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韩绛来到延和殿，见其他辅臣均已聚齐。神宗道：“知庆州李复圭着州官李昭用诣阙报边事。现令其说与大家，商议如何处置？”李昭用奏道：“夏人号十万，筑闹讹堡以胁庆州。知州李复圭见事急，合蕃、汉兵三千人，亲画阵图方略，授偏将李信、刘甫、种咏出战，以击走夏兵。李信等故违节制，以致兵进大败，已斩李信、刘甫；种咏惧，死狱中。”听后，上及众辅臣惊愕不已。韩绛道：“即使李信等故违节制，可鞠糸狱，待报准朝廷方可处置，如何便宜行事？再种咏如何死狱中？亦不明不白。”李昭用道：“郡守若不从权处置，何以威众！”安石道：“若信等拒不进兵，可谓故违节制，兵进而大败，怎云故违节制？朝廷屡申防御之策，戒主动出击，启衅夏人。夏人号十万，筑闹讹堡，本应急报永兴军与朝廷取旨，却擅自以三千兵出击彼十万，无异以卵击石，兵败乃自取之。可否由枢密院查明情况，再作处置。”神宗问枢密诸臣以为何如，吕公弼等均以安石、韩绛之言为是。韩绛并道：“臣以为令李昭用急返庆州，诏李复圭戒急用忍。同时，枢密派员趋庆州相度处置。”神宗准奏。
李昭用退出后，陈升之奏道：“今岁春试，罢诗、赋，以策试进士。韩维、吕惠卿初考。宋敏求、刘？复考，以为初考阿时者皆在高等，讦直者皆在下等，悉反之。初考取叶祖洽第一；复考，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吴充、陈襄多从初考。乞陛下定度。”上命升之读上官均、叶祖洽策文。听后道：“对新法不合可也，然不可意气用事。叶祖洽、上官均皆才士，孰取第一、第二无不可，但须排次序，朕擢祖洽第一，均第二，陆佃第三，何也？因韩维、吴充人称平明，朕从之。即以此发榜，想不致再有异论。”辅臣均称是。
次日，神宗御集英殿，赐叶祖洽以下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然后宣唤三魁姓名，陛见皇上，上叩问三代，乡贯、年甲后请入状元待班处，更换御赐绿祥靴筒，殿步司排办鞍马仪仗，迎引三魁到状元局安泊款待，一切如仪，不必一一表述。三魁下殿后，上宣慰本科考官劳绩。这本是例行故事，即可收场，不料直史馆苏轼奏道：“叶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显系诋祖宗以媚时君，今取魁，何以正风化！”上不悦道：“上官均、叶祖洽皆才士，朕览二人策，孰列第一、第二无不可。考官中有主魁均者，亦有主魁祖洽者，朕取一说，有何不可？今榜已发，卿犹喋喋不休，其欲朕下责己诏，废今岁科举乎？”诸辅臣及考官见此，多以为苏轼生事，又为其鲁莽而担心，目示轼不可再言。轼犹奋言道：
“去岁五月，臣上科举疏，言专取策论而罢诗赋不妥。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能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宦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执政执拗，今科竟废诗赋，而以策取士。专任执政，故臣不得不言。”上道：“卿误矣！吕公著奏言：‘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访治道。’朕专用策乃纳吕公著之言。安石主以经义、论、策试进士，非主专用策也。”轼道：“陛下喜以策取士，臣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用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拟一策献之，以污圣目。”上听此，知讽其信用安石，勃然变色，欲将发作。曾公亮忙接过策文道：“日已过午，早该散朝，待上详阅后再说，子瞻可先回府去。”上见公亮岔开此事，不便发作。于是除辅臣外，余皆退下。安石道：“陛下不必为此动气。轼诚才高，文学士也，经国治世，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宕至此。待遣相好者，徐喻之以理，或可大用。”众人无话，遂散朝。
反新法之大潮虽退，然余波未平。迩来为李定之任用，言者接踵而至。李定字资深，扬州人，登进士第，先后为定远尉、秀州判官。后孙觉荐之极口，因召至京师。以故旧首谒知谏院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对曰：“民皆便之，无不善者。”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次日，李定至中书谒执政王安石，白其事，道：“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便民也。”安石曰：
“据实以告人，曷为不可言！”遂任李定编三司岁计，并荐召对。神宗问青苗法，定对如曩言，及询经书仪礼，均称上意。上批付中书，欲用定同知谏院。中书以为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上遂改命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李定青苗之殿对，首先引发对新法持异议之近臣不满。中书命知制诰宋敏求草命定稿。敏求言：“中书送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以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许奏举。景初，以资任相当者少，始许举通判未满任者。李定去岁骤用京官，今又以幕职升御史，臣恐弗循官制之旧，难压群议，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神宗知其抗旨，遂允辞，诏送别官草制。知制诰苏颂当值。颂言：“去岁诏令中丞举官，虽不限资品，犹以京秩荐授。今李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纠绳之任，超越资序近岁未有。况定官未终，更非时召对，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史之荐直填宪台。虽朝廷急于用人，度越常格，堕乱法制，必致人言。其除官敕未敢具草。”诏再送舍人院，次至李大临，大临亦封还。乃诏苏颂依前降指挥撰词。颂又引祖宗以来故事及六典，以为不可，封还诏命。上动怒道：“李定诰须令草之。”中书又传诏命以特旨草制。颂执奏如初，白执政道：“虽云特旨，而颂辈无以为据，乞批降‘特旨所除，不碍条贯’，方可草制。”上依允，诏所除李定是特旨，不碍近制，令颂急速撰词。颂又不受诏并言：“果出圣意拔擢，即须非常之人，名声闻于时，压服群议，方为朝廷美事。如定秀州职官，素元声称，偶因人论荐，一赐召对，便蒙拔授，诚恐天下之士闻之，皆思趋走势要，以希荐用，此门一开，非国家之福也。”中书又直付颂，而颂辞以不当值；再送李大临，大临又缴还。上遂诏舍人院蔡延庆就知制诰职，延庆遂草制。上罢李大临、苏颂知制诰，批曰：“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累格诏命，绝无义理。而颂于中书面乞降特旨方敢草制，及朝廷行下，反又封还。轻格诏命，翻覆若此，国法岂容！李、苏并以本官归班。”
除李定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诏命尚未下，又生出一事来。
御史中丞陈荐揭举：“李定任泾县主簿时，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于是，执政急报皇上得知。神宗道：“为一京师不知名之李定除官，朕之三从官顶得朕团团转；今台官又劾其不孝，将使朝野沸腾矣！朕疑其意在沛公，必须查个明白。”安石奏道：“李定家扬州，解官泾县主簿任内，故可命淮南、江东转运使查问李定不持所生母丧事虚实以闻。陛下欲查个明白，还须派干员去扬州李定故里或明察或暗访，务使水落石出。当前暂止定除命，以待两路与察访之报。”从之，并问：“派何人为宜？”安石道：“集贤校理、中书检正、编修三司条例官章豪俊，博学善文，熟悉南人乡俗。”上可。
章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世家徙苏州。举进士科，与苏轼同年，二人私交厚。章任商洛令，轼签判凤翔府时，约游华岳，登南峰，峰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揖轼书壁，轼惧不敢往。平步过之，垂索挽树，缘索而下至壁腰，以漆墨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来。”既还，神采不动。轼拊其背，戏道：“君他日必能杀人。”道：
“何也？”轼道：“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大笑。
这日，访轼于开封府西院寓所。迎之客厅，落座闲话。道：
“推官院内花树匝绕，居室清雅，宜其哉！想近必有诗作，可饱老友眼福否？”轼道：“困惑之至，如何有兴诗。京居二年来，诗稿不足二十首，多系迎送应酬之作，几无可称意者，不堪子厚入目。”道：“记得游华岳，读君诗稿，多有佳作，如咏史诗《坞》：‘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对董卓嬉笑怒骂，鞭挞有力。又，怀子由诗后两句‘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传乘向西琛。’报国之心，油然而见。今逢盛世，何以困惑？”轼道：
“诚如所言，吾入京仕宦前，无论作诗为文，尚称得意。仅在凤翔三年任内检得存诗一百三十余首。应贡举之《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谬获欧阳公赞赏；应制科作《进策》二十五篇以及凤翔任内所写《思治论》，人尚不目为流俗之作。京城仕宦二年，诗兴索然。文之大者有《论兴学及科举状》、《论时政疏》，皆不为上采纳，执政以为背谬，目为朋党，轼何以不感困惑！”道：“不谙诗赋，不敢言诗，以子瞻两番上书言之。今上诚为明主，非因循守旧贪图逸乐之君可比，勤于国事，节俭自薄，历代少有。其志在强国富民，以雪辽、夏侵凌之耻，振我中国之威。而君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不在乎富与贫；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君言与上之志趣何其远也，安能纳之！以事实言之，我屡遭辽、夏侵凌，为求安宁，纳银输帛于夷狄。尤以元昊以来屡败师于西夏，近来敌炽日益，屡侵边州。如此，皇上不图强可乎？欲强国而不讲财利可乎？向辽、夏纳银输帛已可观，养兵备边，又需糜费。今上嗣位时，财计入不敷出，国库空虚，连先帝丧葬费用亦不能应付，皇上安能不谋财利！君徒言结人心，厚风俗，能扭转当前时势乎？君之存纪纲一条，误在不顾曲直，泛言养台谏锐气。若说台谏，远则不说，以称亲称伯二字，台谏搅得英庙筋疲力尽。及至今上，中丞彭思永、王陶、吕诲哪个是正人君子？彼等不识大体，专门窥人过失，甚或编造事端，罗织罪名，群起而诋之，美其名曰直谏，猎名盗位。君不见彭思永、蒋之奇辈丑诋欧阳公之事乎？今台谏之风如此不正，君尚言养其锐气，岂非为虎作伥！容直言，君两番上书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而言不及实。君如不苟同言，可以今之上书与当年《进策》《思治论》对照，当可窥知前后志趣之不同也。前蒙赞赏，今上不纳，岂不有因哉！”轼听后，不觉汗颜，道：“轼京居二年来，从未闻如此肝胆相照之言。虽一时尚难完全领会君言，但已启轼思路，容我细嚼深省。京城宦海，朋党相争，轼欲逃出此是非地，到外州谋个生路，兄以为何如？”道：
“外任未必不可，然外州亦生是非。”轼道：“总比受执政白眼为好。”
笑道：“以所知，并非如此。王相多次言：子瞻才士，其言是则纳之，其言不切时务者，可不纳也，不可过求一文学才士。日前君拟献策，触怒皇上，亦蒙其在上面前开脱。”轼道：“有此等事？”道：“来日方长，君其验之。”轼道：“君来，莫非为王相说轼？”道：“无须分辩，但有一事，叮咛于君。台谏劾李定不孝，朝野纷纷。君勿介入其间，以防被人当枪使。”轼问道：“此事亦有蹊跷？”道：“仅告一事，议者云李定少受学王安石。安石从未开馆授学，亦从不收门生，有安石履历可考，何来其事？又云李定之擢升皆缘安石。安石素不识李定。定谒中书见安石，乃例行公事；荐之对，亦正常事，何干私情？安石仅命李定中书房检正，而皇上欲定知谏院，中书以为不可；又诏命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亦不曾征得执政同意。为一京城不知名之李定，掀此轩然大波，其意不在李定不孝事，而在青苗法，不在攻一李定，而在攻安石也。上命查访此事，临行前关照于君，切不可鲁莽。”轼道：“老友用心，轼尽领之，谨从君命。”
执政赵□持厚清修，晚学道，且其在中书孤不协众，遂上书恳乞去位。神宗准奏，拜资政殿学士、出知杭州。于是，以韩绛参知政事，以知开封府冯京代绛为枢密副使。条例司原由中书、枢密各出一人同领，今韩降为执政，与王安石同在中书，故撤条例司，由中书直接指挥新法之事。
权御史中丞陈荐劾李定匿不为母服丧事，江东、淮南转运使奉诏问状，奏云：“定尝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生母服。”李定自辩，言己实不知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诏罢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改为崇文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论安石引荐罪。李定亦不自安，求解职，乃改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台谏尤以为不足，从李定事又攻安石。知谏院李常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
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王子韶上疏论安石变法非是，并劾曾公亮、陈升之依违不能救正。戬言：“韩绛左右徇从安石，与为死党，李定邪讠舀，自幕官擢台职。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辅以绛之诡随，又用李定辈，芽蘖渐盛。吕惠卿荧惑圣听，不宜劝讲君侧。”并扬言：“今大恶不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扰，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职。”
接着侍御史知杂事陈襄论青苗法不便，乞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又乞罢韩绛政府，且言韩维不当为中丞。真是：醉翁之意岂因酒，项庄舞剑在沛公。
黑云压城城欲摧。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