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总有一些奇妙的痒处，可惜在山重水远的异国够不着。
今晚，我终于触到一处，盛暑夜晚，弄堂深处，远离繁华的寂寥一角。
老地方，一盏维持着小家子气的路灯，微弱的光下，我居然老远认出她来。她依旧保持着马路乘凉的习惯，安闲地坐着。一身软软的香云纱，无袖短衣加长裤，虽分辨不出颜色，但让我想起“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古典境界。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竹椅似曾相识，怪不得泛出那么深厚的橘黄。
我在迟疑，忙着在脑海拼凑得体的问候话。
80岁的她，却在昏暗中向我打招呼：“你回来啦？”声音依旧尖亮，像在厨房一个不小心，把钢精锅摔在水泥地板上。我一惊，缩了一脚。
“是的。”我面对着她。她语气平淡得叫我失望，我好像不是远客，而是每天从她门前经过的买菜大嫂。她的眼光有点奇特，正对着我，却不在看我，而在注视另一重时空。所以，我断定，她看不见我充满今昔之感的脸。
“是去美国吧？”她问。“嗯。”我说。“大龙知道会开心的。”她说完，把手里的扇子搁在膝盖，发出一声长叹。
沉默。我抬头，被弄堂挤成窄窄一条的天穹，成了繁星的河床。
我一开始就预计她要提到早逝的儿子，但想不到会这么直接，而且一下子把我牵扯进去。我找不到说辞，手不知往哪放。
几个在附近乘凉的妇女本来就好奇，看到这一幕，更来了劲，悄悄议论开了。她转过头对她们说：“记得不？隔壁弄堂六号的小姑娘，我家大龙的好朋友。”
“大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忌讳，能言善道的弄堂女人，都尴尬起来，又陷于沉默。几分钟以后，终于有一个大着胆，有点勉强地笑道：“阿婆你老糊涂啦，这位妹妹最多30岁，你家大龙要是也四十好几。那个时候，小妹妹你10岁不到，是不？”我点点头，蹲下靠在竹椅旁，像小时候听她讲故事一样贴在她耳畔说：“阿婆，我常梦见大龙哥哥。”声音低得像蚊子一样嗡嗡。
阿婆当然听不见，大声地自言自语：“是啊，是啊，囡囡小时候就是嗲妹妹。喜欢我们大龙，我们大龙也喜欢她！”弄堂的灯光一下子朦胧起来，乘凉的女人成了幢幢影子，原来眼里涌出了泪水。
我的声音发颤，大声问：“阿婆，你都知道？”她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家大龙，俊气，一身栗子肉，听话，老实，孝顺老人。”旁边的女人，都不插话，很扫兴似的，找个借口，相继拿起板凳离去。
没有人发觉我的忧伤，即使发觉，谁会在乎？弄堂里，只剩下我和她。她不再说话，是乏了，还是在记忆的死胡同里出不来？我问阿婆，你还住对面的汽车间，没拆迁啊？她摇头：“拆迁干啥，住了一辈子，我们大龙的衣服，还留着。”
时光倒流25年，她是这里的居委会主任，也就是民间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听说在“文革”中风光一时。她生下三个女儿，不甘心，咬牙一搏，第四胎才是男的大龙，当然不敢再超生，大龙是她夫妻百般宠爱的独子。
大龙长大后，英俊健美，书没读多少，早早进了近郊的钢铁厂，仗着根正苗红，得到提拔，前途看好。大龙每次骑自行车进出，总吸引住弄堂女人们的眼光，虽然大龙一家住在弄堂最蹩脚的汽车间。大龙是母亲的骄傲，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大龙身上。
20世纪70年代末，我作为小学的课外活动积极分子，而这位居委会主任担任校外辅导员，我自然常常上门和她联系。进了她家，看到大龙，慢慢熟了。后来我去她家，不再是找她，而是去看大龙。那时我10岁，娃娃和哥哥一起玩，他在街上给我买过几次冰砖，还送给我一对红蝴蝶结，这都被她侦察到，还一辈子放在心上。
一个可怕的夜晚，大上海无来由地刮起人造“台风”─在言必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最恐怖的灭罪运动，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大龙被捕，据说因为参与盗窃钢材，小小居委会主任罩他不住。很快听到弄堂里的老资格干部说：“刮12级台风期间抓的，常常是……”言下是：性命堪虞。
果然，法院的判刑布告贴在居委会的公告栏上，大龙榜上有名，名字被打上要命的红大叉，没几天，我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大龙的爸爸，红肿着眼睛，捧着一只小小木盒回家。她没在旁边，听说在家病得起不来。我尾随着这个可怜的男人，一路上，没见谁宽慰他一句，倒是在路口捡垃圾的老婆婆趁旁边没人，喊了声：“侬勿要难过。”他含泪点头，带着比哭还难看的苦笑。
那天我马上长大了，因为懂得万箭穿心的滋味。
后来，她病好，出门走动了，走路却歪歪斜斜的，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人们并不认为她有什么不正常，人不是会老的吗？老就是这样子，其实，算来才五十多。谁也想不到，弄堂的居民中，数她最长寿。冬青树落下许多茬黄叶，许许多多老人离开人世，她的老公早早撒手了，她却还在眼下的夏天，悠悠然地乘凉。
蟋蟀在叫，窗棂映着的奶黄色灯光次第熄灭，夜深了。她突然惊醒过来，紧盯着我，逼问：“囡囡，你能见到我家大龙吗？”我无言。
尘归尘，土归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