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真德秀传》记载:
嘉定七年(1214),“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谓刘爚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
《西山真文忠公行状》则更露骨地说:“时相(史弥远)方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
继《宋史》之后,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里也引了这段话。后世的历史学者当然也就依样画葫芦了。
总之,史弥远用“爵禄縻天下士”这句话,已成为真德秀标榜自己清高不浊,不与史弥远同流合污,攻击史弥远奸险狡猾的政治名言,成了一句被抽象了具体内容的“正人君子”贬斥“权奸”的口头禅。
其实,《宋史》中真德秀这段话是很值得推敲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真德秀讲这话是在什么时间、针对什么具体人物的,不要抽离其具体内容。
真德秀讲这话是宁宗嘉定七年,其时史弥远当宰相约六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人事组织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庆元伪学案”平反昭雪,为在“伐金”问题上遭韩侂胄排挤打击的官吏拨乱反正。
一、为“庆元伪学案”平反
据史载:宁宗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为了把右相赵汝愚打下去,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元伪学案”,给五十九人戴上“伪学逆党”帽子。他们是:赵汝愚(右丞相)、留正(少保、观文殿大学士)、王蔺(观文殿学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朱熹(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徐谊(权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彭龟年(吏部侍郎)、陈傅良(中书舍人兼侍讲、兼直学士院)、薛叔似(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提举太史局)、章颖(权兵部侍郎兼侍讲)、郑湜(权刑部侍郎)、楼钥(权吏部尚书)、林大中(吏部侍郎)、黄由(权礼部尚书)、黄黼(权兵部侍郎)、何异(权礼部侍郎)、孙逢吉(权吏部侍郎)、刘光祖(起居郎兼侍读)、吕祖俭(太府寺丞)、叶适(太府卿、总领淮东财赋)、杨方(秘书郎)、项安世(秘书省校书郎)、沈有开(起居郎)、曾三聘(知郢州)、游仲鸿(军器监主簿)、吴猎(监察御史)、李祥(国子祭酒)、杨简(国子博士)、赵汝谠(添差监左藏西库)、赵汝谈(前淮西安抚司干官)、陈岘(秘书省校书郎)、范仲黼(著作郎兼权礼部郎官)、汪逵(国子司业)、孙元卿(国子博士)、袁燮(太学博士)、陈武(国子正)、田澹(宗正丞兼权工部郎官)、黄度(右正言)、张体仁(太府卿)、蔡幼学(福建提举常平茶事)、黄灏(浙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周南(池州州学教授)、吴柔胜(新嘉兴府府学教授)、李埴(校书郎)、王厚之(直宝谟阁、江东提点刑狱)、孟浩(知湖州)、赵巩(秘阁修撰,知扬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皇甫斌(池州都统制)、范仲壬(知金州)、张致远(江西兵马钤辖)、杨宏中(士人、太学生)、周端朝(士人、太学生)、张衜(士人、太学生)、林仲麟(士人、太学生)、蒋傅(士人、太学生)、徐范(士人、太学生)、蔡元定(士人)、吕祖泰(士人)。
嘉泰二年(1202)二月,“庆元党禁”后第六年,韩侂胄听张孝伯与姻亲陈景思的劝告,弛伪学、伪党禁。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党人见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薛叔似、叶适、曾三聘、项安世、范仲黼、黄颢、詹体仁、游仲鸿等诸人,皆先后复官自便,并不再称“伪学”。嘉泰三年十月庚子,“诏宥吕祖泰,任便居住”。
韩侂胄被诛之后,嘉定初年,宁宗与史弥远为自韩侂胄弛伪学之禁以来尚未平反的“伪学”党彻底平反昭雪,一一作了安置。
例如:
林大中,授吏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开禧三年十二月)。嘉定元年卒,谥“正惠”。
楼钥,吏部尚书(嘉定元年三月),签书枢密院事(元年八月)。
袁燮,迁国子司业、秘书少监、进祭酒、秘书监(嘉定元年三月)。
吕祖泰,诏特补上州文学(嘉定元年七月)。
赵汝愚,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谥“忠定”(嘉定元年二月)。
赵崇宪,赵汝愚子,录用监行在都进奏院(嘉定元年七月)。
彭龟年,赠宝谟阁直学士(嘉定元年四月),三年赐谥曰“忠肃”。
吕祖俭,赠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开禧三年十二月)。
蔡元定,谪死道州归葬建阳,赐上州文学,寻改迪功郎(三年七月)。
朱熹,赐谥曰“文”(嘉定二年十二月己巳)。诏追赠朱熹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嘉定三年五月)。
杨简,授秘书郎,知温州,累遣宝谟阁学士。
李道传,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
蔡幼学,“迁中书舍人兼直讲,除刑部侍郎”。
褒录庆元上书“六君子”中,杨宏中、徐范、张衜各循一资,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蒋傅(早亡)诏以束帛赐其家。魏了翁等等都被召用。
二、为因谏止韩侂胄出兵北伐而遭罪的人平反
如原显谟阁直学士杨辅、武学生华岳、知处州徐邦宪、谏议大夫李大异、参知政事张孝伯、知枢密院事费士寅、湖广总领傅伯成、户部尚书赵师睪、知处州徐谊等,一一予以平反与重用。钱象祖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赵师睪任兵部尚书,知临安府;徐邦宪任临安知府;娄机召为吏部侍郎;傅伯成拜左谏议大夫;左迁权吏部侍郎;李大异遣杂学士以旌之;华岳擢第为殿前司同正将(嘉定十四年谋乱伏诛)。
被真德秀称史弥远“以爵禄縻天下士”,众多士大夫“折节营进”的基本上就是上述两部分人。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1.能不能把为这样一些人平反昭雪与重用说成是史弥远耍政治手腕,捞政治资本?
第一,这是政治斗争规律的必然要求。
古往今来,无论是改朝换代或者同一王朝里权力的转换,都要进行一系列人事的变动,“一朝天子一朝臣”。同时也必然要“拨乱反正”,对前一执政者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这不是什么用“爵禄縻天下士”的问题,而是时势的必然。
第二,是史弥远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价值观内在的要求。
史弥远本人出生于理学世家,曾祖父史诏是著名的“八行高士”,祖叔史才是李光荐举的参知政事,因忤秦桧而罢官;父亲史浩与理学家朱熹等交往甚深,史家与理学人士的关系源远流长。正因为史弥远本来就是一个自幼接受道学思想教育的人,这个家与社会上的道学名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史弥远当了宰相后,请这批老儒、老道出来为他出谋献策,共理朝政,完全是情理中的事。这当然壮大了他的政治社会基础,但也不光是捞政治资本,而是治理国家的需要。“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好花总需绿叶扶持的。
2.能不能把这样一些被平反昭雪的人,或不被韩侂胄所用而今给以重用的人,说成是趋炎附势、“折节营进”?
平心而论,一个政治上受过严重伤害与沉重打击人,当他一朝得以重见天日、重赴工作岗位,而且得到提拔重用时,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一般持中间立场的人也会给以同情。只有那些迫害过人家、居心叵测的人,才会说这些人是“折节营进”!
诚然,真德秀既不是“伪学党”人,亦不是曾经反对过韩侂胄冒险出兵而受排挤的人。在韩侂胄时代他没有受到过压制,在庆元党案中没有他,韩侂胄出兵北伐前后他也没有表过态。他从庆元五年中进士以来,一路顺风。从真德秀《行状》看,他与韩侂胄专权时的宰相陈自强关系不错。韩侂胄被诛时他已由南剑州判官升为太学正。韩侂胄被诛后,他一再表态坚决拥护诛韩与对金议和,是个坚决的反韩派和主和派。
嘉定元年(四月戊午),真德秀为太学博士,主动上书《论和议》,他说:“窃闻权臣(指侂胄)用事,妄开兵端,南北生灵均被其毒,陛下为之旰食焦劳者,二年于兹矣。天启睿谋,迄殄元恶,寻盟继好,休息有期,岂非天下之福哉!”
“臣观昨者窜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万里咸服英断,而敌国亦竦然易视矣。”
召对时真德秀又说:“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
在为“伪党学”平反昭雪问题上,他亦积极支持,召对时说:侂胄对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正因他对宁宗和史弥远跟得很紧,年纪又轻(比史弥远小十岁)又有学问,所以深得宁宗和史弥远的信任,仕途上一路顺风:嘉定元年(1208)迁博士、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不久又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直;三年(1210)遣秘书郎;四年(1211)遣著作佐郎,史弥远还想破格提拢,“宰相将用德秀,会言官触之,德秀力辞”;五年(1212)迁军器少监,升权直;六年(1213)迁起居舍人。
在此过程中,他还得到了史弥远的保护。尽管同僚中有人对他不满,史弥远还是委任他为赴金贺金主即位的使者(嘉定六年十月戊申)。担任这个职使的人一般都进入“国门”。史弥远对真德秀深信不疑。一个如此受史弥远重用的人,怎么会说史弥远“用爵禄笼天下士”呢?他在七年(1214)七月对刘爚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说“时相(史弥远)方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显然,真德秀是在唆使刘爚离开朝政。但刘爚没有离开,他没权欲,他是诚心诚意地协助史弥远的,直到第三年(1217)去世。
其实,真德秀只是想唆使刘爚离开,而他自己却直接从宁宗那里讨了个官差:到江东任“计度转运副使”。他自己也感恩地说:“蒙陛下选擢,将漕江东。”所以真德秀的真正用意是使刘爚离开朝政之后,一则拆了史弥远的台,使他失去得力的高参与干将;二则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攻击史弥远排斥老儒的口实,一箭双雕。
更令人费解的是,真德秀一方面反对史弥远用“爵禄縻天下士”,而另一方面却向宁宗进言国家该用“爵禄縻天下士”。嘉定九年(1216)十二月,他给宁宗的奏书里说:“国家平时不爱名器、爵禄,以宠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见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