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兰开始，顺着呼兰河往上游走，快车差不多只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车子就从原野进入了山区，期间树林茂密，河水清幽，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空气里透着甘甜的味道，那片山区叫做小兴安岭。在刚进小兴安岭南麓的时候有个林场叫奋斗林场，我们自己人叫它六场。六场就是我的家，我家就住在呼兰河旁边，呼兰河从我家后院流过。呼兰河和我家那栋房子之间有一片广袤的山间小平原，我们叫它北大地，里面种着我们那栋房人家的作物，有黄豆，更多的是土豆。
我上大学后，特别是开始对写作这件事情有独钟以后，我通常会在朋友的追问下用类似于以上这段话的话来介绍我的家乡。我并没有要借着某位著名女作家而替我家乡或者替我自己宣扬造势的意思，我只是希望让那些想知道我家乡具体方位的人通过这样的介绍准确地判定六场的位置。仅此而已。可我发现，无济于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到过六场，没到过呼兰和哈尔滨，甚至没到过东北。所以在他们眼中，我的家乡只能是死的。只有在我眼中，在翔子眼中，在洪亮哥眼中，它才是活的，它静静地在群山与河流间独处。
我们的上一辈人，父亲、我舅舅还有胡大爷是早年的结拜兄弟，他们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被我爷爷、姥爷还有胡爷爷装在篮子里，挑着担子从胶东湾挑到了东北。那年月，自然灾害，民不聊生。三个二十出头的小男人拖家带口地闯到了关外，又一度跨过鸭绿江去了朝鲜几年，最后又回国到了北大荒，再从北大荒移居小兴安岭。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旅程——无比沉重的旅程。他们彼此的身份不尽相同。我父亲和舅舅是平头百姓，胡大爷后来参了军，成了从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英雄，朝鲜留给他的纪念品是他腿里的一颗子弹。打我记事起，胡爷爷就是个走路不利索的跛子。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我爷爷他们的故事，因为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就早已变成了墙上的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胡爷爷也变成了墙上的照片。现在唯一健在的我的姥爷早成了让很多人不屑一顾的干巴老头。他话不多，却总是容易在酒后热泪盈眶，然后开始语无伦次。喝了酒的姥爷就像一个脆弱的少年，不由自主地生发出一种叫人怜爱的气场。
在我父亲的叙述中，爷爷是他们三个当中的老大。父亲说那时候他和母亲还没成亲之前，我姥爷就总是凡事都要找我爷爷商量。父亲说姥爷一向是个犹豫不决、不太果断的人，但凡有些值得犹豫一下的家庭大事，他都会找我爷爷给出主意。爷爷老大哥的地位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而在我姥爷酒后语无伦次的叙述中，说的更多的则是他和另两位爷爷之间的深厚感情。他说，那些年他们落荒而逃越过鸭绿江暂居朝鲜的那些年月，要不是我爷爷，他不止一次被人欺负，有一次还差点被一个朝鲜人骗光了家里的钱财。他还说，他们初到东北在北大荒烧荒种地的那段日子，我大姨就被他包裹在篮子里，然后放在地垄沟中，张三（狼）就在地头排成排不断地嘶吼着。姥爷说，要不是胡爷爷的那根猎枪和他的大青，我的大姨早就看不到今天的太阳了。有那么一次，是胡爷爷的大青从一只小狼崽子的嘴里把我大姨叼回来的，大姨竟然安然无恙。
姥爷说的大青，是胡爷爷的猎犬。要不是因为小时候常跟大青一起玩，我会固执地认为猎犬都是黑黄色的皮毛。可大青不是，它是青黑色的皮毛，跟狼一个颜色。大青早年在北大荒救过我大姨的命，到了小兴安岭又不止一次救过胡爷爷的命。那时候大青跟着胡爷爷进山打猎，敢跟狼或者黑瞎子拼命，身上受伤无数，还曾因跟别的狩猎者发生冲突而中弹，从死亡中捡回一条命。岁月流逝，胡爷爷年龄越来越大，大青年龄也越来越大。在我胡大爷还没进场工作的那段岁月，大青又跟着胡大爷进过几次山，之后就和退休在家和胡爷爷相伴了。胡爷爷把大青当成了家庭的一分子。大青也确实没让胡爷爷失望，它的眼睛总是恶狠狠地聚着光。哪怕在跟我们一起耍玩的那些日子，它也像是一个没有仗可打的军人，像一个不得已退伍的士兵。
胡爷爷一去世，大青的神就散了。我记得胡爷爷灵车出殡的那天，大青扒着灵车车轮，像是要留住什么，可注定什么也留不住。在那样一个深冬，它的爪子三番五次地从冰凉的车轮上滑落。后来它就哭了，它“呜呜”地低诉着什么，两行泪就把它鼻梁上的毛紧紧粘在了皮上。此后，大青变了，它变得很懒散，总是趴着不动，再后来它又变得异常暴躁，六亲不认，甚至经常想咬人。它大概是得了什么病，身体难受，又过了一两年就吐血死了。
其实，大青给我们留下的深刻记忆更多的是它陪我们一起在北大地奔跑的场景。那时候，我家、我舅舅家和我胡大爷家住同一栋房。东北林场的那些房子都是早年场里给职工统一盖的，整栋整栋连在一起的。这种整栋连在一起的房子里居住着在同一个场子里一起劳动的林场工人，他们的家里人又是更早年一起从山东闯到东北的老乡，彼此的感情好得没法形容。在我对家庭概念还不甚明了的时候，总是错误地认为我们和我舅舅和我胡大爷都是一家人。夏天的傍晚，父亲和胡大爷他们隔着木栅子边喝酒边说话，聊得起劲的时候就干脆拿着酒壶从栅子挨墙的小门窜到隔壁去。每次谁家有什么好吃的都互相端来送去，尤其是熬大馇子粥的时候，从来都是一家熬一大锅，然后在院子里喊上一嗓子，另几家就纷纷拿盆子过来盛。
在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当中，我，表弟，还有比我大两岁的胡大爷的三儿子胡洪亮大约是最让长辈满意的小伙子。他们常常在酒足饭饱之后一边摸着牌一边谈论着各自的儿子，那样子就像谈论一件他们精心制造、反复打磨而成的艺术品。
他们好得没话说，我们自然也如此。那时候，我和翔子还有灵芝和娟子总是在洪亮哥的带领下在北大地穿行，我们就像是新时代的游击队员。七八月的傍晚我们在呼兰河支流下虚笼捕鱼，洪亮哥教我下虚笼要讲究“七上八下”，符合鱼群七月逆流而上八月顺流而下的规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呼兰河，鱼群都是“七上八下”的，是不是老一辈总结下来的我不甚明了，我只知道那是洪亮哥教我的。暑假葵花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弄粘网捕鸟。我们最恨一种被叫做“辣子”的体型较大的鸟，“辣子”一旦猖獗，过大年我们就没“毛嗑”（葵花籽）吃了。在我们奋斗林场，“辣子”分“铜嘴的”和“铁嘴的”两种，铜嘴的无疑就是嘴是黄色的，像金属铜的颜色，铁嘴的则是黑色的。“辣子”的嘴极其厉害，几秒钟就能把一株盘口大小的成熟的向日葵籽衔得干干净净，被粘网粘住如果不及时去处理它就能撕破粘网逃之夭夭。冬天的时候，北大地就成了我们最热烈的战场。被茫茫大雪覆盖的北大地的夜晚，我们在河岸旁深度能把人活埋掉的积雪里玩印人儿，在齐腰深的雪地里穿行，打雪仗、撅苞米杆，然后在呼兰河的冰面上笼起篝火，围着火圈唱唱跳跳，讲鬼故事，围着火圈烤烤被雪浸湿的棉鞋和棉手套。有一次，洪亮哥使坏心思，把娟子的棉手套烤焦了，我们看着娟子一边捶打着洪亮哥一边羞赧地低下了头。火光映衬下的娟子脸蛋通红，羞答答的，像刚泛红的山茄子。姑娘们转过去，小伙子们就解开裤腰带开始撒起欢儿来。我们一起打了个尿颤，篝火就被熄灭了，生出了刺鼻的浓烟。我和洪亮哥还有我表弟翔子，我们仨在小兴安岭冬夜蓝色的天空下，一起跪在冒烟的篝火前。翔子在篝火另一侧的雪地上用树枝画了个简易的关老爷像。跪在冰面上的我们发誓：今生今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此后结为兄弟。那时候，大青在我们身后用狼一样的叫声证明着那一个光辉时刻。洪亮哥对娟子和灵芝说，此事不得外传，如有违者，杀无赦。
父亲们结拜了，祖父们也结拜过，我们仨理应结拜。我们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