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轻税政策并未降低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
国家以税收方式汲取部分农业剩余，是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一种基本方式。其积累额就是农业各税中农业税、牧业税、农牧税附加、农林特产税和向农民征收的耕地占用税的税收总额。
农业以税收方式提供积累的变化趋势是：1952~1985年平均每年收税1101万元，除个别年份外数量基本稳定，然后明显增加，从1986年的2543万元增加到1995年的4853万元。农业税收占宁夏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1952年为52.3%，1961年为30.9%，1970年为18.1%，1985年为4.4%，1995年仅回升到6.1%。但因为宁夏是工业不发达地区，农业税的地位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52~1995年农业各税积累额约为7.4亿元，在三种方式中占12.1%。
农业各税中以农牧税及其附加为主。农业税的课征对象是农业总收入，一般直接征收实物，俗称公粮。我国农业税长期实行稳定负担、减轻税赋的政策，至今没再进行查田定产。农业税计征的主要依据中除税额外，其他如耕地面积、常年产量和税率都严重不实，实际上变成了包税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1年大幅度调减了农业税。宁夏农业税任务从每年近12万吨小麦减少到4万多吨，长期基本未变。由于农业税收量稳定，而农业生产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使得农业税负担太轻，不利于国家集中资金和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宁夏1958年农业税人均负担64.75公斤，亩均负担8.17公斤，负担率为15.8%。至1995年减少为人均负担10.76公斤，亩均负担3.33公斤，负担率仅为1.99%。作为少数民族和边远半农半牧区，国家对宁夏的牧业税政策也是减轻税负，个别年份还停征，1995年牧业税任务为150万元。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商品经济发展，农业税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主要是征收范围局限在种植业，集中于产粮区，实际税负轻重不均。永宁、贺兰等农业区人均负担多，银南各县亩均负担高，山区和石嘴山工业区负担率相对并不低。针对农村多种经营发展的形势，1987年国家开征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1995年，宁夏实际征收农业税3569万元，牧业税177万元，农牧税附加459万元，农林特产税552万元，农民交纳的耕地占用税96万元，总计4853万元。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负担13元，占农民纯收入的1.25%。
然而，减轻农税的政策并未降低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只不过是国家适应形势而变换积累方式，改“明拿”（税收）为“暗拿”（剪刀差），从而更多地来积累资金。
（二）剪刀差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
剪刀差就是在工农业产品的长期交换中，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的不平等交换关系。根据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的原理，采用公认的可比劳动力法来计算比值剪刀差。
宁夏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
1952~1957年为萌芽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急剧缩小，而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建设掀起高潮。为了解决农产品供给短缺问题，国家不得不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派购制度，从农业中汲取积累并不是初衷。宁夏剪刀差幅从67.46%降低到-19.96%，剪刀差贡奉额仅有15万元。虽然逆剪刀差说明国家从工业部门拿出资金来发展农业，但是计划体制的实行已经为滋生新的剪刀差创造了条件。
1958~1965年为凸现阶段。由于“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使我国市场紧张。农产品市场价格飞涨，与牌价差距较大。剪刀差猛然扩大，直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才有所回缩。剪刀差幅从1958年的16.83%扩大到1960年的82.42%，又缩至1965年的44.32%，剪刀差贡奉额累积为1.36亿元。
1966~1976年为扩大阶段。“文革”冲击了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物价冻结。粮食收购价格连续12年没有提高，而农业生产资料用量增加。剪刀差幅从1966年的25.11%扩大到1976年的45.82%，几乎呈直线增势，其贡奉额为4.82亿元。
1977~1988年为降幅阶段。联产承包变革、农产品提价、交换市场化和农村工业化是剪刀差缩小的主要原因，剪刀差幅从64.7%下降到15.74%，其贡奉额累积为11.89亿元。
1989~1993年为反弹阶段。由于全国性的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治理整顿时农产品价格受到抑制。1992年后工农产品比价严重不合理，农业物质消耗剧增而经济效益下降。剪刀差幅从30.63%扩大到34.72%，贡奉额累积为16.53亿元。
1994~1995年，我国财税、金融、价格、外汇、外贸等体制改革政策陆续出台，农产品市场价格及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使农民受益很多，但也诱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剪刀差幅先降后升，两年分别为23.76%、34.51%，贡奉额为9.37亿元。1952~1995年宁夏剪刀差贡奉额总量为43.96亿元，占农业三种积累额的72.1%，剪刀差为最主要的积累方式。
在40多年中，剪刀差运行机制有两个转变。一是从工业型向农业型转变，即1952~1968年除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外，剪刀差幅主要是由农村工业品价格与价值扭曲造成的，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幅度从59.33%降低到25.3%，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幅度从3.13%扩大到24.92%（1960年为43.73%）。1969~1995年则相反，剪刀差幅主要是由农产品价格与价值扭曲造成的，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幅度从30.32%下降到27.28%，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幅度从27.2%下降到7.23%，“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转折点。这种转变可能是因为起初工业品供给能力较差而物以稀为贵，而主要农产品却关系国计民生至今仍然未能摆脱计划的影响。二是从高幅型向高额型转变，即1978年以前主要是通过扩大剪刀差幅来增加贡奉，以后剪刀差幅虽然缩小了，但是这样可以增加农产品供给能力和农村工业品的购买力，在剪刀差机制没有消失之前，贡奉额随着城乡工农产品交换的范围、数量扩大而增加。1995年，单位剪刀差幅（1%）所获取的贡奉额为1785万元，比1978年的122万元增长13.6倍，比1952年的5.29万元增长336.3倍。1995年剪刀差幅仅是1978年的63.2%，但贡奉额却是1978年的9.3倍。农民的剪刀差贡奉并没有随差幅缩小而减少，反而负担加重。按农业人口计算的人均剪刀差贡奉额，1952年为2.72元，1965年为10.48元，973年为20.66元，1983年为33.40元，1989年为83.59元，1995年为164.4元。应该注意剪刀差的这种变化。
（三）储蓄方式作用增强体现新型的工农关系
农业通过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是指农民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扣除其贷款后的余额，能够被工业生产者借贷并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资资金。这是一种资金有偿、自愿转移的行为。我们用农村信用社农户存款余额增量与集体农业存款余额增量之和作为存款的测度，以农村信用社农民贷款余额增量与集体农业贷款余额增量之和作为其贷款的测度。这里由于资料所限，忽略了农民购买政府国库券及企业债券、股票等数量较少的资金转移，也未能包括农民在信用社以外的银行储蓄，并忽略了农业贷款转作非农业用途因素。所以，肯定低估了储蓄方式汲取农业剩余的数量。
在这里由于考察的是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资金流转关系，故农业存款和贷款额中未包括集体及农户乡镇企业的存贷数量。所以农业剩余除了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外，还有农村内部农业向乡镇企业的流动。
宁夏农业剩余转移数量的特点是：20世纪50~60年代因经济落后，农业存贷水平均比较低，农民通过减存增贷反而从国家净获得了一些农业发展资金，至70年代农业存款才有所增加。1952~1977年，农业存款余额增量为5142万元，贷款余额增量为6040万元，逆流转898万元。1980年以来农业储蓄信贷水平大幅度提高，表明农业剩余增加和资金需求增旺。除个别年份如1984年、1985年、1988年和1993年贷款剧增外，一般农业储蓄都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尤其是1994~1995年，受农产品涨价影响，农民储蓄存款激增而农业贷款锐减，使农业剩余转移加剧。1978~1995年，农业存款余额增加15.9亿元，贷款余额增加6.1亿元，农业剩余转移数量高达9.8亿元。1952~1993年，储蓄信贷年度间变异较大，农业以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为三种积累的0.5%，但是比例逐期增大。
随着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储蓄方式对转移农业剩余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种农业提供资金积累的方式由强制向自愿、由无偿向有偿的转变，是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更体现了新型的工农关系。
总之，1952～1995年，宁夏农业通过三种方式向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约为61亿元，其中改革前贡奉额9.7亿元，改革后提供51.3亿元。这些资金对宁夏迅速建立起一定的工业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农业的贡献，就没有工业化今天的水平。然而，农业提供的积累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所占比重长期呈下降的趋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90年代又有所回升。总体来讲约占15.1%。这一比例仅是全国水平（约为33.3%）的一半。这可能与宁夏经济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支持及其重工业型结构有关。
值得说明的是，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将部分取之于民的农业剩余又还之于民。农业资金积累总量减去财政直接支援农业生产支出（23.6亿元），就是农业部门的资金净流出量，1952～1995年约为37.4亿元，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9.3%，这部分资金是无偿从农业中汲取的。国家还通过农林水气事业以支援农业生产。1952年以来宁夏财政直接与间接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约为53.3亿元，总体上仍然低于农业提供的积累数量7.7亿元。除1960～1963年和1978～1988年国家对农业的扶持相对较大之外，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无可置疑。
测算与研究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问题，是为了在准确地估价农业或农民作出的贡献的同时，更充分地认识这种资金外流及其贡奉方式对农业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利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在农产品短缺时期采用剪刀差方式，主要是其能够以低价收购和掌握粮食与重要的经济作物，又能够因其隐蔽性而稳定社会；减轻农业税收并采取征实方式是相应的政策调整。而现在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后，农产品商品率较高，剪刀差幅虽然缩小，但是贡奉额却剧增。由于剪刀差方式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统派购制度往往遭到农民强烈反对，国家不得不宣布取消剪刀差积累机制。作为过渡采用“双轨制”，虽然逐步扩大了市场交换份额，但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外，剪刀差积累机制及其组织功能已经大大弱化，其贡奉已经不一定完全被政府获得。同时，由于农业比较利益较低，农业剩余一般趋于通过投资和储蓄流向非农产业。国家应该采取财政、信贷政策和农业保护、支持政策，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农林水气部门体制，提高其工作效率，也是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
四、缩小剪刀差的思考
总之，剪刀差方式已经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剪刀差问题也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城乡改革之焦点。
（一）价格的扭曲造成了经济信息的失真
农副产品本来凝结了比价格更大的社会价值，但只能按计划价格来为农业生产分配资源，这使农业资金流失，农业长期维系在简单再生产水平上。例如：1978年，宁夏国民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9964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6641万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28.8倍和6.1倍，而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为28893万元，仅增长60.8%。1978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116元，比1964年仅增加11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就是靠牺牲农民利益和国家的支持，宁夏才迅速建立起了一定的工业体系，特别是资金密集的重工业。在1952～1978年20多年间，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88.9%下降到27.4%；轻工业因农产品供给的短缺和低消费政策的压抑，发展较缓，但比重仍然从10.1%上升到17.6%；而重工业比重竟从1%上升到55%，这在宁夏这样一个资金缺乏、基础薄弱的地方确实是不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