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这一期《明月》后，不禁深深透一口气。环视即将告别的办公室和透过窗棂放眼远处鲤鱼门口苍茫的海天，为之浮想联翩—
记得当年在纽约大学念书，“纽大”的一栋教学大楼，刚巧在《纽约时报》的毗邻。每天上学，从地铁站出来，我喜欢绕到四十三街的时报大厦流连一会，因为这是一份世界最享盛誉的报纸的所在地，驰名遐迩的时代广场亦以它来命名，自然有点仰之弥高之概。《时报》的地位及成就，至今恐怕没有一家华文报刊可以望其项背。
《纽约时报》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曾是我苦苦思索的问题。后来终于在著名报人、曾任《纽约时报》记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E.Salisbury）找到答案。他谈到《时报》早年的主持人奥克斯（Adolph S.Ochs）的成功管理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他信任某人，就不成天盯着他。”哈里森指出：“他尊重手下的人，也确实很少人辜负过他的托付。奥克斯先生的《时报》里没有投机者可以利用的旋转门。”正是奥克斯把原来影响极微的《时报》加以发展壮大。
我是一个幸运者，过去三十余年一直在文化圈打滚，虽然不一定碰到像奥克斯一模一样的老板，但遇到好的老板还是有的。如较早前主持一个出版社的编辑部时，遇到的第一个老板蓝真先生便是一例。四年前入“明报企业”编《明月》，创办人金庸也颇有奥克斯风范。在我编《明月》的四年中，期间换过一个老板，管理作风虽然不尽一样，从我个人的体验，对主管还是尊重的。印象最深的是，当坊间谣传新老板急于套现资金扩大投资，《明月》将遭转卖或停刊的命运，身为明报新董事长的于品海先生特地跑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明月》会继续办下去，他深知《明月》在“明报企业”的特殊作用。于先生为人热情，精力充沛，曾多次与我谈如何把《明月》办得更精益求精和如何充实内容、革新版面，其间意见不尽相同，譬如我坚持某些做法和保留大部分文化稿（除了个别他非要删的栏目），于先生事后似乎亦没意见。后来只是要求每月出版前要将“要目”交给他看，但实行一年多来，他并没要求我更改内容，这是实话。去年年底，承蒙于先生的错爱，在一次高层会议宣布我兼任明报出版社的总编辑，由于一直未解决人力问题，我予以婉谢了，此事亦不了了之，说明他也是个从善如流的人。
记得当初为了提高《明月》颇为低微的稿费及邀约高品质稿件，曾极力倡议《明月》招收广告（《明月》过去为了维持超脱商品社会的纯粹性及独立性，基本不要广告或不主动去招收广告的）。《明月》虽然提高稿费，但相对个别月刊杂志还是略为偏低的。令人感动的是，不少作者（不乏国际水准的大家）并不锱铢算计，乐于投稿支持这份在商业社会硕果仅存的文化杂志，不少重要的文章都交予本刊独家披载，这是本刊同人铭感于怀的。
后来因为《明月》承担的经费越来越沉重，零售价不得不从三年前每本十二元，分几次加到今天的三十元。这已是月刊杂志零售价较高的。在月刊杂志陷于低潮中，市场占有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加价后的《明月》保持销路稳定，读者人数不减反增，这可谓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首先要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明月》的读者，因大都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学者及专业人士，因此不仅仅止于读者，他们还是我们的严师。《明月》刊载的文章，甚至包括标题、编者按、错漏、误植、资料不确、偶有疏忽的地方，我们的读者会立即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并予指正。我们为有这样高品质的读者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特别值得珍惜的还有我们有一批愿意为文化事业献身的同事，说是献身并不为过，如去年退休的黄俊东兄，在《明月》工作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付出了青春的代价。由于人力有限，个别同事长年与我一样，每个周末照常返工。四年来，《明月》如果取得一些成绩，除作者、读者的关爱之外，与《明月》同事的同心同德、任劳任怨也是分不开的。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当我提出辞职的时候，“明报企业”的执行董事吴崇文先生亲自到我办公室。诚恳地请我担任出版社的“客座”，虽然我没有答应，但对他的好意，我是感激的。还有需要一提的是，《明报》总编辑董桥兄一直对《明月》予以关注，也谨在此一并致谢。
记得我在四年前的春季接掌《明月》主编的时候，在《编者的话》动情地写道：“春天，是播种的时候。”我衷心希望《明月》在新主编的领导下，取得更大的成绩！
傅聪去年在台北接受记者的访问时表示：“生命应放入学问才有意义”，我后来把这句话用作一九九四年《明报月刊》合订本的广告文字。这句话对时人不啻有发聩振聋的作用，我除了以此自勉外，并愿与广大读者和文友共勉。
（原载1995年3月号《明报月刊》）
