆重的追悼会。）
一口气讲到此，演讲者需要稍事休息喝口水润润嗓子，听讲者也需要调整调整坐姿歇歇脑子，于是出现了轰轰嗡嗡的窃窃议论，说什么的都有。“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咱们兰大还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除苏联专家外，那些成绩不都是****、白旗们干的嘛。”“怎么没讲‘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也没讲‘******’办的那些工厂？”“讲土高炉炼钢呀？烧死了两个学生，谁有脸来讲！”
是没讲。我们一再提江隆基的“定见”和“定功”，在敏感问题上他总能“外圆内方”：方处方得棱角分明，圆处圆得像打太极拳，很柔道。但此时此地在这种场合，他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最新颁布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又红又专”。但他讲这些问题不是生硬地解读条文，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用事实说话。他讲，我们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要使他们在毕业后能以自己所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培养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也不能培养不学无术的空头政治家。他说“突出政治不是讲空头政治，政治必须落实在业务上。这话不是我讲的，是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去年谈红专关系时讲的”。为此，他提出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要通过教学计划把政治理论教学与业务课、体育课的课程时数、比例固定下来，不能随心所欲乱打架。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讲正是这一方针的提出，才纠正了旧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学校脱离社会、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弊端。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场所，教学、科研、生产劳动应该拧成一股绳，而不应分成三道叉，绝不能因为强调生产劳动而冲击正常的教学活动，简单化地把学校办成工厂、农场。现在有些人认为既然是劳动者，就应该停课去抗旱，去修广场修马路，这是对教育方针的严重曲解，是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培养目标。高等学校不是普通的劳动力市场，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建设社会主义专家的场所。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同样存在着曲解。咱们物理系有位青年教师酷爱围棋，业余时间常常约二三朋友对弈。有人向我反映，说是不突出政治，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我不管他下不下围棋，那是他的个人爱好，我只问他课讲得怎么样？是不是下围棋影响上课？回答说，那倒没有，课讲得不错，学生反映很好。我就对这位干部讲，既然如此，他下围棋有什么错呢？要知道陈毅副总理还是个围棋迷呢，******书记还是桥牌迷呢，难道他们也不突出政治？
这个例子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连在厨房门口边听边织毛线的一位女炊事员也说：“邱处长你听听，我织毛线也是业余爱好，不影响耳朵听报告，有啥错？你还批评我呢。”
江隆基注意到了听众的反应，接着又讲了一些例子：在咱们这里，听说有的班级，学生的考试成绩要通过班长，老师才敢公布；有的老师给党员学生打了低分就被拔了“白旗”；有的学生党员讲个话也叫报告，还要全班鼓掌欢迎，据说这是对党的态度问题。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反映的问题却是深层次的，说明对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做了歪曲的理解，很肤浅，很粗糙。教学是教育过程的中心环节，在这个环节上，教师始终起着主导地位。我们说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看教师教得好不好。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不能丢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至于学生干部，选出来是为大家服务的，不是发号施令的；学生党员也是学生，都是同学，你不能凌驾在众人之上，更不能凌驾在组织之上，对你个人的意见不能等同于对党有意见。鸣放中北大学生给我提了许多意见，有的甚至讽刺挖苦，但我就不认为是对党的态度问题。
最后讲到本学期的工作，他没有一二三四地列出几条。他知道有很多条，但眼下最重要的只一条：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他说，稳定教学秩序首先要保证教学时间，每周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教学，再不能乱折腾了。靠什么保证？靠制度。要靠制度把大家统一起来，不允许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教学大纲是一门课程的“宪法”，一经制定就要坚决执行，谁要干扰、乱派任务，就用大纲的规定回答他。
“以教学为中心”是个老话题，但在这里很久没人讲了，也没人敢讲了。“教学大纲是一门课程的宪法”，也只有江隆基这种级别的校长才敢提。因此，这个在教育界本该习以为常的话题一经讲出，台下首先是坐前排的老教师老干部带头用持久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认同与支持。
最后，他分析了甘肃和兰州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分析了办好兰大的各种有利条件，坚定地说：“我愿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努力，把兰大建设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
江隆基在长久而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在兰大的第一次报告。普遍的反应是不尚空谈，讲得实际；方向明确，思路具体；听得过瘾，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对兰大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