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林徽因28岁的时候，儿子梁从诫出生了。
一直以来，金、梁两家的关系就非常好，出于对林徽因的爱慕，梁从诫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金岳霖的心头肉。由于自己没有孩子，所以，金岳霖特别喜欢小从诫，每每从清华园归来，一进门，看到小从诫甜甜的笑容，金岳霖整个心都要融化了。
每对父母都希望能给孩子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梁思成、林徽因两口子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很可惜，在梁从诫的记忆里，普通孩子非常容易就能获得的零食、玩具等，在他这里统统没有，他所熟悉的场景，就是跟着父母不断地在路上奔波，与此同时，他们的住所也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没有办法，谁让他出生在了战乱年代呢？
不仅如此，他跟姐姐梁再冰也难得见父母一面。一年365天，至少得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得自己照顾自己。
外界都盛赞父母才华横溢，但是，小小的梁从诫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父母能在家多陪陪他们。他们不知道，每当别的小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拉着小手，一起唱歌、跳舞的时候，他有多么羡慕他们！
不过，委屈归委屈，梁从诫并没有怨恨父母，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他开始喜欢上了建筑学。他也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像父母一样，做一个出色的建筑学家。
由于梁思成家住北京，因此，老北京城的四合院就成了幼时的梁从诫的鲜活的建筑学教材。
四合院，又被称为四合房，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样的院落四周都建有房屋，就像把院子紧紧围起来一样，其历史悠久，宜居性很强，深受人们喜爱。
通常来讲，它的建筑布局是这样的：
1.院门。四合院是四四方方的结构，可这并不代表着它的院门也要规规矩矩地开在正南边，四合院的院门普遍开在整座院落的东南角，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紫气东来”一说，院门开在什么地方，必须要有讲究，否则就会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此后的命运。建房子这么大的事，讨个好彩头总是要的。
2.房子。说起四合院的房子，那可就多了去了，过去，有钱人家总要彰显一下自己的地位，办法就是盖一座豪华气派的四合院，不消多少时日，几进几出的大院子就会拔地而起，为了防止自家的隐私被别人偷窥，院落主人还会在靠近大门的地方，专门设立一道照壁，一句话，关起门来，咱们各过各的；开了院门，还是各过各的，咱家的事，外人别想知道！
3.砖石铺地。过去的四合院，院子中央普遍是砖石墁地，为了美观，主人也会要求工匠将砖石摆成各式各样的图案。无数的孩子，就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院落里成长起来。
关于住房，谁住在什么地方，这里的讲究非常多，就拿一座普普通通的一进院落来说，进得院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那间坐北朝南、采光良好、通气舒适的正房，自然是归主人所有；东西两边建造的房子，被称作是厢房，一般是主人家的子孙们居住，一般来说，住在东厢房的人们，地位要比住在西厢房的人们要高；有时候，院子的东边或者是西边，也会修建一排排的住房，供家中的仆人们居住，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群房”，意思是，住在这里的是同一类人群，通俗易懂，而且好记。
假如院落比较多，那么院落最里边的房间，就是内人们居住的场所了。尤其是靠近院墙的房子，被叫做后罩房，这是主人的女儿居住的。由于过去女子的地位普遍要低于男子，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例外，所以，女孩子的房间自然也不会修建得多么高档，甚至连厢房的质量都比它们要好得多。
可见，旧时女子的命运是多么值得人同情的了。
为了增添生活气息，主人常常还会在院落中央及其四周，种植一些蔬菜瓜果，或者是高大飘逸的树木，比如，如果院落的主人喜欢梅花，那他大可以种植一束或者几束梅花在院子的各个角落，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在这个梅花怒放的时节，主人看着满院子红彤彤的喜人景象，心情自然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此时的他，想必也会应景吟诵一两首充满铮铮骨气的诗词吧！
喜欢吃点干果的人，也会在院子里种上几株枣树，当然了，无论种什么树种，松树和柏树是万万不能种植的。因为，松柏是坟头上才可以出现的，倘若院子里赫然出现一株松树，不仅别人会笑掉大牙，就是自己，来年的好运也会被这株树木荡涤得无影无踪的。
一眨眼的功夫，梁从诫就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这一年，他18岁。
有父母做出的榜样在先，梁从诫几乎都没怎么考虑，就认定清华大学将是他唯一要报考的学校，而父母一手创办起来的建筑系，也成为了他毕生事业发端的首选。
对于儿子的选择，梁思成、林徽因两口子很是高兴，他们全力支持他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
梁从诫很努力，按道理说，努力的人应该有好结果，但是，这次老天爷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仅仅两分之差，清华大学建筑系便从此与他无缘！
梁从诫傻眼了，这辈子的建筑梦想就这么着就破灭了。他不甘心，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不难，让他父亲找找关系，一句话的事嘛！
不好意思，如果是靠这样的方式上了清华大学，那梁从诫会觉得脸上无光的。民国时期的文人也许很穷，但是绝对不缺少自尊。在梁从诫心目当中，要考那就得靠真本事，不然的话，就考都别考！
幸运的是，与清华大学擦肩而过的他，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从此以后，中国建筑学界少了一位巨子，世界史学领域多了一位优秀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