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花多，走廊里就摆了近百盆（可能与毛主席1956年对文艺界题词“百花齐放”有关吧）。盆盆棵棵，林林总总，各逞风采。门外风采了室内也想风采，于是各办公室就优中选优地挑，反复比较着挑——名贵的、浪漫的、俏丽的挑出来！往死气沉沉的写字台、沙发、柜子中间一摆，各科室就像从美容店出来的老男老女，青春了，档次了。
新来馆长张英有点不同，她也在写字台上摆了盆花。既非芍药牡丹，又不是茉莉杜鹃，而是一棵三分不值二厘的吊兰。
吊兰，我养过一盆，懒得上肥，懒得浇水，却疯长。种时一株，眨眼十棵。分了送人，有的出于礼貌才捏着鼻子收下，有的干脆直说：“不要，你没看看我那楼上楼下，都满了，挤满了！”
她，一位极讲究的女士，又是单位的老一，咋喜欢这？
说到张英的讲究，在县文化系统可是出了名的。首先是线条好，长得标直溜端，挺挺拔拔的。走起路来高跟鞋嘎嘎地敲着地面，声音脆，节奏紧，叫人一下子就想起了奥运会运动员入场。再者是长得漂亮，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薄嘴唇。笑时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米牙，还特别白，亮闪闪的，耀眼——这些都是自然条件。关键是她爱讲究，从头顶到脚后跟——发型、服装、皮鞋，甚至衣服上的纽扣，没一处不包含着精心设计的味道。所以虽说她都四十出头，却不时有人问：“不该问的，你过三十没有？”
这种形象，这种风格的女士，她的办公室内该放盆君子兰吧？
一天去她办公室，进门我瞅见桌上的吊兰。我调整着心态，尽可能找它可贵处，但左看右看，除了使室内绿绿外，别的确实没看头。真的！我说：“你呀，也弄棵好花。”
“啥叫好花？”
我说：“高级点的。”
“咋算高级？”
“上档次的。”
“别空对空，具体一点。”
我一时“具体”不上来。正想问，进来几个客人，话岔一边了，忙告辞。谁知她忙中偷闲，又笑着来一句：“李作家，啥叫好花？我可是等着答案。”
没救了。看来张馆长对吊兰就像梁山伯对祝英台，死活分不开。
到此为止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何必强求？
她原来在图书馆任馆长，说到明处，那儿业务比较单一。而文化馆——吹拉弹唱，写写画画，专业之多，五花八门。面对的又是全县的三教九流。所以，这里的业务，对张英来说，就不仅是一门新课题了，还是一门艰难的课题。
但是，她很快熟悉了，就像在文化馆干过几十年似的，老练自如，且速度之快，叫人惊奇。我也暗自默谋过，研究过。觉得这与她的第二爱好（第一爱好吊兰）有关：极少蹲办公室。
星期一例行办公会，不说了。从星期一下午开始，你要是能在办公室见到她，就稀罕了。她倒没有乱跑，人还在单位，反正音舞室、书画室、创作室、排练厅……不在这屋就在那屋。也好找，因为她属于那种不会小声说话的人。话音、笑声，都很放开，声音脆亮。在走廊上一站，就能断定她的方位。
一天，我有点事要给她汇报。当时，她正在报刊阅览室拖地，我说：“张馆长，给你提个建议。”
她放下拖布，抹着汗道：“说。”
“你身为领导，得像领导，例如各科室工作，等着听汇报就行了。你却反个过儿，一个一个地找下级，亲自登门了解情况。这就把人弄糊涂了：到底馆长是官啊，还是职工是官？再说现在，这阅览室拖地的事儿，有办公室管着，你掺乎什么？还有好几次来客，涮茶杯、弄开水、泡茶，这都是俺们的事儿，你争的啥……”
我五十多岁了，该退的人，不想巴结谁（说到明处，巴结了也没用），所以以上的话，完全属于实实在在，发自内心，因为很同情她：你为啥要这样累？如果整天这样忙，你还不如当个职工美！
说话时张英一直没吭声，只是静听。回到办公室后，她忽然指着桌上的吊兰，说：“看，开花了。”
是的，两个多月来，不知不觉间，它由单薄的一枝变为四五枝，而且从主枝内抽出了几根匍匐茎，茎静静地下垂，上面闪耀着星星点点的白花。
我急着想接住刚才的话题，她却又问：“我才来时，请教过你一个问题，还记得吗？”
“是不是‘啥叫好花’？”
她笑笑，连连点头道：“不知你想好答案没有？反正我的标准是不讲究！不娇气！却又开花。这才是人世上最好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