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金近同志相识于50年代初。可以说，我和他差不多是同时跨进作家协会大门的。那时，金近同志已是一个在创作上有相当成就的中年人，他协助张天翼同志主持儿童文学组工作，而我则是一个刚刚进入文学圈的年轻人，在创作委员会做秘书工作。1953年，全国文协改为作协前后，作协创作委员会学习苏联作家协会采用社会活动方式开展创作工作的经验，将从事创作的会员，按照其写作的文学样式，分别编入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电影剧本、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组。各组都设有一个干事会，负责筹划、组织该组的创作活动。金近是儿童文学组干事会的成员、副组长，他积极协助张天翼同志组织有关儿童文学作品、创作问题的讨论，同青年作者座谈，同少年儿童见面、过队日等等。在我的印象中，儿童文学组的工作生气勃勃而又卓有成效。叶圣陶、冰心、严文井、高士其、叶君健、贺宜、金近、袁鹰等，经常和青年作者在一起讨论作品。当年参加过这个组活动的一些青年作者，至今回忆起来，都感到得益匪浅。我还记得，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后，儿童文学组随即召开了扩大干事会，讨论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问题和如何采取措施改变少年儿童读物严重奇缺的状况。并且拟定了具体名单，组织在京作家及各地作家为少年儿童写文学作品。金近同志不仅是这项活动的热心的组织者，而且以实际行动热烈响应《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率先向创作委员会提出写一本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的诗集的创作计划。我们都知道，金近办事极端认真负责，说一不二，一丝不苟，一年之后，他果真向孩子们奉献了一本儿童诗集《在我们的村子里》。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的第一次（1949—1953）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中，金近作为评奖委员会的委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审读、评选工作。
1957年，金近同志响应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的号召，深入浙江山区做基层工作，体验生活，一蹲就是五六年。只是在作协和团中央负责同志提出要重视儿童文学、办一个儿童文学刊物的设想后，他才于1963年初自觉地服从工作需要，离开山区，回到北京，积极参与作协、团中央联合创办的《儿童文学》的筹备工作，并主持刊物日常编辑工作。
粉碎“******”后，在历史新时期，金近同志负责《儿童文学》的复刊。在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后，他一直担任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时，他的编制虽然已不在作协，但他实际担负了组织、指导作协的儿童文学工作。儿童文学委员会的活动计划，大多是经他与严文井同志共同商定，然后由他付诸实施的。1983年，他在天津主持召开京津地区儿童小说作者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要提高作品质量，“首先要熟悉生活”。他语重心长地希望中青年作者“争取做个称职的灵魂工程师，用我们的笔来细致描绘我们这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来精心刻画我们下一代可爱的形象”。1984年，他又在江西南昌、井冈山主持召开华东地区儿童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懂得未来”，“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更聪明些，希望同志们拿起笔来，多写儿童历史小说。”他充分肯定了儿童历史小说在向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列举了一些值得描写和讴歌的历史人物、事件，特别是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英雄人物，从而大大拓宽了作者们的视野和思路。
在他主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工作期间，还组织了儿童文学作家赴西安、延安、海南岛、北京郊区等地参观访问，召开了儿童文学报刊编辑座谈会，举行由小学教师、少先队辅导员、幼儿园保育员主讲的报告会等等。
上面我从作协工作的角度，粗略地勾勒了金近同志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儿童文学领域里所做的切实的、开拓性的工作。仅就这些情况，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金近同志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有才干的儿童文学组织工作者。他曾为繁荣当代中国的少年儿童文学耗费了不少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史册上应当记上这一笔！
金近同志的一生，是勤奋笔耕、著述甚丰的一生。他在创作上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童话、诗歌、小说、散文、寓言，十八般武器兼而用之；同时他还撰写评论文章，翻译外国作品。从他的生活实践、创作实践以及有关儿童文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创作道路是一以贯之地努力实践马列主义思想、党的文艺路线的。我以为，其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也是我们研讨他的作品时不可忽略，应当紧紧把握的：
第一，人品与文品的高度统一。
要做一个儿童灵魂工程师，首先要求儿童文学作家自身具有崇高、优美的心灵。金近同志不愧为一个高尚的人，正直的人，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劳动人民和优秀知识分子具有的忠厚淳朴、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宽宏大度、表里一致、平易近人的品格、作风。特别是他的质朴，可以说是罕见的。“文如其人”，作文与为人一致，他的作品的主要特色也是于朴素中见优美。正像他自己说的，“要描写一颗宝石，应该描写得很优美，很朴素。朴素跟优美并不冲突”。无论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小鸭子学游水》《小鲤鱼跳龙门》《狐狸打猎人的故事》，还是新时期写的《小白杨要接班》《骗子和宝镜》《他有条尾巴》，读来都觉得情感真挚，诗意浓郁，清新明丽，简洁流畅，毫无矫揉造作、呆滞晦涩之处，让我们从朴实的描写中获得了极大的美的享受。
第二，深深扎根现实生活土壤。
金近同志在旧社会饱尝人生的艰辛，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他生长在农村，后来当过几家商店的学徒，小书店的校对，私人办公室的抄写员，儿童教养院的教导员，也当过报馆的编辑、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是到北京郊区蹲点一年，住在一个小学里，参加搞农业合作化的工作组；后又到浙江山区落户，住在一户三个孤儿家，做了五年多基层工作，担任乡总支书记等职务。他深切体会到：“搞儿童文学同样要接触群众，熟悉多方面的生活”，“决定作品寿命长短的主要因素，那就是生活积累，有了这个，巧媳妇不用担心‘无米之炊’了。”正因为他有如此丰富、广泛的生活经历，又有自己固定的生活基地，同人民群众和少年儿童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他的生活源泉永不枯竭，创作生命长盛不衰。金近的童话、诗歌、小说等作品，之所以永远闪耀着时代的光彩，散发出泥土的芳香，他笔下的儿童形象、动物形象之所以那么惟妙惟肖、活灵活现，都是同他了解、熟悉生活，了解、熟悉孩子的心理特点分不开的。
第三，重视教育作用又不忽视艺术特征。
金近同志是一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在1987年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做个作家，首先一条是要有美德：关心人民、说真话、让人民知道，为人民说真话——知心话；关心下一代身心健康，等等。”正是出于对未来一代的关怀和挚爱，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一辈子始终不渝地把为孩子写作，用自己的作品来引导、影响、鼓舞孩子当作崇高的不可推卸的职责。他从不忌讳谈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教育意义，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做个医治孩子们心灵的名副其实的小儿科大夫。”当然，他十分懂得儿童文学对孩子的教育，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包含着净化心灵、陶冶性情、启迪智慧、培养审美能力诸方面的。所以，金近在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艺术特征。他一再阐明儿童文学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打动读者的心灵，要有儿童的特点。他认为“儿童文学更需要丰富的幻想、美好的理想、浓郁的诗意”，“比一般文学更需要生动、活泼、有趣”，“要有更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那些优美的童话就是遵循这样的创作思想、原则写出的，真正完美地达到了“寓教于乐”。这里还要提到金近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小队长的苦恼》《最糊涂的同学》等儿童诗。这是作者怀着对下一代的一片爱心，针对孩子中间存在的某些弱点、缺点，为了“在孩子们思想没定型的时候进行教育”而作，今天读起来仍感到感情炽热、形象生动、笔触亲切，没存一点说教、训诫的味道。我们今天仍然十分需要这样善意的、温和的、幽默风趣的讽刺诗！
第四，尊重传统，勇于创新。
金近同志创作态度一贯严谨，恪守他所遵循、坚持的创作准则。然而，从他的创作历程来看，在艺术风格、表现方法上并不是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他鲜明地提出：“在文学创作上确实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大胆创新，容许别出心裁地做些新探索、新尝试。”在文学创新问题上，他一方面反对根本否定继承和发扬传统，不赞成对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反对脱离现实生活去侈谈创新，不赞成把创新与更好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割裂开来。他的这些见解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创新与时代、创新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很有针对性，可说是切中时弊，值得我们深长思之。金近在创作实践中，不仅善于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戏曲、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吸取丰富的养分，逐步形成为中国亿万小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独特风格；同时，他敢于从生活出发，在题材内容、主题思想上出新，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反映当代少年儿童新的精神风貌。粉碎“******”后，在儿童文学园地里，他最早推出一批充满时代气息的童话，如《小白杨要接班》《小灰鸽历险记》《书柜里的故事》等，就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创新的胆识和功力。
金近同志给孩子们留下了丰富、精美的精神食粮，也给文学界朋友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生活经验。他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说，最根本、最主要之点是：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作文，老老实实地为少年儿童服务。让我们把金近同志高尚的人品、文品发扬光大！
1990年10月
从儿童文苑看柯岩
柯岩是一个热情洋溢、才华出众的女诗人、女作家，是社会主义文学阵地的忠实守卫者。她恪守“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这一准则，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坚持不断的艺术探索、追求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她是文学领域里的一位多面手，几乎涉猎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样式，包括儿童文学、诗歌、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小说、散文、影视文学，而且兼及文学评论。
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儿童诗三首》《“小兵”的故事》，是柯岩的成名作。从那时到现在，经历了40个春秋，她始终怀着对未来一代炽热的爱和强烈的责任感，孜孜不倦地为孩子们写作，对当代少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以为，她对儿童文学的贡献，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一批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儿童诗，在儿童诗苑独树一帜，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她的儿童诗善于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富有情趣的事物，善于从行动中揭示孩子的思想性格，善于从生活出发，极其自然地赋予孩子的思想感情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所有这些，都曾经深深地影响了儿童诗坛。40年过去了，柯岩所刻画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如那扯下帽檐扮水兵的哥哥和那个不接受假枪毙的弟弟，那戴上爸爸的眼镜梦想解决一切难题的小弟，那在自己背心上用红墨水涂上“9”号在梦里踢球的小弟……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些诗篇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就在于它们把时代色泽、儿童情趣、艺术想象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与优美精致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
二是她为我国儿童文苑提供了两部撼人心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诗”、“塔上旗”。反映工读学校生活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和反映普通中学生活的电视文学剧本《仅次于上帝的人》（改编为电视剧《红蜻蜓》），在题材的开拓上，作者抓住全球所普遍关注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中学生的教育问题，把目光、笔墨集中于拯救孩子的灵魂、重塑孩子的性格，唱出了一曲又一曲关于爱、同情、善良、人道主义的赞歌。两部作品所塑造的杜嵋、于倩倩这样的心灵崇高而美丽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不仅成为吸引青少年学习、效仿的榜样，而且征服了广大成人读者和观众的心。在这两部作品里，深刻的教育内涵与浓郁的爱心诗情水乳交融，使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诸功能得到和谐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