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红色经典”在形态上的趋同化和思想上的单一化是导致其在当代教育中缺位的内在原因
高度的政治化，几乎是现代中国文学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由于与政治天生的亲缘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论家曾以非文学的价值体系，比如用政治性去衡量作品，作家也曾用非文学的价值观念支撑自己的文学创作，这都造成了“红色经典”形态上的趋同化和思想上的单一化。“红色经典”在追求史诗规模和塑造英雄典范的创作中受政治标准的驱使，自身存在着题材和性格简单化、情节和叙事公式化等艺术缺陷。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机械地简化为阶级的符号。高唱凯歌的战斗进程与最终胜利的必然结局消解了战争文学的悲剧美学效果。由先进-中间-落后构成的农村题材的三大人物模式构成了对人物个性的消弭和价值认同的简单化。在“红色”的光环下，也就难免发生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失衡和错位。由于以上客观存在的局限性，再加上重写文学史对“红色经典”的所持的否定和漠视态度，对“红色经典”的认识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有“红色经典”研究论者指出：“我们在反思红色经典与政治的关系时，一边极力批驳了红色经典沦为政治附庸的自我地位及其品性的丧失，并为此而不愿回首；一边却又套上另外一层政治的外衣，忙于给红色经典贴标签，以求自我的反省和认识，而结果却在’倒洗脚水的时候，连孩子一起倒掉了‘，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以至于陷入了重重围困之中的红色经典，很难依靠文本自身的文学和艺术价值来左右读者阅读与否。”因此，学生对“红色经典”的冷落和漠视、戏弄和恶搞也是事出有因。但这也从另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红色经典”的潜在资源价值及尚待开发的审美空间，促使我们对“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予以重新审视。如果这一点得到教育者足够的重视，那么针对学生的个性需求合着时代节拍的教材开发与教学革新就不难做到，将红色经典遮蔽和忽略的独特审美功能凸现出来，让“红色经典”真正走进学生的阅读视野，常驻他们的心灵，让“红色经典”汇入文学史的大河从青年一代的生命中流淌过去，这岂不是水到渠成。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无法忽视也绕不过去的重要存在。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革命”也许将是他们对于20世纪最为深刻的记忆，这些不能忘却的记忆艺术地保留在20世纪“红色经典”中，它既是亲历者无法告别的精神遗产，更是后来者必得造访的文学史库。钱穆先生曾鼓励后生，做学问的人不要只种桃、种李、种春风，还应该种松、种柏、种永恒。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要引导学生全面地认识经典、接受经典，不仅是对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经典也不能遗忘。
面对中华民族的“红色经典”这份文学遗产，教育是不能失忆，更不能缺位的，经典岂能被遗忘。
（原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7期）
私人化、市场化、大众化与文学边缘化
文学边缘化是新世纪文学最灿烂也最晦暗的一道风景，既繁花似锦、炫人眼目；又备受冷落，处境凄凉；既走向式微，又特有活力。从2000～2010年一路看过来，文学从未有像现在这样的喧嚣、靓丽、平庸和性感，也从未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迎合大众，如此地和市场血肉相连。“美女作家”“躯体写作”“80后”青春文学，“网络作家”“口水诗”“下半身写作”“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穿越小说”“玄幻小说”等各种主义、各种旗号在文坛竞相出笼，浪起潮涌、热点频闪。文化渗透文学，事件淹没了作品，新闻性取代了文学性。我们看到文学被包装、被营销、被炒作：“美女文学”粉墨登场，“青春文学”重装上市，“梨花教主”网上蹿红，诗人客串“裸体秀”，文人打架，作家行乞，诗人把玩行为艺术，恶搞在网上大行其道。我们听说哪位作家成立工作室了，某位作家办杂志了，谁和谁在博客上彼此叫阵了，谁抄袭谁告上法庭了，哪里又有签名活动了，哪里又在进行某个重要纪念活动了。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热点，使文学呈现出类似于泡沫经济的繁荣，文学成了私密日记、成了热销商品、成了大众把玩的文字游戏，在就范于大众传媒和商品市场的同时，文学逐渐远离中心意识形态，向世俗贴近，步入开放之境，走向文学的“边缘化”。即便传统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一方面在边缘文学的挤迫下失去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大众文化的不待见而失去文化中的显赫地位。同时，整个文学也由于休闲娱乐的多样化，阅读文本的立体化，以及“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等新生文学的兴起，边缘化日趋严重，而文学一度作为社会关注焦点的中心地位，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探索文学的边缘化发展轨迹，理性梳理其历史动因和现实走向，有助于对新世纪文学的边缘化趋势进行客观的审视和更全面的认识。
远离主流，自恋伴音：文学私人化
今天，阅读当代创作，特别是流行小说，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变得非常“私人化”。“新生代”作家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疏离文学创作和现实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偏离政治、阶级、制度的束缚，鄙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意义，淡化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他们从“书写他者”转为“书写自我”，从“代言人”式的写作到“个人化”的写作，叙述立场已由“中心”走向“边缘”。不少作家更是自觉地选择了自我放逐的“边缘化写作”道路，“他们将叙述话语明确地指向了纯粹世俗的个人生存现实，放逐理想、信仰及精神追求，其叙事的一切策略都是针对生活现场，都是以世俗生活本相为依托”，是面向自身个体生命的欲望式倾诉。他们与红尘共舞，与欲望交欢，以“边缘化”的立场和“非主流代言人”的角色书写个人的感觉经验和隐秘的内心世界。他们宣称“肉身是活着的唯一证据”，“肉体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用心体验最本能的冲动”，“对即兴的疯狂不做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也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在写作中最大的快乐就是重新发现自己的感官，通过感官发现语词……”一些时尚化的作家，以身体这个狭小的窗口看世界，把生活变成袒露个人隐私的微缩景观。他们的作品中，不再有宏大的主题，回避社会责任，稀释爱情，消解亲情、友情和师生情，没有民族的忧思，没有人类的痛苦，没有时代的感愤。纯“个人的体验感受、个人的隐私欲望、个人的心理表白、个人的语言风格。作家在自己的私家领地里，以一种肆意张扬的姿态，自娱自乐的方式，絮絮叨叨讲述着故事。”他们以另类、叛逆、乖张、颓废、自恋、放纵的先锋前卫姿态，不惜以“全裸日记”“口述实录”，将“绝对隐私”“绝对秘密”示众；拿“一夜情”“婚外恋”“多角恋”“性快餐”来说事；让“上海宝贝”“三陪女”“情妇”“女人床”“迷花园”“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蝴蝶的尖叫”“孔雀的叫喊”“长达半天的欢乐”“天不亮就分手”等“玉体横陈、肉身乱飞”；在孤芳自赏中反复咏唱“自我展示”“自我宣泄”“自我抚摸”“自我品味”的自恋浪漫曲。“某些文学演绎成了’饮食男女‘的流水私账”，“他们在粗糙浅陋的文字里，书写着极端的自我感受、梦呓一般的絮语、不切实际的幻想、夸大其辞的无聊。”作家们津津乐道于自我体验的微妙状态，标榜着自我独有的性经验，从而让话语进入一个带有自传性色彩和个人隐私暴露癖的极端个人化的写作状态。
如此，我们从“美女文学”“青春文学”“网络作家”“口水诗”“下半身写作”等流行作品中读到的无论是带着癫狂和放纵的性宣泄，还是忧伤弥漫、充满叛逆和焦灼的青春抒写，抑或本能搅和灵魂的身体写作，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读作家的个人写真、私密日记和欣赏人体画展。正如一个新生代作家的夫子自道：“对我来讲，写作主要不是一门事业，而是一种私生活，我不过是以写小说代替了日记。”一切的表现都让人觉得与家国、与社会、与生活，与个人化折射人生大社会相去甚远。因此难怪有人称这类文学为“情色文学”“梦呓文学”“呢喃文学”“泡沫文学”“颓废文学”“变态文学”“消费文学”“垃圾文学”。在表面颇为繁荣的私人化写作现象背后，掩盖的正是时代良知匮乏、信仰缺失的人文精神危机。
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私人化”写作大不相同的是，今天的“私人化”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私语化”“个人写真”“个人话语权”在21世纪已成为各类文艺杂志大肆炒作的题目，成为各位作家竞相追逐的新时尚，而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等传统中心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则在文坛逐渐淡出，甚至成为某种落后、陈旧的标志。学者吴义勤在谈到“新生代小说的生活伦理”时指出：“新生代作家大多以’在边缘处‘相标榜，一方面，’在边缘处‘是新生代作家回避’国家民族宏大叙事‘以及’革命‘’历史‘等巨型话语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在’边缘处‘也显示了新生代作家自我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在’边缘处‘意味着对于自我私人经验的强调和对于公众经验的远离，意味着没被污染、同化的个人化’生活经验‘被培育、被塑造、被建构，意味着与私人经验的呈现、挖掘相关的经验化美学的登场。”
描摹生活事象，刻画欲望沉浮，宣泄个人情绪，沉陷一己之私，放纵阴暗心理，消解深层次的思考与判断，瞬间取代了永恒，庸俗取代了崇高，刺激取代了韵味，私人化写作作为对当代文学中曾经建构的身体禁锢和性爱稀缺的乌托邦世界的反动，无疑有其强烈的颠覆性和摧毁力量，在其寻求身体突围和人性探微方面，也为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增添了更为鲜活的审美元素，通过身体辐射出来的话语活力更使禁欲的语言死角充满生机和春意盎然。但不管是“美女作家”以私密示人的赤裸裸的欲望宣泄，还是所谓“下半身诗人”为满足肉体欲望的文字狂欢，一当文学失缺了家国这一宏大时空，一当文学没有了时代的感应和人类共同的精神寄托，在感官的刺激和愉悦之外，文学也就再难激起我们的情感共鸣和思索，再难牵动我们置身其中的真切彻骨的心灵痛楚，再难提供给我们观察大千世界、理解芸芸众生的多维视角，更遑论给我们带来生命和未来生活的启示了。还是评论家谢有顺说得好：“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人心的呢喃；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灵魂的叙事。这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精神维度。”
堕入红尘，媚俗物语：文学市场化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业文化全面渗透到现实的生存之境，市场化带来了文学生产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造就了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中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带有了鲜明的消费性，文学成了“消费者”来“消费”的“产品”，而作家也无可逃避地从文化提供者的单一身份向文化人和商品人合一的双重身份过渡。
一方面，从作者角度讲，写歌的不如唱歌的，写剧本的不如演剧的现实尴尬，使仅靠微薄工资糊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明显地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成为“边缘人”。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以坚守精神家园自居的文化精英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为稻粱谋‘的生存困境，商品意识四处渗透，作品的市场生存直接关乎作家的个体生存，出版发行的商业化运作给传统文学以巨大冲击。创作主体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姿态。”“人们开始主动放弃对精神文化的形而上追求。这样，世俗欲望趁机而入，一些从事精神性劳作的作家也开始走下精神殿堂，直接面向世俗的日常生活，并深入其后那生命本质的原欲之海，欲望，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景，已成为当代小说的重要表征。人们所习惯的文学过去的’伟大叙述‘’诗性关怀‘，那些深邃的精神和思想，那些感人的情调和风格已很少再现，一种无动于衷的近似观赏式的视点正在支配小说的叙事，而那些欲望化的片断和场景则成为当代文学走向市场的得力凭借。”对此，学者陈晓明做了如下形象的阐述：“在文学领域，当代文学怀着的那么一点信念和信心，那么一点热情和意志，给商品化的几个浪头就打得落花流水，俗文化带着金钱的诱惑，来势凶猛，’纯文学‘唯有落荒而走，在不周山下，苟延残喘。”在文艺工作者们惊惶失措地重新审视现实、确立立场的同时，文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功能迁移和多元生成，走向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