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是世界级的说客和谈判大师。
2005年第16期《中外文稿》登了他这样一则逸闻。基辛格为一个穷农民的儿子物色了个儿媳妇——欧洲最有名望的银行家罗斯切尔德的女儿。基辛格找到老罗说：“我为你女儿找到一个万里挑一的好丈夫，这个小伙子可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基辛格又去找世界银行行长说：“我给你找了位副行长。这位年轻人是罗斯切尔德的女婿。”于是，世界银行行长欣然同意。基辛格就这样让时间错位地来回介绍，把个农民的儿子变成了美国金融巨头的乘龙快婿。
你说这个基辛格有多能啊！
然而，可能谁也难以想象，就是这位基辛格给我——一个中国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时间错位的艰难，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3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我却已经被迫害得熬不住了。我有两个孩子已先后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在我所待的那个地方一个搞极左的生产队长老罗却不准我的孩子上学，理由是“地主崽子书念多了，就会欺负贫下中农”，一定要她们给队上放牛。
而我之所以会下放到那个地方，却是因为银川某单位稼祸于我的一起冤假错案。我得要跟时间赛跑，要马上回银川去找那个迫害我的原单位落实政策。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孩子上学的问题才能解决。
那是1973年的3月13日，我要买一张从江西上饶经北京再到银川去的车票，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要想落实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上访，找到国务院信访办，争取见到周总理。光是指靠那个害了你的单位落实政策，怕是门儿也没有。”那时候全国乱套了，全国人民大小事情就爱找周总理。可上饶车站的售票员就不让我买到北京的车票。从福州开往北京的特快马上就要进站了，我也来不及讲道理，只好匆匆地买了一张到金华的车票上车，准备到车上再补票。
谁知找到列车长补票时又遭刁难，他上下打量我，不给补票，不说缘由而是采取措施，在列车到达金华时，由两名乘警把我押送下车。这到底是咋的一回事呢？
在金华站我再次要求买去北京的车票时，那售票员才告诉了我实情：上面有通知，北京来了个美国客人基辛格，这两天你不能去北京。
这太荒唐了。“为什么？”我愤愤地问她。“不为什么，看你样子大概是上访的吧。”
“你别管我干什么。来了个美国客人基辛格就不让百姓进京，你不觉得这事太可笑了吗？”
金华站售票员不作解答，她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最终我只好又买了一张到金华前一站诸暨的车票上车。至此我似已得到点经验教训，车上的乘客如同拥挤的沙丁鱼，我就再也不敢补票就这样一直站到了北京。下车时我夹入了一群河南人的队伍，我看那些人象是叫化子，是普希金笔下的漫游欧洲胆大包天的茨冈，我想这些人肯定也没有票，一问果不如是，我向他们讨教怎样出得了北京车站大门，让车站查出来咋办？“茨冈”们笑话我，说他们管饭呀。果不其然，我就这样跟随着“茨冈”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北京车站。
我路过北京要办两件事：一是访问我到银川以前的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讨教落实政策的具体办法。老朋友老同志听了我的故事以后感慨万千，都说我的历难简直是荒谬绝伦，其实是啥问题也不存在。我原来的团委书记龙世辉告诉我，此事若让他来处理，最多两星期即可解决。但若遇上个刁难的主怕是也会把人难死哩。
他们建议我去找冯雪峰，我就是冯雪峰错划右派问题被株连下放银川的，说雪峰兴许认识宁夏的领导，让其写个条就可解决。我当时的情况很狼狈，没脸去见雪峰，更怕增添他的麻烦。
二是上访，找国务院信访办。朋友们指点的几个地点我都去了，由于基辛格来访却没有一个接待点开门上班。
我就这样上访无果地去了银川。不出北京朋友预料，单位领导要是刁难起来也会把人拖死哩。是的，我被拖到了1982年才落实政策归队到宁夏文联，其时我已50岁了。
基辛格博士，中国人的爱面子绝非一般，是你来了才影响我上访无门。我至今还在想这件事，如果当时我能讨得国务院的一张纸条，那么，落实我的政策进程就将大大加快。
2006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