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十年前，负笈美国，在中西部一个小镇念书。某日，在极度孤寂之下不禁步入一个小教堂。踏进教堂纯然是受悠扬的钟声所召唤。入到里边，所接触到的人既热情又和蔼可亲。刹那间，忧惚蕴藏在人世间的美与善，都在那神秘的氛围里显现了，过去那种身在异国，“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孑然感觉，一扫而光。此后，我更成了那座小教堂的常客。
那种良好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有一段时期，甚至为这种感觉而困惑。后来翻阅了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基督教的本质》，该书把人类与宗教的关系加以阐释，才恍然而悟。
费尔巴哈认为，人类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前者具有意识，在人的深层意义中，追求是“理性、爱、意志力”的完善性，这便是人类的“绝对本质”。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博爱，是“人将自己的理智本质即理性、意志、爱分裂出去的结果”，意思是，上帝是人格化的道德律令，爱心的体现。
费尔巴哈的说法有点艰涩，另一位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对上帝分析得较为透彻，他认为人对上帝（神）的依恋与孩子对父母的依恋，其心态是相一致的，儿童把母亲当作“一切生存的基础”，“他需要母亲包容一切的爱”，父亲则是“他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原则”（弗洛姆：《爱的艺术》）。
换言之，宗教既有母爱的包容的一面，又有父亲的教诲（道德的权威）的另一面，前者大抵是我的“良好感觉”的缘由。因为对一个在异国的过客，母爱的温暖和包容，犹如久旱获甘露。千家驹先生曾自称服膺马列主义，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于一九八九年却皈依佛门，除看破“红尘”之外，大抵亦因现实的冷酷，希冀从宗教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
西方的道德观念基本是来自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套索赞尼辛的话是“宗教情操”，索氏最近返俄罗斯并做了三个月的考察后，惊呼这种“宗教情操”（社会道德）的失落。
中国长年是一个儒释道融和的国家，儒家思想及其道德观更全贯穿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自从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之后，宗教信仰基本恢复了活动空间，但，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却未能建立起来。
大陆近年基督教发展迅速，信徒日众，从一九四九年的八十三万发展到今天的七百万，非官方统计更达六七千万人。基督教发展的强劲势头，对中国大陆社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陆基督教发展的状况和趋势，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本刊曾花了近一年多的时间策划、制作了相关专题，对上述问题做了较全面的评述。
查良镛先生月前赴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的荣衔，他在北大发表了以《我的中国历史观》为题的讲演，考察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并且指出：“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回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查先生这番话颇发人深省。查先生的讲演收入本期的《查良镛往北大》特辑。
在学界有“大才女”之称的林文月教授，著译等身，今年除了获得台湾“国家文艺奖”“翻译成就奖”，还荣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赏”，后者是奖掖林教授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她是第一个在日本获此殊荣的外国学者。本期刊载了金圣华博士对林文月教授的“访问记”，俾使读者可以一窥这位才貌双全的名学者的风范。
（原载1994年12月号《明报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