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形成了完全满足自我需要的状态，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其社会实现了划分的均等，而且在这种基础之上，经济日益稳定。所以，经常出现在17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那种经济问题，自然不能在中国出现。在英国17世纪的时候，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阶层，是一个带有自觉性的市民阶层。在政治上，政府不敢轻视他们的存在。就连当时“小册子作者”也十分关注他们的利益。但在中国，这样的阶层根本不存在。可以说，中国始终保持着“安静”的状态。世界上所有施行世袭官僚制度的地方都是如此。只有在传统和自己拥有的特权遭到商会冲击的情况下，政府才会认真对待商会所持的态度。在英国，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强大利益，使得政府心甘情愿为之服务。然而，这样的利益在中国始终都没有存在过。因此，商会的态度在经济的发展中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专制和宦官——士大夫的对手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士大夫要与之进行斗争的是哪种势力，才能明白士大夫总的政治态度。在这里，异端教派并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相关内容会在本书的第七章进行讨论。
早期，“门阀士族”是士大夫的主要对手，他们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由于不愿意失去自身已经垄断的官位，所以，他们不得不向世袭制的需求低头，并努力适应占有优势地位的文字学。他们为了获得皇帝的欢心想尽方法，以求为自己的后代带来荣华富贵。
后来，士大夫的对手变成了拥有资产后买官的人。等级拉平和财政的货币经济导致了这类人的自然出现。在中国，士大夫和买官者之间的争斗，任何一方都根本没有获得永恒和绝对胜利的可能，只能是获得相对的胜利。因为军队战备是一种财政手段，它向官员提供中饱私囊的机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接下来，士大夫要应对的是专职官员对理性行政管理的兴趣。这种兴趣的首次出现是在隋文帝的统治时期（公元601年）。北宋王安石进行整治改革期间，曾在公元1068年对抗辽军围困的艰难战斗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不过，这种胜利实在是太短暂了。最终，传统的反击获得了胜利。
对于儒家来说，真正的敌人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以及支持它的宦官参政。由于这种情况的始作俑者是帝王的后宫，所以，对于后宫势力，儒家始终保持密切的关注和怀疑的态度。可以说，假如不能非常深刻地认识这种争斗，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变得很难理解。
事实上，这场争斗在秦始皇的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在此后的每个朝代都得到了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多年。虽然，士大夫们接受过教育，有身份、有地位，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力求上进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是一种依赖和束缚。所以，统治者便想通过宦官和低贱的暴发户获得解脱。统治者专制的做法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为了自己的等级权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得作出牺牲。
不过，在这场长期的战争中，士大夫是最终的胜利者 。只要出现干旱、洪水、打了败仗或是其他具有危险性的事情，国家的权力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士大夫揽入怀中。对于传统经典的生活方式来说，儒士是它们坚定的维护者。在朝廷的官员中，御使和翰林院代表着儒士阶层。对于那些灾祸，则被认为是由于背离了正统而造成的。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皇帝就会召开会议，要求大臣们进行“自由讨论”，献计献策。不过，总是出现同样的结果：背离正统的统治方式被取消、宦官被处死或是流放、回归传统的经典生活模式，简而言之，就是符合儒士的要求。
在中国，继承皇位的方式决定了后宫干涉朝廷政务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在某个时期，有种情况差不多已经形成了定律，即年幼的皇位继承人处于后宫监护之下。中国最后一个从后宫干涉朝政的女人——慈禧太后还曾打算和宦官共同统治中国。
在这里，我们暂时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中，道家和佛家弟子担任了哪种角色？他们到底基于何种原因与宦官纠缠在一起？他们到底是宦官天然的盟友还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好处？另外，还要注意一点，占星学在儒家的观点中是迷信，有悖于正统 。对于君王治理国家时所推崇的具有卡里斯马的道来说，占星学被认为是它的敌对者。至少，近代的儒家观点是这样认为。然而，事实上最初的情况并非如此。也许，翰林院对占星组织的抗拒所起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或许，另一个原因是出自基督教会，用于对天文现象进行观测的仪器。
宦官为巫术提供养分，并大力扶植。对于这一点，士大夫确信无疑：所有罪恶都源自于对这种巫术的迷信。1875年，即光绪元年的时候，慈禧太后不顾全体官员的反对（甚至有的官员以死进谏），废除了皇位的正统继任者。1901年，陶模就此事中慈禧太后的过错，在自己死前遗留下的奏章中进行了批判和指责。陶模的阳刚之气在这份奏章和他留给儿子的遗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陶模信念的坚定和淳朴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义和团具有巫术性质的说法，慈禧太后和大部分的王公贵族都信以为真。而且，慈禧太后的所有政策都可以作为她迷信巫术的证据。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官宦的推波助澜。这位多少有点气势的女性，她的临终遗言是：第一，中国永远不能再由女性作为统治者；第二，宦官永远不许参政。假如报告没有错误，那么她的遗愿已经实现了，只是采用的方式与她想象的不同罢了。不过，从真正士大夫的角度来看，此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特别是“革命”的发生以及清王朝的灭亡，都是一种证据。它证明了一个信念的正确性。这种信念就是：王朝应当奉行具有卡里斯马的古典美德。对此，我们不必存有任何的疑虑。虽然在出现儒教古制复辟时，上述评价未必一定出现，但总是有出现的可能。
信奉儒教的士大夫把国家政治的祥和安定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奉行和平主义。对于各种军事力量，他们天生就没有好感，也不理解。关于儒士和武官的关系，前文中已经提及。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中国所有的史书中到处都充斥着这类事件。而且，反对“御前侍卫”晋升为官员的相关记录也能在史书中找到 。儒士对于纯正的世袭制专制军队的仇恨，是如此明显，尤其是宦官像纳塞斯那样成为皇家侍卫统领的时候。王莽作为受到拥护的军事统领，在篡权后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最终，士大夫推翻了这一政权，并对此自豪不已。老百姓参与统治的可能性，总是容易在专制暴君的统治时期出现。不过，被我们所熟知的也只有王莽的这次改制。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那些已经实际建立的政权，包括像汉朝那样具有典型性的篡权，或是蒙古人、满人在入侵后建立的政权，即便士大夫会牺牲掉性命（在满清的政权中，曾经出现过一半官员都没有文凭的情况），但最终还是会服从的。假如，士大夫们的礼仪要求得到了满足，统治者用礼仪对待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进行“从事实出发”的调整，顺应现有的政权。
儒家的理论是“建立宪法”。从这一立场出发，皇帝的统治就只能依靠儒家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可是，依照“古制经典”，皇帝的统治只能依靠接受过正统儒教教育的官员。在这方面，一旦出现偏离便会导致灾祸的发生。假如统治者固执己见，那么失去政权、王朝毁灭就是最终的结果。如此说来，这个正统伦理决定着国家政权，并对统治阶层的精神等级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它的实质性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