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在国内广为流行，他那玩世不恭的、非逻辑性和带有神经质的表演深得内地青年的喜爱。现在“种种以’大话‘’水煮‘’歪说‘命名的娱乐化名著登堂入店，书中的经典人物也被披上了’江湖‘的外衣。”《大话红楼》中的宝玉恢复原身，化为顽石，妙玉、宝钗和湘云解救，师徒三人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怪，情丝缠绕；在新版“《西游记》中孙悟空居然生下了’小孙悟空‘；《水浒传》讲的是3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水煮三国》打出“以三国故事为底料、麻辣风味的快意管理学”的招牌，从经济角度描写刘备起家史；而“诸葛亮、唐僧、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则相继在《麻辣三国》《烧烤三国》《唐僧的马》《商道红楼》中改头换面，谈经论道，指点人生，无一例外地变成了调侃、戏谑的对象。”《三顾茅庐》成了三顾茅房，《西游记》变成了《嬉游记》，《三国志》改成了《三国痣》。被看成严肃文学、流传几百年的古典名著现如今被赋予轻浮、娱乐的讲述方式，被任意扭曲变形，种种变相讲解古典名著的低俗化恶搞作品，已成了学生课外阅读最大的污染源。
恶搞之风在文学娱乐化狂欢中兴风作浪、泛滥成灾，受伤害的不仅是一两部经典和一两个英雄，更为严峻的灾难性后果是影响青少年的价值判断，使他们疏远经典，淡化英雄，是非不明、荣辱不分，最终导致精神贫血。但在对恶搞之风作负面审视的同时，也应看到青少年读者在对文学娱乐化的青睐中所反射出的对文学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反感，对打压他们的成人世界的挑衅和反弹，对童言无忌话语权的争取，以及用文学的白日梦来释放青春的压抑等精神动因。而这些正是文学不该被忽略而已被忽略的生命元素。
因此，以上种种，文学欲望化也好，文学娱乐化也罢，美与人性，永远都是文学不变的主题；青春与欢乐，也永远是文学永恒的颂歌。千姿百态的文学情态，透过外在的浮艳，还有更多的新意和深意值得我们去探究、去开掘。
（原载《作家》2010年第8期）
冷眼悲情睿见深
——从题跋文字看鲁迅精神的偏激与深刻
鲁迅不是完人，遭人诟病颇多，尤其是他的偏激和尖刻，更是生前就树敌无数，死后仍授人以柄。“鲁迅一生骂过的人难以计数，其中许多不仅曾是他的同伴、友人，而且至今仍是值得研究的文化人物。”他早年遇过庸医，就以偏概全，把整个中医一棍子打死，贬薄得恍若巫术；为女师大学潮怒骂杨荫榆校长，竟挖苦到一个女教徒的婚姻状况；他和新月社有隙，就把罗隆基等人因批判国民党而遭受的打压，比为“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因成见而苛责胡适，不仅对胡适忍辱负重的艰难努力视而不见，还屡加冷嘲热讽；在临死前写下的遗嘱中，并非常人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是流露出对人世的深深怨愤：“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对生前众多的怨敌，鲁迅决绝地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令初读者寒彻骨髓。读鲁迅先生与同时代人物的论战文字，冷峻尖刻，满纸愤懑，常觉得那双明察秋毫的睿眼中，冷凝着太多的猜疑和无情，固然洞穿了许多鬼影，却也盯伤了许多好人。正如林语堂所说：“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被鲁迅先生骂为“奴隶总管”的徐懋庸，送先生的挽联却是“仰公吊公，我唯问心；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如今读来，仍能觉出那难言的哀伤和隐痛，令人扼腕而叹。但是，如果你能沿着鲁迅先生的心迹，去了解他的一生，就不难体察酿成那双凛冽冷眼的无尽悲情。
一
鲁迅各个集子中的题序（跋）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蕴涵着丰富的精神因子。那些既面对现实，又思接千载的文字，有一种悲愤之情一以贯之，忧愤深广仍不失其为文的总格调。要全面认识鲁迅，还原鲁迅，理性认识鲁迅精神的偏激与深刻，这是一个不应忽略的视界。
鲁迅幼年失怙、家道中落之中的种种艰难，自不待言；在鲁迅成名之后，他更经受了反抗绝望和理性受挫的悲哀，正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淬炼出那罕见的冷峻；是无数次明枪暗箭的中伤和猝不及防的攻击，使他“不惮于用最坏的想法，去揣度中国人”。在鲁迅所作的序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呐喊》自序了。从这篇《自序》里，读者可以清晰准确地了解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找到他的悲愤偏激的原点，祖父因为科考贿赂案而被判了“死缓”；父亲忧愤成病，久医不愈。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无处不在的死亡的阴影、绝望的缠绕，孩提时代就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这给鲁迅带来了刻骨铭心的恐惧和悲凉。南京求学期间，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国家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尤为深痛，一种压抑感、孤苦无助感常困扰着他，使得性情本来就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执著又孤独。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922年：《呐喊自序》）
日本留学期间的“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新生》筹刊的失败，“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启蒙主义文艺思想的确立，失望之后的苦闷寂寞，与钱玄同那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悲绝仍然是鲁迅生命的底色；失望的阴霾，在他心头久久笼罩着，使他的精神陷入无聊、苦闷、寂寞之中。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予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922年：《呐喊自序》）
“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同上）
但苦痛与寂寞之于鲁迅，既受其困扰，又得其激励。它磨砺了鲁迅对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和执著关怀的秉性，冶炼出鲁迅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不惮“速朽”的精神风骨。寂寞意味着灵魂的不安，不安启动怀疑，怀疑催生不满，不满导致发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同上）
“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现在，需要有人“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同上）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追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同上）
这篇《自序》，奠定了鲁迅“铁肩担道义”“为民呐喊”的思想根基，是我们了解鲁迅精神起源、积蓄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开启鲁迅精神世界的第一把钥匙。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鲁迅仍传达出郁结于心的不为人知的孤寂、隔膜、忧愤、疑虑和执著。他在该序中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写《阿Q正传》的创作动机，那就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但对“国民精神”有深入研究的鲁迅，仍然感觉自己还没有把“国人的魂灵”捉摸透，“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更令他感到可怕的，是“古训所筑成的高墙”即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对于中国人民的封建思想的精神统治和奴役。鲁迅于此是痛心和激愤的：
“至于百姓，却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即便在《阿Q正传》发表之后，鲁迅在巨大的社会反响下体察到的却更多是：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然而，正是这篇序言，让我们看到了如果没有鲁迅的慧眼卓见：“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了“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与不苟且的坚持：“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阿Q”形象就不可能产生，中国文学也失缺了一部永恒的经典。
从小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积蓄了太多的否定性情绪的鲁迅，忧愤成为他抗争这个世界的巨大精神能量，他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和不满作“向上的年轮”，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忧愤的火花喷溅在他的题序文字中：
“我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1925年：《华盖集题记》）
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它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1926年：《坟题记》）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1927年：《野草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1928年：《而已集题辞》）
“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的痕迹的了。”（1929年：《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1931年：《〈野草〉英文译本序》）
“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指自己和许广平，笔者注）咬紧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1932年：《两地书序言》）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见者不察，以为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于是就必欲置你画者的死命了。”（1933年：《伪自由书前记》）
“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戴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1934年：《准风月谈后记》）
“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太大了。”（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