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能目赌到一些让人难以理解或者非常困惑的事情，随着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们也变得麻木了，甚至是熟视无睹了。大家能接受的解释是：我们国家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活得太拥挤了，多谁少谁都是无所谓的。
一旦人多得到没必要值得给一点基本的尊重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活得相安无事是一种侥幸的时候，我们怎敢再把一个纯洁的生命带到这个地方来？让他来理解我们都无法理解的生活方式呢？
假如我们生了一个孩子，他可能是一个爱的天使，也可能是以杀人为乐的屠夫。是天使还是屠夫，好像和父母的影响、老师的教育有很大关系，但是，父母的影响、老师的教育与电视、网络和社会的影响比起来，又是很苍白无力。
对此，我常常联想到生活在北方城市里居民，无论他们穿什么品牌的鞋子，无论出门前把鞋子擦得多么干净，回家的时候，鞋面上也满是尘土。
我们制定法律的真正意义是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不是专门用来对罪犯的审判。孩子是用来推动社会发展创建时代文明的，身负把人类带入更人性更文明的时代使命，传承着父辈的智慧，再创建更智慧的智慧，而不是用我们的孩子来检验我们制定的法律的严密性公正性。
活得迷茫的我们是无法给孩子目标的，留给孩子的路到处是泥泞，就无法要求孩子能做到一尘不染。砸开自己的骨头看看自己的骨髓，发霉的东西在孩子面前是无法掩饰的。用我们满是病毒的双手，去雕琢我们鲜活的孩子，把孩子不生病的希望建立在孩子自身免疫力强大之上，仿佛是做不到的。
大学毕业以后，满怀一腔热血回到家乡，想把自己多年所学奉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甚至是以救世主的心态，想把家乡从甲级贫困县之列拯救出来。可是，家乡根本不需要我，不能给我一个能放下屁股的小板凳，惟一的选择只能远走他乡。
我是带着恨离开家乡的，发誓到外面一定混出个人模狗样回来，让瞧不起人的他们刮目相看。一定要回来的，一定要回来的，在我背着空空的行囊踏上离家的列车时，再三地告诉自己。
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城市里，在连一个熟人都没有的国际大都市里，从零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历程，而且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使我在这个城市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与自己朝夕共处的妻子，在口袋里有了一定数量的票子，在五行八作中有了自己能忽悠几下的圈子。然而，在我不断拥有的同时，我也渐渐地忽略了故乡的消息，淡忘了自己离家时的誓言。家乡，在我的生活当中变得可有可无了，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了，只是在遥远的记忆之中显得更加遥远。
家乡，我是不想回去了，因为在家乡，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在这个城市里，我有自己的房子，最关键的是有我熟悉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是我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资本所在。
尽管这样，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属于这个城市。我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像这个城市的公民一样生活工作着，甚至比这个城市的公民生活得更好，纳的税更多，但我无法和他们一样享受这个城市的公民权利，这是由我的身份决定的，和我的努力与否无关。
只要我走在大街上，这个城市里的人都会看出我是外地人，都会以冷冷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这个城市的灾难，正是有了我们这些外地人才发生的。只要我与这个城市的政府机关发生联系，就不得不要面对更多的麻烦。一个必不可少的暂住证，就时时刻刻地提醒着我，我永远是这个城市的暂住者。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还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我的下一代呢？如果我有了孩子，将毫无疑问的要出生在这个城市，成长在这个城市，他将在这里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可以说他和我的家乡一点联系都没有，但是，他却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家乡的人，因为他的户口就在那里，他的身份证将由那里的公安机关来制作。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乡了，即使回去，也是那里的过客了，家乡，只能让我感到越来越陌生，而我的孩子呢，他对家乡的陌生程度就能低于我吗？似乎很不可能了。
我活在这个城市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我的孩子呢？他怎么能接受生他养他的地方，又将他排除同龄人之外这个事实呢？他活在这个城市里将是怎样的尴尬呢？
我现在没有孩子，但我一直假想着，万一我有了孩子，他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回答他。可是，我怎么想，也找不到一个孩子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在这个城市里，无论他长到多么大，都将打上外地人的烙印，而外地又与他扯不上一点联系，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我知道自己活在别人的城市里是多么的难，这难主要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是云又没有云那么自在，是寄生虫又没有寄生虫那样心安理得。我接受不了那个事实，估计我的孩子也接受不了。既然他要来到这个世界就要面对这些，还是别来了。
我能读完大学，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超人的能力和意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当时的教育制度。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没有一分钱，但学校还是让我去上学了。当然那不是什么救济，而是一种规章制度。
作为学生，我们惟一要做的，就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山上去割野草。每一年的秋天，我们的校园里总有几垛小山似的草垛。冬天的时候，学校就把我们割来的这些草卖掉，换来的钱做我们的书本费。
我小的时候，我生活的那个穷地方是十分穷的，但可以说没有一个孩子因为贫穷而上不起学的，每一个孩子都快快乐乐的在学校接受教育，安安心心的读自己的书，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教不起学费被老师赶回家的。
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庆幸的了，但是最庆幸的是我们能接受的教育，而且几乎是免费的教育。这也是我读完大学以后，义无返顾的要回到家乡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没有那时候家乡父老的支持，我是不可能读完大学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学生能读书，他们惟一要感谢的就是父母了，因为是父母拿着金钱给他们铺就了一条上学读书的路。
我忘记在哪个报纸上看到的消息，就我所在的城市，一个孩子要想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读书的成本将近27万元。我也粗略的算过，这个数字还是很靠谱的，不是瞎估计出来的数字。然而，这27万，对我们这些游离于这个城市的打工者来说，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呢？或许我们一辈都无法赚到这么多的钱。
我有个同事，他的孩子在幼儿园所交的费用就是两万多，上小学就掏了三万元的赞助费，初中、高中还要继续交，大学更不用说了。我的同事是有这个城市的户口的，这个城市正宗的居民都这样，我们这些游民的孩子要想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是不是要交双倍的钱呢？我想也不敢想了。
我仿佛记得有人提出了什么教育产业化，不知道现在还有人提不提了。但是，这个城市的确有那么一个学校，据说一年创收好几千万。一个学校，没有投资，没有生产，怎么能创收几千万呢？我尽管不知道这几千万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但我敢肯定，那个学校一分钱税也不会交的，因为国税地税根本就没有向他们收税的法律依据。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孩子的家长肯定是一个弱势者。教育，绝对是一个永远的卖方市场，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明天，在本科生都难找到合适工作的现在，为了孩子的将来，谁不投入，谁就是犯罪啊。
可是，当上资质好一点的学校，就像到北京的燕莎、赛特购买商品时，穷人的孩子也就只能成为一个看客了。由于父母的原因，他们很难跨过一道门槛时，他们惟一能抱怨的也只有他们的父母了。因为别的父母能做到的，为什么自己的父母做不到呢？
我是从来不到燕莎、赛特买东西的，我知道自己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消费水准。我不到那里买东西，没人抱怨我，也没人笑话我，反倒是我去了那里，才有人讥笑。然而，对孩子的教育就不成了，我们总有一个观念，怎么穷也不能穷了教育，怎么苦也不能苦着孩子。不让孩子去好的学校，就是断孩子的后路啊。
我是无能的，这个我到什么时候都承认。在教育成了富人的游戏时，我真的玩不起。很多单位里的人工作的态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们单位也一样。我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在什么情况下做事不犯错呢？那就是不做事。既然我无法保证我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我只能选择不要孩子了。
活着，是需要希望的。我们这一代人没希望了，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我的母亲一辈子受苦，缺吃少穿的，但她知道，只要她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上学，就能从社会的最底层爬上去。
母亲让孩子去读书是现实的，因为她的代价就是自己多干一点活，支持孩子读书就可以了。这一点，吃惯苦的人是很容易做到的。当我每一次给家里寄钱时，母亲总是庆幸当初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有了我这个儿子，使她的生活很富足，很安逸，不再拼死拼活的劳动了。
如果我再按照母亲的方式生一个孩子，恐怕是不可行了。因为现在让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成本太高了，几乎不是我们靠辛苦劳作就能解决得了的。我们生一个孩子是很容易的，但养一个孩子却是令我们望而却步的。
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也许我们真的是杞人忧天，但我们真的失去了把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带到这个社会里来的勇气。面对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社会，我们不想再寻找什么答案了。
自己能走到现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但我们真的不能靠幸运活着。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怎么努力也是办不到的，有些事实也不是靠祈祷就能改变的。
都说放弃是一种美丽，我说，放弃不应该是一种美丽，应该是一种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