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说完了,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把摩托车还给我们。如果不给我们,最起码得给我一个心服口服的理由。派出所所长一反常态,用手一拍桌子,眼睛瞪得像个铜铃,吼道:“这是派出所,不是歌厅酒吧,想干吗就干吗,这里我说了算,别人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这个摩托车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又是什么人,有身份证吗?”
我把我的身份证、工作证递过去,所长看了一眼,说:“假的。”然后就拨电话,像是叫几个人过来。我说,你看好了,我可是搞新闻出版的,我有权力也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
所长听完哈哈大笑,说:“我听说有被打死的,有干活累死的,有病死的,就是没听说过被人吓人的,就你这样长着强奸犯脑袋的人也能在北京干新闻出版?北京没有人了还是主管新闻出版的犯脑血栓了?别他妈的唬人了,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
这时进来几个人,全是年轻的,和黑社会的打手差不多。所长一指我,“这家伙身分不明,拿假证件骗摩托车,你们给我找个地方,让他好好地反思一下。”
几位大汉不容分说,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出所长办公室,一直把我拖到一间黑屋子里,警告我老实点,好好反思,等什么时候想好了,再放我出去。如果不老实,就没有好果子吃。说完,“咣当”一下把铁门关上了。
我打量着这间黑屋子,充其量也就九平米左右。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潮湿的四壁和水泥地,后面一扇小窗,还能透点光亮。我把心一横,关就关吧,看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只要放我出去,我不到法院告你们才怪呢!他妈的,这群败类是怎么进派出所的,他们还懂不懂法律,讲不讲法律?
我索性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掏出一根烟点上,琢磨着出去之后怎样出这口恶气。这时,我听到门外有人谈话,好像有人问屋子里关的是什么人。一个人说是诈骗犯,今天夜里审讯,明天就押往县里看守所,关个十天半月的,然后再做处置。
我一听这话就害怕了,今天晚上就审讯我,是不是要刑讯逼供?就我这身子骨,几鞭子过去,让我承认我强奸少女都得承认。这群人我也看清了,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出的。开始时,我就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成为诈骗犯被关在这间有着渣滓洞待遇的小黑屋子里?
我刚进派出所的壮志豪情早已烟飞灰灭,捍卫法律尊严的意识与意志也随着冷汗从我的体内排出。我想的是怎样能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不然的话,我就是黄泥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我不能干对牛弹琴的傻事,那样,最不划算的就是我自己,最倒霉的还是我自己。我真后悔,不好好在北京呆着,跑到这个地方充什么百灵鸟。
我得逃出去,想什么办法也得逃出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识时务者为俊杰。从门是出不去的,惟一与外面世界相通的就是后墙那扇小窗。我用手推了推小窗,谢天谢地,小窗是活的,我能从这里钻出去。
我不喊了,也不吵了,耐心地等待夜幕的降临。我的心“扑腾”“扑腾”地乱跳,腿上的筋“吱嘎”“吱嘎”地扭着,全身的肌肉发僵发木。以前我曾经痛恨过不老实服刑役越狱潜逃的罪犯,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越狱前是否和我一样地紧张。也许,人家比我还放松一些。
我从小窗子钻出来,顺着大街跑回家。全家人正在信心百倍地等我把摩托车推回来,已经摆好了为我凯旋归来的接风喜酒。大家一看我那副尊容,顿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傻了,全傻了。
我气喘吁吁地拍拍弟弟的肩膀说:“老三,哥这次牛皮吹大了,人家根本不吃我这一套,我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从那里逃了出来。如果你哥我智商再低一位数,明天你就得去看守所看我了。老三,想开了,那辆破车咱不要了,就算捐给老少边穷了成不成?回头我给你弄点钱,再买一辆好不好?和这群人咱玩不起,弟弟,多保重,我走了。”
天这么黑,你去哪?弟弟问。我说我得回北京。弟弟说别说回北京,去哪里也没车啊!咱们也没犯法,他们还敢把咱拉到刑场毙了?再者说,我请那个所长吃好几回饭了,他还不至于这么不开面吧?
我想了想,也是这个理。这么晚了,回北京也没有车,派出所再不是东西,也不会这么蛮横不讲理吧,那车我们不要了还不行吗?
我忐忑不安地吃了饭,又和大家说了一会儿话,便上床睡觉。我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好像奔家里方向而来。咱做了亏心事,自然就怕鬼叫门。我翻身下床,跑到门口看了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警车在门口不远处停下来,从车上窜出十几个人,奔我家而来。
我退回房内,告诉家里人派出所的人来抓我了,我从后门溜出去,若问起我,就说我回北京了。我说完就从后门跑出去,翻墙后顺着墙根儿爬进高梁地,一动不动地趴到天亮。
天亮后,我偷偷地潜回家中。家里已经乱作一团,弟媳又哭又闹,大骂我没本事瞎吹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出事了又当缩头乌龟。老父老母哭哭啼啼。一过问,原来派出所的人扑我不着,把弟弟抓起来,并留下了话。如果让弟弟回来,条件有二:一、让我投案自首;二、家里交五千元罚金。
我进退两难。我去吧,还真没有那个胆量,万一让我坐老虎凳、鞭抽棒打的,给我什么罪名我都得承认。拿五千元,还有点不甘心,对我来说那不是什么小数目。再者说,咱也不明白罪犯哪条,交了钱不就等于咱们承认有罪了吗?
爹妈哭,弟媳妇闹,弄得我头大如麦斗,一时间没有对策。我本来想今天回北京的,谁知自己给家里惹下塌天大祸,就这样一走了之也不是个事!怎么办?我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头的苍蝇,漏网的鱼一样,不知所措。
最后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找个熟人去说情,说不定还许好使。我去北京七八年了,几乎很少回家,与以前那些狐朋狗友几乎没什么联系。就算有几个关系不错的,人家跟派出所的人也不认识啊!
我把电话号码本拿出来,一一查看,谢谢老天爷,我还真的找到一位。他是我高中同学,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公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局,据说还当上了副局长。我们还是前年春节见过面,他给我留个一个手机号。
有病乱投医吧,管他有用没用呢。我怀着买彩票的心理拨通同学的电话。同学听了我的描述,哈哈大笑,叫我不要担心,中午前就让派出所的人把人和车送到我的家,并向我赔礼道歉,要不让派出所的人请我们兄弟吃顿饭,算是给我们压惊了。我说你别拿我开涮了,只要把车和人送回来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把人放回来,那破车我不要了。
挂上电话没过一个小时,派出所的警车还真的来了,车上坐着弟弟。摩托车由别人骑着,跟在警车的后面。到了家门口,派出所所长亲自开车门,把弟弟扶下来,然后又命人从车里搬出一些东西。
派出所所长见到我,一反常态,点头哈腰,卑膝奴颜,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骂自己长眼睛是撒尿的,长着嘴是屙屎的,时不时地抽自己的嘴巴,劝我消消气,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他这么一弄,我也不好意思说别的了。本想骂几句,一想算了。我说这些东西你们还是拿回去吧,我们真的不好意思收,也从来没有收政府东西的习惯。再者说,你们千辛万苦地帮我们追回摩托车,也不容易。
派出所所长几乎要哭着给我跪下了:大哥,兄弟不容易,干了二十年才当上了所长。家里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三岁孩子,媳妇下岗了,一家人的吃喝拉撒都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呢。大哥,你放我一码,从今以后,你有什么地方用得着,言语一声就好使!
所长的好话说了一马车,说得我把昨天夜里,在高梁地的提心吊胆蚊叮虫咬都忘了,最后答应他这事就这么算了。
所长破涕为笑,非得拽我去饭馆吃饭,不去就是没真心原谅他。最后我拧不过她,只好随他而去。
我又打电话给我那位同学,问他是怎么办的。同学笑而不答,说也没怎么办,就是给所长打了个电话,说你是我的同学。并告诉我以后回家时要看看他,别和大禹似的,三过家门而不入。
一个电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我没有那个同学呢,又该是怎样一个结果?我真的不敢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