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序文字，多为作者情怀的夫子自道；而在鲁迅先生有文集面世后的几乎每一年间，一直到死，都在吁吐着抑郁和悲凉，表达着对人世凉薄、社会黑暗、人间鬼魅的激愤，有无限苍茫的感慨和按捺不住的愤慨，创巨痛深，忧愤深广。探寻鲁迅先生这14年间的生活轨迹，则同志误解、兄弟失和、上司欺压、权贵迫害、同事猜忌、文坛围攻、同道冷箭、身后谗言，不一而足；明枪暗箭，防不胜防。寂寞、忘却、隔膜、死亡、静默、荒凉、无聊、麻木等关键词穿行在他的序跋文本的字里行间，悲凉的人生际遇，少年失怙、家道中落投下的心理阴影，使鲁迅思想资源的积累更偏好于激愤、孤独的一路（如对屈原、嵇康的情有独钟，对克尔凯郭尔、尼采的长期浸淫），嵇康的“师心使气”“慷慨激昂”，孔融的“讥嘲笔调”，都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效仿。一开始接触文艺，就对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的作品十分推崇，更喜爱那些“抗争和愤激之谈”，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常谷川如是闲等作家都曾受到他的特别青睐。究其原因，那种社会挑剔者、批判者的观察视角正与鲁迅从小就用怀疑和憎恶的眼光看待世界相吻合。因此，如果我们不苛责先贤，而能作设身处地的体谅，就知道那些题序文字中的阴郁和愤激，实在是鲁迅对环境的真实感受使然。可以说，绝望和悲情造就了鲁迅的内在经验世界，并贯穿于他生命的全程，成为他写作的一切。
二
而正是这样的悲情和冷眼，使鲁迅的目光无比犀利，对社会弊端及其思想根源的洞察力，远远超过同时代人。他不像李大钊似的热情洋溢，不像陈独秀那样一往无前，没有梁漱溟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也没有胡适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笃定精神。在设计蓝图、匡救时弊、积极建构、踏实推行等方面，鲁迅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志士仁人中，的确稍显逊色。但他也没犯下李大钊那种用理想主义揣度政治斗争的错误，不至于像陈独秀那样需要刀光血海的教训才能从现实中猛醒；也没有如梁漱溟那般的不自量力，要想给毛泽东一类政治强人去当“王者师”；更不至于如胡适们那样与虎谋皮，以“好人政府”肇始，却以自取其辱告终。在参悟世事、透视黑暗、洞察人心、考量人性、确诊病源方面，他的深刻和睿智实在惊人，是上述诸人远远不及的，这也是我们至今无法绕过鲁迅的主要原因。
也正是这样的悲情和冷眼，使鲁迅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和社会批判眼光和超人的胆识，他的冷眼总有常人不及的发见。他通过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文明高度概括和比喻为“吃人的宴席”，而传统中国就成了“安排人肉宴席的厨房”。狂人晚上睡不着觉，翻开历史书，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的只有两个字：“吃人”。鲁迅给他的朋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为什么写《狂人日记》？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说自己重视这发现，而知者尚寥寥也。“鲁迅的目的很明确，他要把这种’知者寥寥‘的属于思想先驱的独特’发见‘，通过小说的形式晓示全国。”《狂人日记》用“吃人”来概括中国传统，虽是一种文学象征，但的确表现了鲁迅对传统的猛烈而深刻的批判，是极带义愤的攻打和否定。在五四时期，鲁迅一谈到旧文化旧制度，往往深恶痛绝，有时把话说得很“绝”。他甚至曾经用这样义无反顾的语气来表示：“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到他。”对鲁迅的这种非常规思维的逆反评判，在让人震撼、惊愕、不习惯之余，会顿觉清醒，思路别开生面。
“一些我们引以为荣的事，到了鲁迅那里，却可能又有新发现，有入骨的质疑。”他把雍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的盛世之举，视为一种“文化统治”，是“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文化和人情”，“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棘手的一种”。鲁迅有意用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去警醒人们，挣脱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势，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重新要提倡尊孔读经的思潮和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向青年提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这看似偏激的主张里，是鲁迅期待青年一代尽快摆脱禁锢民族精神，麻木灵魂，消解活力的衰腐传统文化的警示。鲁迅指出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大团圆”、“十景病”其功用就是粉饰现实，制造瞒和骗的大泽。至今读来，仍能从他那睿智的卓见中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在《伤逝》这篇爱情诗化小说中，鲁迅没有去为当时一片叫好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时代风潮推波助澜，而是一仍旧贯充满悲情地写爱情是如何逐渐冷却为爱人之间的隔膜而走向死亡的。鲁迅通过涓生之口警示那些单纯以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为目的的人们——“……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在五四作家中，鲁迅第一个意识到现代爱情的双重性：爱情意味着婚姻，而婚姻则本能地排斥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当人们都在为“娜拉”的出走鼓掌喝彩的时候，鲁迅却冷静地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指出在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社会里，娜拉的个人反抗是无力的，所以走后也只能堕落和回来两条路。即便面对死亡，这一国人讳莫如深的题材，曾在死亡的阴影中穿行的鲁迅在他的散文诗《野草题辞》中，却以深晦而充满哲思的语言道出了他对死亡的双重性的认识，赋予死亡以生的哲学思考：“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远非空虚。”鲁迅作品中表现的诸如此类启人智慧令人警醒的超出常人的对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其深刻性不仅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作家无人可比，就是在现在，他的一些思想也是无人超越的。
三
善于感受和发现问题，是思考者的重要特质，非如此无法持续展开他的思考，而且难以承受探索之路上的种种挫折，这一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是一样的。我们从来不会因科学工作者对种种问题锲而不舍，就责备他们不向大自然感恩、不注意思想感情的平衡，为什么就不能用类似的标准体谅人文思想者呢？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归根结底来自对自然界与人类欲望的矛盾，他正是对这类问题盯得紧、想得深、丢不开，才有研究的持续动力，在这一点上，人文思想者是与之相通的。所不同的是，科学家在面对自然界的各种问题时，不会对大自然提出人性的要求，故一般不会掺入感情因素，而其追究问题的兴趣也不至于伤及他人；但思想家面对的问题，常常是人类生活中的困厄和灾难，其中多半有人为的原因，或者说思想家们更关注的也是人为的原因，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感情，这种感情的强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者对问题的敏锐和执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悲观的、敏锐的、冷眼看待世间万象的人文学者，比乐观的、中庸的、极力照顾人际平衡的人文学者，更接近思想的圣殿。偏执的深刻比从容的冲和更能孕育探索所必需的激情。对这一点，李泽厚认为：“鲁迅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也仍时时抚摸着生和死，惊心目睹着生命的逝去和灭亡的总将来临。鲁迅不像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来抵挡和掩盖深刻的悲观，用苦茶和隐士的自我解嘲来解脱人生。”林毓生说“鲁迅有一种敏感和怀疑的气质，他认为中国民族根性的痼疾太深，民族的传统太腐败，因此，这种沉疴是否能够治愈，过去传统的影响是否能够摒除，还是成问题的……外观上他疏远、淡漠，内心则悲愤、沉郁；但他却有一种诚挚的关怀和道德的热情，这使他能以巨大的雄辩力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极度痛苦”，使其意识的主要特点是“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汪辉指出：“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代表了所处时代的理想，确又表达了对于这种理想的困惑，”“鲁迅的精神和文本是由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情感构成的，这些矛盾点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构成了鲁迅悖论式的精神张力结构”，“种种试图把鲁迅思想和艺术纳入某种有序的、统一的过程，以证明某种本质的、必然的规律的做法，都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简化和’误读‘。”林贤治对鲁迅不同凡俗的崇高有深刻的见解，他在其《人间鲁迅》中指出：“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地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了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钱理群认为鲁迅“对中国国情的把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杨义更为明确地指出：“鲁迅小说所体现的那种异常强健、睿智和深刻的理性”是尤为可贵的。“如果说在艺术天才上可以和鲁迅媲美的世界文学巨匠有一批人，那么在以光辉的理性参与民族和人民的历史发展上堪与鲁迅相轩轾的世界文学巨匠就寥寥无几了。”各位专家学者对鲁迅精神情怀的这种体认，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精神的冷峻和偏激、睿智与深刻作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思想的领域同样如此，这不仅是指肉体的磨难，也包括，甚至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精神的坎坷与重负。所以罗素认为“真正深刻的人类思想，都是产生于悲观主义。”福柯甚至说：“正是由于（疯癫——笔者注）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国民宽容的国度养育了更多的思想家，或许奥秘就在这里？——如果因这样的偏执或反常往往伤害着研究对象的思想感情，就对研究者责之以苛，以为避免那样的诟病是一个思想者的必需，也许就会在自以为持平稳当之时，却与思想的探索离得越来越远。若以性格的冲淡平和、处事的周到平衡而论，周氏三兄弟中无疑是建人排首、作人次之、树人较差，但他们各自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呢？
如果说光环的刺眼是因为局部的失真，而要遮蔽其光芒，哪怕它是惨烈的，恐怕就一无所见了。鲁迅先生的一生，固然有本文开头所列的种种缺憾，但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缺憾，鲁迅还能成其为鲁迅吗？偏激与深刻之于鲁迅，缺一不可。
（原载《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
经典何以被遗忘
——“红色经典”当代教育缺位反思
在全球化时代，当青少年的阅读形式，从经典的书籍阅读发展到视觉媒体；从感受教化启迪到寻求娱乐刺激；当世俗泛滥的大众俗文化快餐式阅读、功利化阅读成为青少年阅读必需；当中小学生为考试而阅读，大学生为考研、就职而阅读的时候，我们只能悲哀地承认：经典已离教育远去。学生可以拒绝鲁迅而欣赏韩寒；不理会冰心而喜欢安妮宝贝；不认识王蒙而推崇郭敬明。在对经典的疏离和遗忘中，“红色经典”的现实境遇却更加不堪。据笔者“对在校大学生的《’红色经典‘知多少？》问卷调查抽样显示，有70%的大学生几乎没看过’红色经典‘作品，有75%的大学生认为没感觉，离当下生活太远，有18%的大学生觉得一般，仅有12％的大学生认为值得一读。就笔者对中文系学生的随堂抽问情况看，几乎90%的学生都对’红色经典‘的概念是模糊的、不了解的；只有极个别回答听说过，或从电影和电视上看到过，但仍不知道具体所指。”[1]而中小学生对’红色经典‘的无知和漠视则更为突出：就在爱情题材的作品、周杰伦的流行歌曲、金庸的武打言情小说在争议声中进入中学教材并被广泛接受的时候，“红色经典”却被撤离教材，与我们的教育渐行渐远。学生不读“红色经典”，不认识“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面对影视剧中英雄牺牲的场面，他们不是流出感动的泪水，而是发出不理解的哄笑。有不少学生以恶搞经典、调侃英雄为乐：“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潘冬子是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红岩》中的江姐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白毛女》中的王大春爱上地主黄世仁的千金”。“《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雷锋的初恋女友》”等恶搞“红色经典”的作品被学生津津乐道。曾经为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红色英雄人物遭到学生的戏弄和恶搞，作为以体现中华民族核心精神价值的“红色经典”，其教育地位从首席一落千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