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我们处于什么位置？我们要往何处去？这三个问题，也就是历史和文明的定位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民族的难题。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哲学家恰达耶夫首先提出了俄罗斯国家的定位问题，他在《哲学通信》中说：“历史哲学的话题是19世纪俄罗斯思想里最基本的话题。独立的俄罗斯首先思考俄罗斯的使命在哪里？她的道路的特殊性何在？她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另一位被称为“白银时代”的百科全书的思想家H.伊万诺夫也提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我们历史道路的每个转弯处，在面对我们亘古就有的、好像完全是俄国的问题(个人与社会问题、文化与天性问题、知识分子与民众问题)时，我们要解决的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自我规定问题，我们在痛苦中诞生的我们整个民族灵魂的终极形式，即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的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实验，都可以归结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某些时间段里，俄罗斯似乎找到了答案，但历史却好像总在开俄罗斯的玩笑，当它刚找到自己的位置，又被抛入历史的轮回，不得不重新开始探索出路。
苏联的解体，就是又一次历史的轮回。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想的全面危机，再次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是搞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还是走特殊的俄罗斯道路；是融入西方，还是做一个欧亚国家？俄罗斯彷徨、探索。
1992年，俄罗斯出版了一套《俄罗斯思想》文集，刊辑了27位着名哲学家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引起广大俄罗斯读者的关注。此书对正深陷于意识形态“空白”之中而茫然不知所措的俄罗斯人来说，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俄罗斯的当权者也意识到了“思想”在凝聚民心方面的重要性。在1996年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就提出要“制定新民族思想”，把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学术课题一下子变成了迫切的政治任务，还成立了由总统顾问萨塔洛夫领导下的专门小组。但是，叶利钦时期没有推出能够凝聚全民的新民族思想，他下台时留下的是一个政局动荡、经济颓败、民生凋敝、思想混乱、国际地位窘迫的俄罗斯。应该说，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的状况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普京正是看到俄罗斯社会的症结所在，因此上任伊始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套治国理念，借千年交替之际，在网络上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随着执政措施的不断推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普京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同时又符合当代俄罗斯的现实需要，包含着引导俄罗斯走上复兴之路的真知灼见。因此，人们把普京所阐述的“俄罗斯思想”称之为“新俄罗斯思想”。
一、“俄罗斯思想”的起源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其最早的提出者，有人认为是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1888年，他在巴黎一位公爵的沙龙里，以“俄罗斯思想”为题，阐述“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上存在的意义”问题。也有人认为是着名思想家和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他在《作家日记》里写道：“俄罗斯民族思想，归根到底只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联合的思想。”关于“俄罗斯思想”的含义，也有许多种解释。一般而言，在俄国哲学家那里，“俄罗斯思想”既是指俄罗斯所特有的思想文化，又是指俄罗斯所应有的精神理想，它是“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历史使命相符合的”(别尔嘉耶夫语)。
换句话说，“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思想的积淀，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体验和文化创造的集中体现。
“俄罗斯思想”既是俄罗斯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又是俄罗斯国家独特历史道路的精神表达。
莫斯科的教堂正因为此，当代俄罗斯知识界，面对苏联解体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认为“俄罗斯思想”代表民族精神本质和根本价值，是唤起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解决俄国现实问题的精神良药。
尽管“俄罗斯思想”一词出现在19世纪后期，但它所表达的精神内核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其历史文化土壤是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位和东正教文明。“俄罗斯思想”的起源可以上溯到11世纪中叶的基辅第一个俄罗斯人主教伊拉利昂，他宣称，“罗斯受洗”后，上帝永远照耀着俄罗斯土地。12世纪的编年史家涅斯托尔从“天选”的前提出发，认定上帝把斯拉夫人的历史命运托付给完美的政权即俄罗斯国家。16世纪时，费洛菲修士创立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学说，这一学说在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使命)思想中占有关键位置。费洛菲在给莫斯科大公的信中写道“：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走到最后，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我主的王国。根据预言，它就是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已经灭亡了，第三个罗马挺立着，将不会有第四个罗马。”因此，萌芽时期“俄罗斯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在世界历史中负有实现最高基督救世使命的信念。
19世纪中期，围绕着“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历史性大争论，“俄罗斯思想”
得以成型。斯拉夫派在俄罗斯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在东正教教义中寻找“俄罗斯思想”的精神本质，强调东正教天定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他们认为，在完整而独特的东正教文化创造中包含着真理之路、俄国的命运及民族理想。欧洲文化中片面的、抽象的唯理主义，泛滥的黑格尔逻辑主义导致西方丧失了其精神的内在完整性，致命的分散性浸透西方人生活的全部领域，导致西方社会的危机。而俄罗斯文明自古以来具有完整性和有机性，致力于内在和外在、社会和个人、抽象和具体、艺术和道德生活的完整，是摆脱西方社会危机的唯一选择。他们宣称，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全世界唯一基督教人民的历史，历史呼唤俄国成为世界文明的带头人，它给俄国这一权力“罗斯受洗”：10世纪以前罗斯人信奉本土多神教。公元987年，拜占庭发生变乱，向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求援，双方缔结同盟。拜占庭皇帝将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基督教。98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及圣像和法器返回基辅，下令把多种神教的神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强令全体基辅臣民跳入弟轰伯河中，让神父用河水为他们施洗。弗拉基米尔在罗斯建立起人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修道院，并捐赠了大片土地给教会。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多神教，多神教的观念在罗斯根深蒂固。罗斯集体受洗，缺乏宗教教育，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在宗教仪式、圣徒崇拜和圣物崇拜等各方面都融合有多神教传统的痕迹。
现任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大牧首（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的阿列克谢二世以使其全面而完美。总之，斯拉夫派的“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现象，与其他民族相比具备以下特征：在意识上，民族、国家和公共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直觉优于一切逻辑分析形式。
陀斯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的哲学探索使“俄罗斯思想”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综合性和全人类统一的概念下描绘“俄罗斯思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把“俄罗斯思想”看成是全人类基督教的联合，也就是全世界以基督名义的人们实现兄弟般的团结。他说：“我们看到，俄罗斯民族是全人类历史的不平凡的现象，在俄罗斯人民中表现出非凡的综合性、包容性和全人类性。”“俄罗斯人毫无疑义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意义。成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完全的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成为所有人的兄弟，如果愿俄罗斯文坛巨匠陀斯妥耶夫斯基意的话，是全人类的兄弟。”
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不是划分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而是连接它们的桥梁；俄国的特殊使命不在于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某种独特的面貌，而在于更好地、更本质地对比和综合东西方。为了实现这种综合，俄国应当避免简单重复西欧发展道路的错误。对于俄国来说，可怕的是失去宗教性、完整个性的破坏以及世俗社会的极权化。
别尔嘉耶夫强调，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文明成果贡献给世界，希腊人的成果是古典哲学，犹太人创立了基督教来源之一的犹太教，罗马人开创了法学，西欧民族倡明了科学。俄国拥有综合性的世界意义，将成为各民族通向道德完善道路联合的中心，向其他民族展示在真正基督精神下产生道德完善的样板。他指出，俄罗斯民族自身融合了极端对立的两极，它可以既是国家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又具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放纵的精神；既具有极端的民族主义，又有强烈的全人类思想；既热爱无边无际的自由，又屈从于奴役的必然性。俄罗斯精神自古以来都趋向于绝对，绝对性构成了它的基本特性。俄罗斯文化中缺乏“中间”因素：崇高的神圣性与可怕的低俗性并存，“神圣罗斯”和“野蛮罗斯”并存。这种绝对性决定了俄罗斯的末日论思想和民族精神。俄罗斯人始终致力于某种漫无边际的东西，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因而别尔嘉耶夫理解的俄国的神秘使命，就是建立全人类宗教。
20世纪初，出现了另一种综合性的尝试——欧亚主义“俄罗斯思想”。欧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走的是一条特殊道路；文化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思想；基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理想；关于理想国国家的学说。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人以及俄国境内所有民族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而完全是特殊类型的民族，甚至俄罗斯民族都不可能完全归属于斯拉夫种族。在俄罗斯民族形成过程中，突厥人和芬兰人起了不小的作用。
所以，俄国的民族基质是居住在这个国家所有民族的融合。这种多民族分支构成的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意识。欧亚主义认为，俄国文化在东西方文化间占据中间地位，但不是二者简单的相加，不是它们任何机械的联合。俄罗斯文化不平凡而且不模仿，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相同。
俄罗斯文化建筑在合唱的、“交响的”个体，但不是欧洲式的个人主义基础上。
个性永远是不完满的，只有多个性的统一才有可能是完满的。
总之，“俄罗斯思想”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而帝俄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俄罗斯思想”，是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的着名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原则。
二、“新俄罗斯思想”解决两个重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虽然基本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但由于改革方针和政策的失误，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俄罗斯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国内生产总值总计下降了50%以上，其中工业产值下降70%，农业产值下降50%，人民生活水平下降40%左右，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大约20年。20世纪80年代，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居世界第7位。到90年代末，已经跌到了13～14位，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1.6%，不仅落后于西方七国集团，还落后于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更是落到100位以后。由于缺乏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导致财政空虚，俄罗斯不得不大规模举债，年复一年，恶性循环，到1999年，外债总额已达到1700亿美元，加上内债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4%。与经济危机相伴的是政治危机。一方面，国内民族、宗教矛盾突出，地方“诸侯”各自为政，与中央分庭抗礼，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联邦议会与政府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致使无法作出重大决策，叶利钦因此在两年内换了5个总理。政治经济危机双重打击下的俄罗斯，综合国力大大削弱，导致国际地位剧降。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指出，俄罗斯真正面临“沦为二流国家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普京上台时，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需有一种思想把俄罗斯社会团结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提出了富民强国的“俄罗斯思想”。在普京看来，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应是多元的，他“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凡是在国家意识形态被当做一种官方赞同和有国家支持的一种思想的地方，严格地说，在那里就不会有精神自由、思想多元化和出版自由”。但在另一方面，普京又认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我国的改革艰难而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不和睦，社会不团结。精力都耗费在政治内讧上，没有用在解决俄罗斯改革的具体问题上。”因此，普京主张用“新俄罗斯思想”团结俄罗斯人民。
普京把“新俄罗斯思想”概括为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4个方面。这4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石。爱国是最基本的，只有爱国才能努力强国，而有效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团结也是国家强盛的必要条件。普京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更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
在普京看来，爱国主义意味着不能否定历史，不能否定过去的成就，而是在此基础上的顽强奋斗。强大的国家观念与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息息相关。“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就做到这一点，在这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而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作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关于社会团结，普京认为：“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由此可见，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是倡导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
普京认为，国家管理者应焕发俄罗斯人的这种至今仍然盛行的传统精神，在制定社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传统在振兴俄罗斯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