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寿，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o·v、吕克玉，浙江义乌县人。和他熟悉的人们无论当面或背后，都亲呢而尊敬地叫他“雪峰同志”或“雪峰”。这个极普通而平凡的称呼，实际上超过了寻常字面的意义和感情，而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寓言作家；领导过“左联”的各种活动；与鲁迅有不寻常的关系；并且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家。他的理论、著作和生平重要事迹，都为当代文艺界所熟知，用不着我再赘述，这里只想谈谈我与他个人交往、同事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岁月里的一些观察和感受，作为对这位年尊望重的长者的纪念。
他去世快20年了，经常想写一点什么纪念他；仅在他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写过一篇四言体的挽诗，诗很短，为他的不幸遭际感到不平，未及其他。我想，这是不够的。但每次提笔，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一直拖到现在——我准备写的《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纪念性的文章），二十来位师友，差不多都写完，并多已在台湾和大陆发表过，可能编印成一本册子的时候，惟独多次想写而未写出的敬爱的雪峰同志，尚未在自纸上变成黑宇，真有点对不起他，说不过去！于是，在每天多次服各种药物的情况下，勉强执笔写下几行程不显眼、不值一提的小事，聊抒对他的怀念之情。
说来很惭愧，因为我一向搞中国古典文学，钻故纸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各高校教书，对于当今新文学界的人物很生疏，除了读过几位大文豪如鲁迅、茅盾等人的名作以外，其余的许多作家、作品和新文坛的许多活动，都很隔阂、模糊、不甚了了。同样，对冯雪峰同志的大名，也是在解放前后才渐渐清楚的。大约在一九五二年冬，我在《文艺报》上看到雪峰写的讨论《水浒》的文章，知道他是该报的主编，但不知他还兼任人民文学出版杜社长。对那篇文章谈了自己的一些粗浅意见，并附带谈了我对整理中国文学名著如《水浒》、《三国》之类作品的看法，作为一个读者，把意见寄到该报。没想到不久就接到他的亲笔回信。除了简单谈到《水浒》一文外，并着重地询问我的工作、写作等情况，还嘱告要我回信。回信告诉他，我一向在大学教书，目前正写完一本关于元曲研究的小册子。因为图书馆还未完全开放，许多书不借出阅览，许多材料没有看到，只能草草完工，等以后条件好了再深入研究、完成。很快，又得到他的来信，要我把那本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转给他，并转交该社古典部负责同志看。并说，该社古典部正准备编选一部有关元曲的书，很希望我也能参加这顶工作。于是，我送去稿子，准备和他见面。当时，他不常到社，由一位女青年同志（秘书）代收（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一位女翻译家谢素台同志，她是我在出版社认识的第一个同事，后来还同在编译所共事几年）。
不久，就接到文化部通过教育部转到我的工作单位的调令。
那时，我在刚从老区迁京的中央财政学院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因为正逢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的几所大学的财经各系都合并到该校，改名中央财经学院。设备、书籍、人事、课程等等都需要安排，第一学期并未开学，但有许多创建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所以学校虽接到调令、同意我调走，但必须把未完的工作大致就绪以后才能走。因而拖延到次年二月底，我才到文学出版社报到，三月初正式上班。可是上班好多天，并未见到他和古典部的负责人。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次古典都的会议上，才初次和冯雪峰同志见面。他的那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带有很浓厚的农民淳朴气息和老革命家的气概，很自然地让人产生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感觉。他除了一般寒暄之外，详细问了我的工作安排、日常生活和到社后的感受等等。有一次，开完会我去看他，顺便问他对我的那本稿子的意见，请他指教。他很谦虚地说：对于元曲，仅仅浏览过一些，没有研究；虽看过那本稿子，但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的印象，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都是对的，但比较粗糙，还不够深入，资料不够充实，还得继续钻研，希望多加努力（后来，经过重新修改、补充，已由作家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台湾先后出版。并另外编注了一本《元人杂剧选》出版，被国内外一些大学中文系采用为教材）。当时我听了觉得非常中肯，不失为一位专家和长者的教导。
他是社长兼总编辑、并兼鲁迅编辑室主任。鲁编室和社本部不在一处，他常在鲁编室工作，到社本部的时候较少，因此，除了一两次春节时我到他家拜年之外，平时我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60年代我们调到编译所以后，每天就可遇见。
出版社初建立时，全社除出版部、行政部门之外，共有六个编辑室和后建立的一个编译所，出版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还有八个期刊，颇具一个国家专业出版社的规模。初建时，人员很少．冯雪峰同志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罗致人才、充实编辑力量上面，从各个渠道调来一些专门人员。从他平时的谈话和实际的作法上，当然他也有所偏重。他和编辑室的负责人积极想方设法从各方面调集编辑力量，充实队伍，以便打好出版社的基础，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对古典编辑室，也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和聂绀弩一道，先后调来许多曾在大学任教的人员到社工作。我到古编室之前，这里仅有黄肃秋、文怀沙等三位同志。之后，陆续又调来汪静之、张友鸾、舒芜、王利器、陈迩冬、周汝昌、严敦易和钱南扬、王庆菽、童第德、冯都良等人，真可谓济济一堂，盛极一时。一次开室务会，冯也参加了，谈了许多本社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又谈到本室人才济济，专家众多，在和社外专家作比较时，他非常得意，认为我们的编辑力量，业务水平，不会弱于大学或研究机构。
他说：有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故事来作比譬，有一个人胆小怕鬼，一天晚上，看见窗户外面有个影影绰绰的黑影晃动，向窗里窥视，但又有些害怕的样子，不敢向前闯入室内。屋里的这个人，害怕极了，一直注视外面，不敢动。双方对峙了很久，不料这人突然打个喷嚏，外面那个影子吓了一跳，才知道里面的是人不是鬼，就拔腿而逃。里面的人也才知道外面的也是人、不是鬼。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对待社外专家、和他们打交道、审稿件时，不要胆怯，害怕专家，不敢提意见，有什么意见该说的尽管说出来；这样才能交换意见，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我们出版物的水平。听了这个故事，大家大笑，并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和他在一起开会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能听到他的寓言式的发言，得到一些启发。
过了不久，他主编的《文艺报》，受到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批驳，引导了全国文艺界对“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批判运动；他的检讨，也未获得通过，主编的职务，当然被取消。紧接着，一场名义上是文艺界的而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大风暴降临的前奏曲开始了。这是由胡风“该死的一三十万言”引起的，搞得文艺界人心惶惶，与胡风本人或与所谓“胡风集团”有关的人，都免不了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例如文学出版社的聂绀弩和冯雪峰，前者和胡的私人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冯因为解放前在上海和鲁迅、胡风等人搞文艺活动甚久（如领导“左联”、办刊物等），关系也不算浅，所以批判、审查“胡风集团”时，冯也免不了要检查、受批判。聂、冯经审查后，幸亏都不在该“集团”之内，然而仍不免沾了一些腥膻。接着，又发生了“丁陈集团”一案，又是一次不大不小令人心惊肉跳的风波。冯和丁玲、陈企霞都是文艺界的老朋友，尤其和前者关系更深。批判丁、陈，自然又与冯有关系。虽然也不是他（她）们集团里的人，但接二连三的审查、批判，精神上总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刺激和实际影响的。这时，《文艺报》主编的头衔早已没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桂冠，也在摇摇晃晃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