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缩小剪刀差可以增加农产品供给能力和农村工业品的购买力
在剪刀差机制没有消失之前，贡奉额随着城乡工农产品交换的范围、数量扩大而增加。在农业提供的积累额中，1952～1977年为9.60亿元，占20.9%；1978～1988年为12.57亿元，占27.36%；1989～1994年为23.77亿元，占51.74%。按农业人口计算的人均剪刀差贡奉额1952年为2.72元，1965年为10.48元，1973年为20.66元，1983年为33.40元，1989年为83.59元，1993年为114.64元，1994年为86.89元。1994年，单位剪刀差幅（1%）所获取的贡奉额为1351万元，比1978年的122万元增长10倍。1994年剪刀差幅仅为1978年的43.5%，但贡奉额却是1978年的4.8倍。农民的贡奉额并没有随剪刀差幅缩小而减少。为了消除涨价因素对近期贡奉额的放大作用，我们计算了剪刀差贡奉额占同期国民收入积累额的比重，结果是：1952～1957年为0.05%，1958～1969年为11.68%，1970～1977年为14.55%，1978～1988年为11.28%，1989～1994年为11.08%，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剪刀差负担水平与20世纪60年代相差不多，低于70年代，但远远高于50年代。
（三）农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政府通过调控促使剪刀差缩小
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价格改革和体制改革，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已经更多地由市场来调节，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物质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对价格形成影响增大，政府除了宏观调控外，仅对极少数重要产品定价。而且供销社、粮食局已经企业化，剪刀差积累机制大大弱化。贡奉额虽然剧增，但最终转化成财政收入的并不多，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亦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联产承包变革以后，农民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家庭投资倾向于多种经营和非农化，以追求收入极大化，定购任务越来越难以完成。虽然农产品低价格水平体现的城乡利益格局只有通过制度组织创新才能最终被打破，流通体制还须继续改革，但剪刀差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农产品低价格问题，而是其高价值问题。“调”和“放”等调节手段的应用空间、效果越来越有限。应该是抑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快增长，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趋于合理。
（四）农产品高价值量的问题只有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解决
人多地少的现实形成了中国兼业化农业的显著特征。大量难以转移出去的富余劳动力本身就是低效率的因素，而这些以季节性为主的剩余劳动力，其兼营非农产业所获报酬又使农业的人工成本攀比提高。在人口压力下，劣等地和边远地得以开发利用，土地生产率当然很低。且作为生活保障的耕地只有以大体平均的福利性分配，才能不至于使大部分农民无法生存。靠规模经营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很难迅速普遍实现，只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为前提缓慢进行。传统农业要素的低投入产出率与石油农业要素的工业生产低效率均表现为农业效率的不高。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和低效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比较利益低下所造成的农业积累机制的弱化，均使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徘徊不前。农产品高价值量是我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综合表现，也是剪刀差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解决剪刀差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加大科技投入、实行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但这需要改革土地占用制度，推动农村工业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相配套。这也需要时间。
参考文献
［1］段庆林：《宁夏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研究》，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2］段庆林：《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分析研究———以宁夏为例》，载《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年第5期。
［3］冯海发、李溦：《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4］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宁夏农业税研究
税收制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并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税收制度长期沿用1958年国家颁布的《农业税条例》，1983年开始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农业税逐渐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实际。2000年起从安徽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到2003年在中国内地推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开始，取消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实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2006年1月起全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税经历了轻税、调整到取消的过程。
一、农业税轻税政策的由来
1958年国家正式颁布了新的农业税条例，条例规定我国农业税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以常年应产量作为计算标准，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地方政府可以征收不高于正税14%的附加税。然而，随着工业化建设高潮的掀起，农产品供给出现短缺，国家不得不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派购制度，旨在利用价格的分配功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剩余农产品。加上公社化时期土地集体所有，一平二调，农民负担沉重。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1960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了农村政策。农业税征收工作倾向于征税面窄、免税面宽、税负从轻、办法从简的轻税政策。轻税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1961年我国农业税征税计征指标核减为108亿公斤，比1959年征收任务减少87亿公斤，并将这一征收水平一直稳定到1978年。1979～1983年国家实行起征点制度，全国减免正税和附税共23.65亿公斤。
二是农业税的计征依据主要是耕地而积、常年产量、税率和税额，由于40年来没有再进行过查田定产，除了基本稳定的税额外，其他几项都严重不实，实际上变成了包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收相对比率逐年降低，全国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已经从1952年的12.2%，下降到1995年的3%以下。农业税可以说越来越变得微不足道。
然而，轻税政策并未降低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而剪刀差、集体提留摊派的失控却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
二、剪刀差、提留：农业税的替代物？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然而因其强制性而被农民认为亦是“皇粮”的统购提留，却体现着与税收并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工农产品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的剪刀差政策。为了维护剪刀差机制的有效运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用了农村集体化模式来动员农村经济剩余，并且通过粮食、供销、商业以及其他国营工业部门的利税上缴方式，成功地将农业经济剩余转换成财政收入。经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教训，国家采取了轻税政策，但剪刀差却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冻结物价12年未能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被直线扩大。价格的扭曲造成了经济信息的失真，农业因长期资金流失而维系在简单再生产水平。农村改革以农产品大幅度提价为起点，并在1978～1988年以农产品统购制度的调放结合的改革，缓和了农村分配领域长期积累的矛盾，缩小了剪刀差差幅。然而缩小剪刀差可以增加农产品供给能力和对农村工业品的购买力，在剪刀差机制没有消失之前，剪刀差贡奉额随着城乡工农产品交换的范围、数量扩大而增加。
但剪刀差积累机制却因为农村工业化，农贸市场与城市供销、粮食、外贸等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而大大弱化。剪刀差积累的耗散终于使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显得力不从心，相应减少了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其负效应立即从农业生产上表现出来。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体制复归与1992年国民经济建设过热，均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如果说剪刀差在改革前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原始积累的话，那么改革后，国家维护剪刀差机制的成本越来越大，收益却越来越少。剪刀差方式已经不能代替税收为国家积累资金。部门利益不但侵害了国家收益，更加重了农民负担，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被农民称为“二税”的农村集体公共积累，其前身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以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为主提留的，用于农业生产和集体管理的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基金、生产基金等项扣除，具有较强的生产性。其提留比例在人民公社初期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两个高峰。联产承包变革主要是农村经营体制的转换，在对集体公共积累清算的同时，提留比例降低，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所说的提留，大概包括三项村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项乡统筹（农村教育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上交集体承包任务，还有县乡村各级的集资、摊派等，可谓多方利益、各种性质。家庭经营的分配原则用农民的话说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级差收益成为农村微观分配活动的杠杆。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未能及时规范的集体提留却在各方利益的驱使下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乡村两级的公益事业几乎都要摊派到农民头上；加上集体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致使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感到负担较重，意见较多。1993年，国务院授权农业部宣布取消农村43项达标升级活动、取消37项中央国家机关涉农负担集资基金收费，纠正10种错误收费与管理办法，并规定农民的“二提五统”费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国家“减免”政策规定：“九五”期间农业税率和村提留、乡统筹、提留比例政策稳定不变，按照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将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改为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计提村提留、乡统筹费；并合理确定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提取比例，村提留占提留统筹费的比例应在一半以上；统筹费开支一律不得定比例，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停止审批一切面向农民的新的收费项目；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使集体公共积累的提留行为得以初步规范。
从前述可知，农村公共积累提留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益性的，因为农业税过轻，乡镇政府无法维持其正常运转或进行公益事业，只好授权向农民统筹、集资、摊派。另一部分是地租性的。宪法规定耕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从理论上讲农民应该向集体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正由于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公共性和复杂性，税收和提留的征收均依靠乡村干部一并进行。但提留和摊派与收取者的利益直接挂钩，而国家税收却难以从中获益，往往先费后税，局部利益与国家税收争夺农业剩余。税费混淆，也造成农户对国家税收政策等的对抗情绪。尤其是各种集资摊派和村提留，提取不规范、使用不合理的情况经常发生。应该在政策上进一步明确划分税收与费用的界限和范围。
三、农业税收政策及其缺陷
我国农业税收制度经过四个阶段：1949～1959年以税收为农村宏观分配主体阶段；1960～1982年农业税收随经济发展和改革相对减少的轻税阶段；1983～1999年是农业税税种与实际税率的调整阶段；2000～2005年是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取消阶段。
农业税收政策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税种老化，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1996年全国农民人均税收负担38.13元，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缴纳35.02元，占91.84%，第二、三产业人均仅0.61元和2.5元。以耕地为依据、农产品为对象的传统农业税收政策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实。随着全国耕地面积数据严重不实及各地区间耕地增减情况不一，有的地区有税无地，有的地区有地无税，尤其是宁夏等地区大批新开发耕地已过免税期而一直未能开征农业税，而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建设用地、农民建房用地、乡镇企业和畜牧业用地一直未能减免农业税任务。农业税收征收范围局限于种植业，集中于产粮区，实际税负轻重不均。如宁夏永宁、贺兰等农业区人均负担重，银南各县亩均负担高，贫困山区和石嘴山工业区负担率相对并不低。还有，粮食和经济作物税负水平畸重畸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