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建设是任何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风貌与社会稳定，关系到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所以历代的统治者对这个问题都十分注意。作为一个“独相”二十六年的执政者，史弥远当然亦不例外。
《宋史·史弥远传》对史弥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举措与功绩一字不提，近来更有人全盘否定史弥远，说他“对国家大事，毫无建树”。其实历史的真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由于文化教育建设包含的内容太广泛，这里我仅从“兼容并包，尊道隆儒崇佛”的角度，列举一些事实来看史弥远在文化教育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尊孔读经，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宋代的文化教育，包括宗教文化，自宋太祖开始就采取儒、释、道“三教”兼容的政策，既优礼儒士，又崇尚道教，又崇尚佛教，利用宗教宣扬的“神权”巩固“政权”。宋高宗南渡之后，继续采取三教并存、兼容并包的政策，把儒学、道学、佛学作为国家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内容。但这条“国策”的重点还是倡导儒学，兴学设教，培养人才，科举取士。
在崇尚儒学方面，史弥远在任相期间，不但在人事组织上为“伪道学党人”平反昭雪；在政治上褒表老儒，褒赠已故的道学名流，爵禄孔氏后裔；而且在学术上宣传朱熹的《四书集注》，并将它列为全国各书院的教材，把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全国各地书院共同遵守的规范，从而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和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白鹿洞书院揭示》而言，其主张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为学之序”；以及“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读书则究其理，行己则践其迹”的知行统一精神等等，七百多年来一直引导着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不少学校仍把其中的一些论断作为办学的座右铭。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史弥远尊孔读经、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一事，对社会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正面的，它使南宋社会大兴读书之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子，为南宋朝廷的文官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过分强调“文治”，他也忽视了人才培养与使用上的文武并重，结果产生了“重文轻武”，甚至“重文抑武”的思想倾向。而这种错误倾向一旦被主宰全局的“皇上”所认同与提倡，势必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里有两条史料很值得人们深思。
1.理宗宝庆二年（1226），当时理宗才二十二岁，说：“朕观成周之制，宫中宿卫尽用士大夫，使人君目见正人，耳闻正论，所以为进德之基。西汉去古未远，尚有成周遗意，使人君得亲近士大夫，真良规也。”
宫中的卫士用“士大夫”，而不用“武士”，因为只有“士大夫”才是“正人”“正论”，这理论实在不可理解。看理宗糊涂到什么地步！当时史弥远是辅政的宰相，理宗这种糊涂思想的产生他有一定的责任。
2.理宗淳祐二年（1242），当时理宗已三十八岁，史弥远逝世后九年，五月己亥，淮东安抚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言：“方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则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为一，勿令偏重，偏则必激，非国之福。”
余玠这个奏言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应该说这与当年史弥远任相时期诸多“老儒”对理宗的教导有关。诚如余玠所说，当时社会把一切从“戎”的人，不管他来自名门望族的有识之士，或来自“三考”出身的儒学名流，抑或来自乡村的英雄豪杰，一概都看成“大老粗”，看成是樊哙这样的“牧猪之奴”。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个社会如果对从武之人如此鄙视，又有谁愿意练武从戎呢？假如说当时史弥远在国策上提出文武并重，在全社会提倡“学而优则仕”的同时，也提倡“武而优则仕”，倡导尚武精神，从县里的“尉”官（武官）至中央的“兵部尚书”一律由懂“武”的人担任，南宋的军事力量也许不会是那个样子。历史表明：史弥远逝世时（1223），南宋的版图完整无缺，而理宗逝世时（1264）淮南地区已沦陷于蒙古。从住户数和人口数看，史弥远任相时，宁宗嘉定十五年，有户12669310，人口28325070，而理宗逝世时住户与人口已锐减至不到一半。据《宋史》记载：其时，“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有户5696989，人口13026532”，减少6972788户，人口15298539人。
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儒学界过分宣扬尊孔读经、“重文轻武”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崇尚佛学，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南宋时佛教盛行，主要集中在福建和江浙地区，寺院和僧侣的数量占天下之半。尤其是福建，家有三个男人就有一个或两个出家，寺院和僧侣的数量居全国之冠。两浙路的寺院和僧侣的数量虽不如福建那么多，但寺院也超过2200多座，其中，仅临安、台州、庆元三地就超过1300座。都城临安府有671座、庆元府（宁波）276座、台州396座，无愧为“东南佛国”。
佛教的寺院因僧侣修持的方式不同而分为禅寺（禅院）、教寺（教院）。禅宗各派的僧侣以修持定禅为主，其寺院称禅寺或禅院；天台、慈恩、华严诸宗的僧侣以研习佛教经典和阐扬佛教义理为主，其寺院称教寺或教院。
为了加强对全国寺院和僧侣的管理，据宋濂《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记载，宰相史弥远于嘉定年间（1208-1224）奏请宁宗分别将十五座著名的禅院和15座著名的教院按等级定为“五山十刹”，即临安的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临安的中竺，湖州的道坊，温州的江心，金华的双林，宁波的雪窦，台州的国清，福州的雪峰，建康的灵谷，苏州的万寿、虎丘为禅院十刹。临安的上竺、下竺，温州的能仁，宁波的白莲（缺一）等寺为教院五山。钱塘的集庆、演福，湖州的慈感，宁波的宝陀（舟山普陀山，又叫梅岑山），绍兴的湖心，苏州的大善北寺，松江的延庆，建康的瓦棺为教院十刹。
上述“五山十刹”为皇家管理的寺院，禅寺中以都城的径山能仁禅院为“东南第一”，教寺中以都城的上天竺为第一。由于史弥远的支持，源出“四明三家”广智系的善月入主上天竺。宁宗下诏规定上天竺“永作天台教寺”，“蠲免租役”，因此成了南宋第一教寺。
宁波境内除了皇家管理的几大寺院外，还有规模比天童寺还大的大慈禅寺。
据宁波杨古城、曹厚德、仇国华等先生近年来考察研究的结果：位于宁波鄞县东钱湖福泉山的大慈禅寺原是著名的六朝古刹，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9），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重建，宁宗嘉定十三年（1120）丞相史弥远葬母于此山后，把大慈寺改建为功德寺，宁宗特赐“教忠报国寺”匾额。该寺佛堂前的建筑面积大约有一万一千平方米左右，禅房约五百余间。寺前建有占地千亩的“万功池”和高三丈的七座石塔，有“天童寺七塔，不及大慈寺一塔”之说。该寺天王殿的柱磉石，长宽各一百二十厘米，比天童寺的柱磉石大十厘米。当年殿宇恢宏，僧众上千，有香火田一万三千八百亩，弥远聘请了禅宗大师笑翁妙堪为住持，有“千年甲刹”之称。
当时，佛教不但对国人影响很大，而且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南宋的佛教对近邻高丽和日本的影响很深。史弥远任相期间，中日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达到鼎盛。据史载：北宋时期，日本入宋僧人有二十二人，南宋期间（1163-1279）日本僧人入宋竟有一百二十多人（一说一百零九人），因此在日本也兴起“五山文化”。宁波的大慈寺虽不列入“五山十刹”，但由于宰相史弥远的特殊政治地位，其影响也很大。
下面是南宋时期中日佛学文化交流的几个典型事例：
1.荣西，于孝宗乾道四年（1168）入宋，历访天台、阿育王等山；淳熙十四年（1187）再次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1191年回国后提倡禅宗，在筑前建立报恩寺，又在博多（今福冈市）开设圣福寺。1193年派人将许多优质木材从日本运到明州（宁波），重修已破旧不堪的天童千佛阁，后来又于京都修建建仁寺；镰仓建寿福寺，创日本临济宗，为日本禅宗始祖。
2.俊芿，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入宋，历访天台山、径山、下天竺、雪窦、会稽等名山，在宋十三年，于嘉定四年（1211）回国，在京都创立泉涌寺，为开山祖师。
3.净业，日本律宗名僧，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理宗赐号“忍律法师”，在宋十五年，绍定元年（1228）回国后于京都开创戒光寺，与泉涌寺并峙。
4.道元，荣西再传弟子，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阿育王、天童山、学曹洞宗奥义，与大慈寺笑翁妙堪切磋佛法，在宋五年后回国，在深草创兴圣寺，在越前建立永平寺，创日本曹洞宗，为永平开山祖师，认天童寺为祖庭。
5.日本高僧寂岩禅了入宋，参谒大慈寺的大川普济大师，回国后为弘扬禅宗文化编写了“兀庵和尚语录”。
6.史弥远逝世后，大慈寺继续发挥其国际佛学交流的巨大作用。如理宗宝祐元年，日本寒岩义伊和尚入宋，在宋学佛达十五年，他非常仰慕大慈禅寺的建筑，回国后在肥后（今日本九州熊本）仿建了大慈寺，并将其定名为大慈禅寺，尊宁波大慈禅寺为“祖庭”。
7.理宗史嵩之任相时期，中国高僧无学祖元大师在大慈寺学佛，七年后应邀去日本，成为日本镰仓圆觉寺开山祖师，赠号“佛光国师”。
8.度宗时期（1265-1274），日本高僧佛智大通禅师在南宋学法达十年之久，回国后在九州东部日向仿建了大慈禅寺，佛智大通禅师成了日本大慈禅寺的开山祖师。
上述事实表明，由于史弥远自己笃信佛教，同时又是宰相，所以他在建立五山十刹佛教管理体制、促进南宋佛教“五山文化”的发展与中日佛学文化的交流方面功不可没。作为“千年一刹”的大慈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
史弥远任相期间在“崇道隆儒”方面的具体举措：
1.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己巳，赐朱熹谥曰“文”。
2.嘉定三年（1210）三月庚子，赐彭龟年谥曰“忠肃”。
3.嘉定三年（1210）五月，诏追赠朱熹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门人蔡元定特赠迪功郎。
4.该年著作郎仲贯府转对，请追爵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列于从祀，未能行。
5.嘉定八年（1215）八月己丑，赐张栻谥曰“宣”。
6.嘉定九年（1216）正月乙丑，赐吕祖谦谥曰“成”。
7.嘉定十七年（1224）春正月戊戌朔，诏补先圣裔孔元用为通直郎，录程式颐后。
8.在理宗即位之初，马上打出崇道的旗号。理宗于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嗣帝位，九月乙亥就“诏褒表老儒”。己卯，“诏以先圣四十九代孙行可为迪功郎，授制、司、簿、尉”。
9.宝庆元年（1225）八月壬子，道学家张九成赠太师，追封崇国公，谥“文忠”。甲寅，以道学家程颐四世孙程源为籍田令。
10.宝庆二年（1226）春正月癸亥，录道学家张九成、吕祖谦、张栻、陆九渊子孙官各有差。
11.宝庆二年（1226）六月壬寅，诏以孔子五十二代孙万春袭封衍圣公。
12.宝庆三年（1227）正月己巳，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型，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13.宝庆三年（1227）十二月庚申，诏录用孔子四十九代孙灿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