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伊斯兰教的制度非常相似，中国官员任职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三年。因此导致国家行政管理对经济的一切理性干预（在理论上，国家的行政管理是无所不能的）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时断时续。更让人诧异地是，在政府看来，只要很少的固定官员就足够了。固定官员的数量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种状况：对于未曾触犯到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普通事件，便任其自由发展。那么，国家秩序就依然会由传统势力（宗族、村落、商业行会及其他职业的联合组织）正常体现。
尽管存在这样的状况，百姓对政治的态度又如此漠然，但是，候补官员阶层的观点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影响了中层阶级的生活方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老百姓认为通过考试而获得的官员候补资格具有卡利斯马的性质。也就是说，考试的成绩作为证据，通过者向世人证明自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神”性。所以，对于位居高位的人，被认为是具有奇特的品质。假如他们的卡里斯马得到了“验证”，并持久保留，那么无论是活着的时候，还是去世后，他们都会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在任何地方，他们的作品和证件都体现着天然的奇特性质，甚至让他们的书法和印信具有了避灾治病的功能，致使考生所使用的考试用具也具有了神秘的力量。一旦皇帝认定某个考生是考试的第一名（状元），那么，他的籍贯也会因此而名利双收。考生只要获得了一定的名次，金榜题名，他就会获得“乡里声望”。
不论何种意义上的会社，以及所有的行会，都会设有一个文书的职位。一般情况下，是由那些等待任命的儒生来担任。凭借着自身所具有的卡里斯马，以及为自己提供保举的势力，一些官员和官员的候补者，便非常自然地充当着“倾听忏悔”的角色，并成为宗族内处理所有重大事件的顾问。在印度，也有一个群体充当着与之相同的角色。他们是印度的宗教教师——婆罗门。与印度的情况不同，中国的这类人群大多来自于社会的小市民阶层。
如上所述，拥有最多敛财机会的人便是那些官员。当然，皇家的御用商人和个别大商人除外。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个阶层在经济和人事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几乎等同于古埃及文书和祭祀影响力的总和。不过，这种影响力只限于他们所属的宗族以外的地方。因为在宗族内，他们的影响力受到了长辈权威的遏制。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曾经特别强调过。
尽管某个官员的“尊严”时常会在民间戏剧中遭到嘲讽，但始终不曾影响儒家教育所树立的威望在百姓心中坚固的地位。直到这一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近代西方教育，这一状况才出现了变化。
对于经济政策的态度
对于接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来说，他们对待经济政策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根据有关国家的传说，中国体现了宗教中追求最大幸福的福利国家的特征，而且在几千年间始终具有这一性质。在世袭官僚制的组织（带有明显的神权政治印记）中，有不少其他典型特征。在这一点上，中国所具备的上述性质与之保持了一致。
一般情况下，只涉及到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方面时，中国实际的国家政策不会过问经济活动，任其自由发展。在这方面，古代东方的情况与中国是一样的。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进行了探讨，此处不再多说。但是，必须排除一些情况，比如出现新的移民、由于水利灌溉需要改良耕地、牵扯到财政或是军事利益。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再干涉经济生活，并造成深刻影响的只有军事，以及与军事财政相关的利益。它们干涉的领域包括徭役、赋税和行业的垄断。其中，部分领域的调节归属于重商主义，还有部分领域归属于等级制度管理。这类“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计划性，不过，最终它们伴随着国家军事主义的消亡而消亡了。
由于察觉到自身行政管理存在的不足，所以，只负责管理和维护内陆的水上运输，使政府感到十分满足。毕竟对于重要的省份的大米供应来说，必不可缺地就是保证水路运输的畅通。至于其他方面，也就只有世袭制应对灾荒之年和消费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具有典型的特征。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业政策在政府中是不存在的。根据资料，我们了解到在水路运输的线路上，的确有官员设置关卡、征收费用的情况。不过，这一举动也只是带有国家财政的性质，并不具备经济政策的意义。假如，我们从统治所具有的卡里斯马特征出发，排除具有政治危险的紧急状态，那么，只有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政策（处于国家机器的监督下）的利益才是政府关注的对象。
公元11世纪，王安石进行了一项尝试。据我们所知，这是同类型尝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王安石的构想中，国家被看做是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并形成了垄断，控制了国内所有的货物贸易。除去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平衡物价也是形成这种垄断的主要作用。与此同时，它还要为土地赋税的改革提供服务。最后，这项尝试以失败告终。
因此，造成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处于听之任之的状态。另外，还促使了一种持久情绪的形成。这种情绪就是对于“国家干涉”经济活动的憎恶，尤其是垄断特权。然而，在采用世袭制的国家中，最常见、使用频率最高的财政手段，恰恰正是这种垄断特权。
君主所具有的卡里斯马对百姓的福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基于这种信念，导致了一些观念的产生。与上述观念相比，这些观念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出现非常突然，而且往往伴随着上面的情绪同时存在。这使得世袭制度干涉各项事务成为一种常见的（最起码是不定时出现的）现象，并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此外，针对处理灾荒之年的政策以及有关粮食政策，政府时常保有对其进行调控的权力，作出相应的消费调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各类支出，在儒教的理论中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相关的特别规范。对于单纯的经济来说，自由交换会引发社会快速形成两极分化。一切官僚制度对这种现象的痛恨，从来都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