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股市和楼市泡沫一旦破裂，世界将陷入新一轮通货紧缩。如果伴随的是银行业危机、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那么我们将听到一声‘砰’的巨响。”美国《新闻周刊》曾如此“唱衰”中国经济。
“真有‘黑天鹅’事件出现的可能……”此话自温文尔雅的经济学家汤敏教授口中说出，更显沉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一方面要警惕“黑天鹅”，另一方面要鞭打“过快牛”。随着又一个春天的悄然而至，又一个希望也正在人们心中播种。
“黑天鹅”：中国楼市危机四伏
朱敏：基于世界上接连出现的各种区域性经济危机，有专家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或许有可能再爆发一场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规模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形势因此将更为难以驾驭？
汤敏：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存在。这些年畅销一本书叫《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黑天鹅”就是寓指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意味着许多事情都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很大。生活中的“黑天鹅”无处不在，比如美国“9·11”事件、金融危机、中国的冰雪灾害等。
但是，出于人性乐观的态度，明天不会都是“黑天鹅”，我们还要往前看。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已经相对稳定下来了。至于一些小国的问题，像希腊、迪拜等地出现一些冲击，属于小巫见大巫，与2008年的经济危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说短暂的小的波澜，引不起大的震动。
朱敏：但类似这样的“黑天鹅”，其涉及的面还是挺广的。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股市都随之而震动。
汤敏：是的，不过几百亿美元和几万亿美元毕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最主要的是，全世界的经济机构经过此次危机之后，弦已经绷得很紧，再出现一点危机苗头，人们会很快地反应过来，跟当时大家都没有危机意识，还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还没有太过悲观。
朱敏：看来您对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充满信心。
汤敏：世界经济危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未来经济形势肯定慢慢地向好，但是这个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三年甚至四五年才有可能恢复到原来的发展趋势，因为这次伤得确实太重了。
朱敏：如果是阶段性的复苏，中间会不会出现反复呢？
汤敏：也有可能出现一次小的反复。比如说，美国经济再次见底，但是两个“底”规模不会一样。
朱敏：和历史上的大萧条相比，这次危机的影响度，包括恢复速度会有哪些不同？
汤敏：总体上来说，这次危机给大家一次深刻的教训，但它毕竟跟20世纪30年代不一样了。这次危机的范围、深度、涉及面之广，要比30年代还要更大。但历史毕竟往前走了70多年，各国政府的救市对策和经济体系，相对过去要更完善一些，所以，这次危机比过去还是恢复得快得多。
朱敏：说说中国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来年主抓六大经济任务，其政策基调并没有出乎市场的预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宽松”依旧。应该说，宏观经济潜在风险还是有的，问题首先是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汤敏：我估计，通胀预期肯定会更高。但具体来说，有好的通货膨胀，也有坏的通货膨胀。一个比较低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良性的通胀，比如说通货膨胀率在2%、3%左右，它会使经济更活跃。比如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借贷成本，你买的材料到年底之后涨了3%，成本就比较低；你去借钱，5%的利息，去掉3%的通胀率，实际还贷水平是2%。所以，一个良性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是有好处的，怕就怕坏的通胀。
朱敏：那么4%以上的通货膨胀，会不会出现？
汤敏：我个人判断，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通胀率保持在4%～5%以下是有可能的。
朱敏：如果要您作出预判，您说的“黑天鹅”事件具体可能会是什么情况？
汤敏：当然未来不可预知的事情谁也不能确定，但是有几个可能性存在。
一是食品价格问题、粮食生产问题。如果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整个市场如惊弓之鸟，很可能把整个通胀推上去。比如越南、印度通胀比较高，如果中国或美国发生自然灾害，都会引起国际粮价波动。
二是关于中国房地产的稳定。美国《新闻周刊》认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十大危险之一，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造成经济危机，从而引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这种说法也有点哗众取宠。不过，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再这样盲目地下去，再涨一倍的话，早晚是要崩盘的。
“软着陆”：房地产业急待降温
朱敏：据统计，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有近85%的人买不起房。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将会出现什么后果？民众收入明显跟不上房地产的涨幅，眼下这种“信心”还能延续下去吗，还能支持房市价格多久？
汤敏：如果未来再涨一段时间的话，崩盘的危险就非常大了。我写了篇文章叫“房地产是否能软着陆”。为什么叫“软着陆”？首先，不能“不着陆”，继续涨的话，早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我们又不能“硬着陆”。“硬着陆”中国经济又承受不了，因为房地产市场规模非常大，许多直接、间接的产业都在这一链条上，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和房地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敏：恐怕最主要的是，和金融系统的联系颇为致命。如您所言，“硬着陆”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环扣一环。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实现软着陆？
汤敏：我的定义是：第一，房地产价格不要再涨。最好一年跌10%，但是不要跌出20%来，因为跌出20%就会出现大量的银行坏账。一旦出现坏账，银行就开始抛售房产，就把房价压得更低，走向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银行不能出现大量的坏账。比如，房地产抵押品的坏账、房地产开发商的坏账、地方政府的坏账，其实最终都是银行承担，加大金融风险。
第三，房地产的投资不能大规模减少。否则，房价降下来了，相关产业都停工了，建筑工人、农民工怎么办？建材、水泥、钢铁怎么办？一定情况下，建设还要继续。满足这三条，房地产降一些、冷却一些，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朱敏：房价的调整、乃至泡沫的消除，无疑需要严厉的紧缩政策，但过度紧缩会抑制经济复苏，而温和的手段又很难控制通胀。两者之间火候怎么控制，实在煞费思量。对此，您认为应该怎样，才能真正让房地产“软着陆”，既遏制房地产过热和房价上涨过快，又不至于严重影响经济复苏？
汤敏：关于如何做到“软着陆”的问题，我提出四点建议。
一叫“紧需求”。首先要把需求降下来，中国房地产许多政策都是起反作用的，近几年来政府年年调控，房价反而年年上涨。比如把房产地的成本拉大，政府控制供地，效果都是减少供给，而不是减少需求。减少需求是指不要给投机性的购房者贷款。对两套房子以上的贷款，这种投机性的行为，如果给予贷款，风险特别大。必须严格执行二套房的制度，我们不是没有二套房制度，而是银行不严格执行，这种事情必须严查，查出来严肃处理，你看它还敢不敢？
朱敏：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这么严格呢？
汤敏：因为，住房抵押贷款审查不严格的话，风险特别大。如果是拥有一套住宅的自有住房居民，房价涨了跌了完全是心理的因素，涨跌都不能卖，卖了不能到马路上去睡觉。出问题的都是有第二、第三、第四套房那批人，房子涨了，就买进，跌了就找借口，“我的房子有问题啊，漏水啊，我要退房”。对于这种炒作就要严格控制，投机的需求少了，房价肯定会降下来。
朱敏：但很多人也说，“房价不可能跌”。
汤敏：我要反问，房价它怎么不可能跌？2009年初就在跌。只要政府下决心打压，就一定能够整顿市场。调控的失利，多半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三心二意的结局。
朱敏：您对房地产的其他建议是什么？
汤敏：二叫“扩供给”。你要价格下来，就要扩大供给量，只有把需求减下去，供给提上去，才能实现。首先，不但要反对开发商“捂地”，也要反对地方政府“捂地”，到处出天价地。地方政府供地越少，政府收的卖地钱反而更高。
以北京市为例，2009年大概只供应了60%的建设用地，但是政府财政收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政府变成商人了。政府是有垄断权的，不能这样干。对中央来说要严格处理那些“捂地”的地方政府，增加土地的供给。
然后，地方政府要大量建廉租房。特别是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正常的房地产商不愿意盖房子的时候，政府要大量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这样可以使房地产的投资不致一落千丈。
朱敏：在消化产能和保证就业方面，依旧能够发挥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汤敏：没错，因为政府建廉租房的时候，照样用水泥、钢铁，雇用农民工。
三叫“严信贷”。由于各国经济出问题，最终都是在银行上，因此银行往往不愿意贯彻中央政策，再多的调控也没有用。比如房地产已经够热了，地方政府还要组织很多的融资平台，向银行借了很多的钱。对地方政府来说，有人借给钱为什么不借？问题就出在银行了。所以银行这一关节要牢牢控制。
最后一点是“促并购”。一旦房地产价格下来之后，一些小房地产商必定支撑不住，如果此时具备灵活的并购市场，“大鱼吞小鱼”，这样房地产商垮台了，房子不垮，照样买卖。如此，才能做到“软着陆”。即经济还在继续发展，房地产价格开始逐渐下降，但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问题。只要我们能把这个坎迈过去，中国经济再持续增长七八年没有问题，否则的话就真的崩盘了。
“扩内需”：民间投资急需放开
朱敏：反观世界所有的经济规律，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衰退、美国金融危机，所有事件的核心都源于房地产。
汤敏：因为房地产的块头实在太大，尤其是对我们个人来说，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比买房子更大的投资呢？汽车、电器能要几个钱？房子才是人生最大的投资。
纵览各国，人家的泡沫都破灭，我们这么大的泡沫能不破吗？不要过于感觉良好，说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都没有怎么影响到中国，但是最麻烦的问题总是堆到最后。此次金融危机并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别人的危机影响到了中国而已。如果中国自身出现一次危机，那风险就很大了。中国为什么不会出现危机呢？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特别照顾吗？
朱敏：这方面，似乎有一种特别荒谬的声音，认为中国眼前幸免于难，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体制有自己的优势。
汤敏：对这一问题不要过于乐观。要知道，“体制有优势”只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能比别人做得好一些。但是，如果泡沫吹得太大了，到时候也是顶不住的。日本、美国都曾经感觉良好过，但是都陷入了危机。我们是有本事刹车的，但是你该刹车时没刹车，体制优势就变成劣势了。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意识，银行反正是国家的，出了事国家会兜着。但是国家是谁的？人们都把救世主寄托在国家，国家只有多印钞票来救市。后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胀的后果也是回到我们全体国民来承担，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忧患意识。
朱敏：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无疑有不同的危险因素，因为金融保障网、社会保障网都没有健全，一旦发生危机恐怕无力迎敌。因此中国比别的国家更要有忧患意识，更要防止泡沫破灭。前面您提出的四点，实施起来是不是也非常困难？
汤敏：当然困难。“软着陆”看起来非常好，做起来非常难，你以为当初小布什不想“软着陆”？刚才说的四点实行起来可能要强力推行，可能要触犯很多人的利益，可能实行起来没有那么舒服。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改革的魄力，敢于承载起历史的担当。
朱敏：大家都明白，明明都知道是泡沫，但就像炒股一样，“击鼓传花”，都认为不会落在自己手里，在这种侥幸心理之下，历史在一遍接一遍地重演。
汤敏：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别的国家出现问题全世界会伸出援手去救。中国要是出现问题，那时全世界都会落井下石。人家恨不得中国早点出问题。我们自己一定要好自为之。
朱敏：一种现象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任期一般都是每届五年，五年内建设一些工业项目并不能很快地产生效益，而只有房地产投资立竿见影，财政收入迅速膨胀，GDP高速增长，这些是足以彰显其政绩的途径。
汤敏：是的。所有的怪现象，追求过快增长、产能过剩、污染严重……归根究底，就是一个原因：追求GDP快速增长的机制。中国所有的体制都是鼓励快速增长，属于追赶型的经济。只有GDP增长快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才多，政府做起事来才方便，才能建广场，建高速公路，老百姓才会欢呼。
然而，中国如果要出问题，不是太慢，一定是出在太快上；不是太保守，一定是出在头脑过热上。我认为中国需要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一个鞭打“过快牛”的机制（编者注：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朱敏：眼下，中国既要应对这次全球性危机的影响，又要按照新的增长模式，更多地启动内需。那么，启动内需的口号已喊多年，但内需一直千呼万唤启不动。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汤敏：其实中国的内需并不低，内需有18%的增长，而GDP增长才9%。目前，中国不是没有内需可以挖，而是还有很大潜力。
刺激内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提高百姓收入。国民收入分配应该偏向老百姓，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加强社会保障。老百姓有钱了，但往往还是选择存储。因为老百姓有后顾之忧，就是养老、医疗、教育、低保等问题。如果国家能够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更多，理顺体制，百姓就可以放心花钱。这两条做起来难，但是不能不做。
朱敏：启动内需，您认为目前可以在哪些方面发力？
汤敏：首先，把中小企业做活。中小企业运作会产生大量需求，增加就业。盘活中小企业，对盘活整个经济有巨大的作用。
其次，中国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应把利润分红。如今国企每年的利润达到1万多亿元，国企是国家的、全体公民的，出了问题都要国家来帮你，凭什么你的利润不拿出来？我们必须考虑把钱放在哪里。我认为不应该走老路子，把钱全部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当前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生问题，把过去对教育、社保等欠账补齐。
还有就是，开拓新领域。比如旅游、节能、环保领域。
朱敏：但是，目前是否有一个倾向，部门利益往往凌驾于中央意志之上？
汤敏：部门利益不是最终问题，实际上都可以解决，关键看政治决心。中央和地方政府只要下定大的决心，就一定能解决。
朱敏：在扩大内需的政策环境下，如何有效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具体应如何来拉动民间投资？
汤敏：据统计，中国2008年民间资本投资总额为12万亿元人民币，相比同年政府大手笔救市计划的4万亿元，足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希望在民间投资，在民营经济。“砍头生意有人做，没利生意没人做”，中国经济的短板在节能环保行业，以及教育、卫生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老百姓生活急需的。长久以来，这些领域因为回报低而被民间资本遗忘，在房地产等传统投资领域无一不饱和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妨以补贴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新领域，“四两拨千斤”地开辟新的利润点。
目前，由于政策所限，中国的民间资本仍然无法涉足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正是国家需要民间资本积极投资的时候，这些禁区应借机对民间开放。
“融资难”：中小企业解困寻路
朱敏：虽说民间投资的希望在中小企业，但国内民营中小企业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原材料涨价、融资困难、劳动力成本上涨、出口需求下降等难题接踵而至。那么，如何切实从根本上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困难？
汤敏：目前外贸出口的困境，第一个原因就是国际市场疲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7%～38%，在2000年我们的出口占GDP只有18%左右，至今翻了一倍。世界市场经历了这场危机的磨难之后，很难迅速恢复元气，中国出口困局短时间内难以改善。
出口不行就要靠内需。前面咱们也讨论过了。但内需不是说今天一个措施，明天早上内需就出来了，这也有一个启动和发挥效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出口行业肯定将会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时间。这里面，相当多的是中小企业，目前来说，中小企业受的冲击最大。
朱敏：对中国来说，98%的就业机会都是靠中小企业创造的，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就显得异常重要。对于解决中小企业困难，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汤敏：第一，实施缓税政策。我认为目前给中小企业减税恐怕很难做到，因为教育要钱，新农村建设要钱，所有的事情都要钱，减了以后无米下锅，所以减税不太容易。但是缓税是可以的，比如说2010年所有的中国中小企业税收减半，缴一半就行了。这样一年下来，大概能减少中小企业超过2万亿元的税收负担。4万亿元不管怎么设计，到达中小企业手里都是缓慢的，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要缓税马上就可以到达所有的中小企业。
缓税政策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另外，对国家影响不大。当年缴一半税，另外一半没缴的税等到经济开始复苏以后，比如说过一两年可以慢慢缴回来。既然国家知道你两年以后缴回来，马上这笔缓税的钱就可以发一笔债，这个债务就是用未来缴回来的钱来还债。这笔债马上就可以发，国家就可以把这笔债马上拿来用。所以，不影响国家目前的操作。
第二，可以用中小企业融资的方法加快一点步伐。一是要鼓励这些商业银行多给中小企业贷款。每一个商业银行都有一个中小企业贷款部、事业部等，他们也在加快对中小企业贷款。另外，应该趁这个机会加大民间金融准入。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也专门提到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前段时间，整个的民间投资都非常低迷，都不愿意投，民营企业都准备过冬，但是唯一有个领域，民营企业还是乐此不疲，就是小额贷款公司。
朱敏：除了这些对策，我们知道，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不但要支持中小企业、助其解困，还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让大量的新企业不断涌现。那么，在鼓励创业的政策大背景下，您认为应如何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汤敏：首先，我们已经出台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的“29条”。但各地的执行情况究竟怎样，它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需要尽快进行一次执行检查，仍需要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和各级政府的责任。
其次，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般不及大企业的一半，而中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远小于这一水平。而且，对中小企业可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
再次，在金融方面，货币政策一定要注意惠及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宏观调控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与监督，资金政策应对中小企业网开一面，确保对中小企业合理的贷款总额，加大市场对有效率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力度。
最后，建立一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我觉得目前来说，能够较快、较大规模推动的，就是仿照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模式，在城市设立一批中小企业贷款公司。
朱敏：这种中小企业贷款公司，有怎样的优点？是否有很大风险？汤敏：贷款公司只提供贷款不吸收存款，投资者用自己的钱贷给中小企业，通过收取利息获得回报。因为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因此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没有很大风险。万一贷款出现问题，只是股东的资本金的损失。这样就能吸引很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贷款上来，把大量非法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的活动纳入正常的金融渠道。
事实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有很多别的路径，比如股权融资、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网络联保贷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